一阵“小苹果”的音乐在耳边响起，迷迷糊糊中的张国萍没瞅电话号码，习惯性地用右手按下接听键，左手顺势拉一下墙上的开关绳。“咔塔”随着清脆的一声响，房顶节能灯鬼魅一样幽幽的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放下手机，对着头顶裂了缝的预制板迷瞪了半天才从梦中走出。躺了一会感觉尿急，她急忙下床。弯腰从床下拉出一只塑料盆，整个人蹲上去。随着哗哗的响声，身体下面一股熟悉又难闻的气味飘进她的鼻子。糟糕！还有两天才到期的例假怎么提前了！
　　 一场酣畅淋漓的瞌睡被手机几十秒的时间击打的荡然无存。张国萍翻箱倒柜收拾完残局上床，看看桌子上的闹钟，四点三十分。上床钻进依然暖烘烘的被窝里，闭上眼睛努力回味刚才梦境中的画面，想着，想着，她偷偷乐了。她想起了梦里羞人的场景，急忙关上灯。她想再睡一会儿。然而，纵使她把数字从一数到一百，从一百数到一好几遍都无济于事。她干脆掀开被子，把燥热的身子从被窝里移出来，双手将被子拢在一起卷成一个筒状揽在怀里，下面的部分夹在两腿间，整个被子就像自己的丈夫被她紧紧的搂在怀里了。她把脸贴在被面上轻轻地摩梭。精致的缎子被面被粗糙的皮肤剐的沙沙地响。她打开鼻翼像一只训练有素的警犬，慢慢地在被子上嗅啊嗅，用心搜索丈夫曾经留在被子上咸咸的烟草味儿。自从丈夫走了，每当睡不着觉的时候，她就反反复复的重复着这个动作，她把怀里的被子当作出行的丈夫用双手双腿箍紧。二十年间，她和丈夫在这床被子里缠绵、缱绻了无数个消魂蚀骨的夜晚。昨天挖管沟的活干的她精疲力竭，晚上回家做饭的劲都没了，给小儿子泡碗方便面，自己吃点黄瓜、西红柿和馒头，爬上床就睡了。累了一天，这会儿反倒睡不着了。想想出门三年渺无音讯的丈夫，想想上大学的大儿子的学费，想想独自一人守家护院、年已古稀的婆婆，看看靠在自己身旁熟睡的小儿子，脑子里一团乱麻。
　　 想着这些破烦事，她拉开灯，索性坐起，头靠在放满了杂物的床头柜上，把枕头垫在纤细的腰下。纤细的腰身虽然失去了年少时的细腻、光滑，肚皮却依然紧绷绷的找不出多余的赘肉。两只曾经丰满现在已不怎么坚挺的乳房没有了文胸的衬托，两只乳头像两粒晒干的临泽小枣无精打采地镶嵌在肋条突出的胸脯上左右摇摆。她看着双乳笑笑，把乱糟糟的头发捋顺，盘起来绾成一个漂亮的髮髻，用橡皮筋绑好。
　　 绑好头发，双手顺着高高的鼻梁摸摸嘴巴，摸摸眼角周围那些年轮的小刀镌刻在脸上深一道、浅一道的皱纹，再仔细的拂一拂干裂粗糙的面孔。在这个临时租住的家里，除了自己、身上的被子、小儿子和几只简单的日常用品，再无他物。身边的小儿子沉沉的睡着，他的右手抱着耳朵，左手压在屁股下面，蜷缩着身体，睡的像个折翅的小鸟，看的让人揪心，让人心痛。瞅瞅眼前的一切，想想未知的将来，打工者张国萍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刚才的电话是同村的好姐妹、一同出来打工的陈姐打来的，昨天收工时说好今早五点半结伴而行，一起去开发区干昨天没挖完的那部分管沟。热心肠、急性子的陈姐怕一块来的哪一个万一起来晚了，接人的面包车等不住也塞不下晚到的人，所以早早的挨个把电话打过来了。可是让张国萍始料未及的是，不争气的例假提前来了。可能是昨天一天太累的缘故，也可能是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喝了生冷的凉水。总之，该死的大姨妈在不该来的时候它毫不留情的来了。
　　 等再一次被着急上学的小儿子从梦中叫醒时，已经快七点了，草草的收拾好，顺道把上四年级的小儿子送上公交车。在候车亭她掏出手机看看时间，才七点二十，马路上汽车排起的长龙已经把马路拥堵的令人窒息，混合着各种声音的大街和人行道上，嘈杂的一塌糊涂。十字路口交织穿梭着汽车、行人和自行车，一名身材娇小的女交警淹没在川流不息的车流里，头顶白色的蓓蕾帽像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镶嵌在十字中间的安全岛上左右摇摆。熙熙攘攘如蚁群一样急急忙忙寻找生命坐标的大人和背上书包求学的孩子，脚步匆匆一路前行。在对面绿灯亮起的几十秒种里，打工者张国萍加入到这个生死疲劳的队伍里，毫不犹豫的踏过斑马线，淹没到人流中，快步向“钓鱼台”走去。
　　 早上想好了，既然来例假了，就不如痛痛快快的休息一天，给小儿子和自己好好的做顿饭，慰劳一下自己和小儿子。可是，真正躺在床上时，这钱那钱，这费那费一沓子的费用像无数个蚂蚁钻进她的脑袋，毫不留情的蚀咬着她，搅得她心慌意乱，头痛欲裂。大儿子这个月的生活费明天就得打了，小儿子学习本来在班上算是拔尖的，可老师又让报一月三百块钱的补习班。房租、水电费，婆婆养命的药片、老家承包地里的化肥、种子、浇地时开闸放水就必须交的水费等杂七杂八的钱都有她的一副瘦弱的肩膀承担。
　　 想想这些闹心的事，想想没钱的困境，张国萍一分钟也躺不住了，围上风吹日晒已经变色发白的粉色头巾，腿上穿一件破旧的牛仔裤，上身套上从老保品市场买来的不太合身却属于这个城市主流色彩的工作服，提上装有茶杯的简易手袋，来到了钓鱼台。
　　
　　 所谓的“钓鱼台”，不是北京的国宾馆，更不是姜子牙和那些修身养性爱好垂钓者的露台。它是市政府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一片空旷的水泥地上搭建的“临时劳动力市场”。
　　 当时，城市里三三两两蹬三轮、搞装修和开农用车的人；还有那些农闲时想挣两个油盐酱醋钱；以及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活；还有想干一天活就拿一天工资的部分打工者聚集在这里，等待临时缺少小工的建筑工地、近郊菜农们点豆种瓜缺人手时的招募。这些人里，除了江浙的木工，四川的瓷砖工，陇南的瓦工，再就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本市远郊的人。在这个群体里，大多是四十到五十岁左右，身无一技之长，只能靠自己的肉体和汗水赚取微博收入的人。他们结伴或搭对，给十几层的高楼上背沙、搬砖，挖管沟打坑，埋电缆、架光纤。哪里有累活，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每天，他们早早的来到这里，一字儿排开，站在汽车站附近的马路两旁。他们从最初的十几个男人，几年后发酵成了继续茁壮成长的男女混杂的庞大队伍。他们站在那里，像等待即将点名出征的士兵。就近的两三个女人交头接耳，说着儿子、儿媳、孙子或者公婆；偶尔，搜罗出两条道听途说的张家的狗咬了李家的猫等等一些花边新闻，嘴巴贴在耳朵上窃窃私语。男人们有的站在马路旁，有的坐在树荫或墙根下，冬天坐在超市门前暖暖的阳光里，忙里偷闲，响亮的甩着扑克牌“斗地主”“扎金花”，一堆毛票你来我往在破旧的扑克中间穿梭。这些人在快乐、忧愁与愉悦中等待。他们把一天里耐心的等待戏谐为“钓鱼”，就像坐在河边的垂钓者，把挂上鱼饵的鱼钩放在河水里，坐在河沿上，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久而久之，在汽车站附近，“钓鱼台”便形成了这个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双脚踏进市场，可能是来晚的缘故，张国萍从远处就看见今天钓鱼队伍比平时大了许多，拥挤的人群把宽敞的马路都塞成了一条缝。好像老家的“四月八”庙会，十里长街被黑压压的人群罩着，高峰时举步维艰。到了跟前，她又感觉到今天“钓鱼台”上气氛似乎有点异样。原来两一堆、三一伙的钓鱼格局，变成了男男女女几十个人围在一起的三大派，远处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孤零零的站着，他们扽长脖子，焦急中望眼欲穿。
　　 今天是个好天气，随着太阳的一点点升起，钓鱼队伍不断在扩大。七点四十，张国萍看看手机。这时着急的人群开始骚动了。个个拔剑弩张，你搡我挤往马路牙上靠。其中几个人已经不顾马路上的汽车，走下马路牙子，站在了马路中间。他们旁若无人，任其一辆辆汽车嘶鸣着喇叭，慢慢从他们身旁滑过，不管司机从窗户里探出头，骂骂咧咧，他们只是挪挪脚步。骑自行车和电瓶车的上班族向他们投去鄙夷的目光，他们视若惘闻，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张国萍今天来晚了，看着站在马路上，不顾交通规则，有恃无恐，在肆无忌惮中被人唾弃的同伴，自己的脸都红了。
　　 她硬着头皮走过去，走在人群跟前，她犹豫着，不知道进人哪一家的队伍？她平时的伙伴和陈姐早没了踪影。
　　
　　 刚有钓鱼台雏形的那会儿，高速发达的房地产和飞速发展的大型国企里紧张的用工荒把进城务工的人四分五裂的瓜分了，钓鱼台上只有几个数得着的蹬上三轮搞装修的的人。如今，钓鱼台人满为患。在这里，大多数人虽为同乡，却而弥我诈，勾心斗角，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信赖，被金钱击打得一无所有。他们被黑心的老板骗过，他们也联合起来毫不羞怯的做假骗过一两回视金钱如生命的老板。在这里，钓鱼者和钓鱼者之间，联合起来坚如磐石，牢牢抱成团，分工明确，精细作业，通过各种渠道把利益争取到手。松散时则为一份像样点的体力活，争得你死我活，甚至同乡反目。
　　 这时，眼熟的人逐个向张国萍打招呼，有的人点头，有的人咧嘴一笑，有的人说声：来了。她答声：来了。算是打过了招呼。
　　 绕过人群，张国萍孤零零地站在一个超市门前的台阶上，环顾着四周，她在人群里寻找曾经的搭档和熟悉的面孔。
　　 在这个庞大的队伍里，好多人都是张国萍的同学和乡邻，还有一部份人在几天中来来去去钓鱼的过程中也已经很眼熟了，没有正儿八经说过话、见面只是点点头、打打招呼而已。今天她不想加入他们任何一家的行列，她看着他们为了争得一份活的无所顾忌，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看着他们熟人之间撕破脸皮自相残杀的情景，她的心里哇凉哇凉的。只好一个人站在一边。还有今天身体的特殊情况。她想静悄悄的等待一份属于她自己或者两三个人能撑的起的比较轻松点的活。
　　
　　 一辆外表被尘土包裹着分不清本色的面包车打着喇叭，从远处慢慢的靠向人群，车未停稳，“呼啦”一下，面包车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三个车门被着急的人打开，男人女人纷纷的拚着命向车里挤。那架势，仿佛停靠在站台上春运的火车，门口挤满了着急回家过年的人。此时，停下来的面包车摇摇晃晃，像一个醉汉东倒西歪。街上一长串被他们不顾一切逼停下来的汽车，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喇叭声。
　　 几十秒钟，“砰，砰，砰”三个敞开的车门几乎同时关闭，装满打工者的车向很远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去了。
　　 超载的面包车里不知装了多少人？马路呼啦一下就宽敞了，刚才还在着急打喇叭排成长龙的汽车一辆接一辆慢慢往前蠕动，台阶上空荡了许多。原来二三十人的一个队伍，眨眼剩下了六七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和三个男人。
　　 一辆又一辆的汽车，一个接一个的摩托车在人群里穿梭，女人叽叽喳喳，男人扯着嗓子，他们跟老板讨价还价。十点左右，几百人的钓鱼台，陆续的被用工者带走了，有的去了冶炼厂，有的去了附近的农村，更多的则去了搅拌机轰鸣的建筑工地。两个多小时，庞大的三只队伍加起来只剩下苦苦期盼那份艰辛中能够支撑起整个家庭生活的几十几个人，其中大多数还是年过五十岁的女人。
　　 张国萍等不来活，她只能站在原地，看着越来越少的自己的同行；看着匆匆的行人；看着远处空地上优雅的歌声里翩翩起舞的大妈大嫂们，她百感交集。都是人，而且都是女人，命运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哎！命该如此。她感慨！当初，要是自己把心气放低一点点，听听父母的劝，随便考个中专，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心气高的她复读到高六了，也没能跨进大学的校门。
　　 不管怎么样，日子总的想办法好好过。她在心里默默地想的始终是这句话。
　　
　　 张国萍呆呆地看着舞者，看着满街接踵而至、飞驰而过的汽车；看着马路两旁遮天蔽日、树叶儿稠密得透不进阳光的槐树上那些梭梭吊吊、素洁的像仙女一样的槐树花儿；看着晨练者；看着小狗身上穿着花衣、打扮时尚的牵狗女人。她在欣赏与嫉妒中默默地坚守、期盼；等待这一天自己能够遇上一个用工者。
　　 脚麻了，可能是站久的缘故，她单腿跳跃着往前走了走，手扶一辆自行车，抬起发麻的右脚来回摔打着。这时一辆摩托车停在她的身旁。车上下来三十岁左右的一男一女，她顾不上还在发麻的脚，放下腿，趔趄着身体，单腿跳跃着蹦过去一打听，原来是近郊的小两口，要找三个点西瓜种子的人。她正准备开口问价的时候，呼啦一下，小两口被六七个人包围住了，有两个女人已经骑在了摩托车的后架上。几个人把小两口连搡带撰拉到了另一边。硬是把张国萍挤在了人群外面。看看这个气势汹汹的架势，张国萍只好退回来，偷偷剜一眼人群的背影，继续等待下一个用工的人。
　　 抬头看看车站钟楼上永远停留在三点十八分的大钟，再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十一点十五。张国萍数一数，钓鱼台还剩下有数的九个人，一会儿，两男一女被一个工地上缺少小工的包工头用皮卡车带走了，其他人在焦急中来回走动。张国萍和对面一个女人相隔二十几米站着，相互望望。又继续等待、在人群里搜索，搜寻属于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