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无意间翻起了相册，一张相片映入了我的眼里，那是我的小学生时代只照过一张相，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这张相是父亲和我、我哥三个人的合影。
　　 照片中我和哥哥上身都穿着海蓝背心，我穿条蓝色布裤子，哥哥穿条米黄色布裤子，我们俩分别站在父亲的两侧。父亲穿着白衬衫、灰裤子，坐在我们哥俩中间的一把椅子上。那年我十一岁，长得很瘦弱，站着还没父亲坐着高呢。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照片，我的思绪不由地回到了那个时候……
　　 记得当时母亲跟我讲过，说父亲最近总是睡不好觉上火牙疼，我不大懂母亲说这话的意思，只是一听而过了。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见父亲的左腮帮肿得好高，紫红紫红的，我不禁皱着眉头问道：“爸，你的牙一定很疼吧？”
　　 父亲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不是很疼，没事的，你歇会儿写作业吧。”父亲接过我肩上的书包放到炕上。
　　 那些年我家住在沈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在一家国营仓库上班，母亲在区上的一家木器厂当工人，我的姐姐和哥哥在公社中学读书，我在上小学，全家人属于吃着供应粮的“非农户”。
　　 “爸爸，我放学回来的时候听着家属院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筒子在广播，说今年的中学毕业生要下乡插队去。”我仰头看着父亲说。
　　 “是啊，看来你姐姐毕业要下乡啦！”父亲若有所思地回答着我。
　　 我虽小，但从父亲的语气中我明显感觉到父亲对即将下乡插队的姐姐依依不舍。毕竟姐姐刚刚十九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在姐姐下乡前的一段时间里，父亲经常买些猪肉回来，家里的饭桌上就多了个肉菜。
　　 以后的日子，母亲在为姐姐准备下乡时穿的衣裳，父亲忙着从银行取出他和母亲平日里口挪肚攒省下来的钱，他打算要给姐姐买块手表。手表，这在当时可是令人羡慕的家庭“四大件”之一，一般普通家庭很难买得起的。
　　 记得一个炎热的下午，父亲领着我来到镇上的矿区百货商店，花了一百二十块钱给姐姐买了一块“北京牌”手表。一百二十块钱，对我们这个普通人家来讲可是不小的数字啊！
　　 父亲跟我说：“你姐姐到农村后每天要下地出工，没有手表看时间这怎么行？”听了父亲的话，一股暖流瞬时涌遍我的全身。
　　 不久父亲的单位给每个有下乡插队子女的家庭送来了一个木箱，箱子的正面用红铅油写着两行字：“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练红心。”父亲用湿抹布把箱子里外擦个干净，然后和母亲一起把姐姐下乡带的东西装到里面。
　　 那天傍晚母亲炒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吃饭，很少喝酒的父亲喝了两杯白酒，父亲仰着红红的脸，对姐姐不断重复着几句话：“到了乡下多向老贫农学习，别耽误工，注意身体。家里有我和你妈呢，不要挂念。”
　　 听着父亲的话，母亲和姐姐都默默地掉下了眼泪。我和哥哥低着头，眼圈湿润了。父亲放下酒杯，告诉我们不要哭，我抬头再看父亲时，他的眼里已盈满了泪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这是我的那个坚强的父亲吗？我在心里问着自己。
　　 以前听母亲说过，父亲虽然为人本分，不显山不漏水，但他骨子里有一股犟劲儿，在困难面前从未低过头流过泪。父亲是抗战结束时参加的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和母亲刚结婚那会儿，母亲没收入生活窘迫，父亲就领着母亲到离家十几里地远的草甸子开荒种地贴补家里。
　　 不久，姐姐下乡插队的日子到了，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那天早上，父亲和母亲抬着姐姐下乡用的那个箱子来到家属院的大道上。父亲单位的工人把箱子抬到事先等在这里的大汽车上，在一片敲锣打鼓的喧闹声中，父亲和母亲坐上大解放送姐姐下乡插队去了。
　　 姐姐下乡走了以后，父亲和母亲整天没着没落的。
　　 有一天我在家里写作业，母亲跟我说：“你爸最近牙疼得厉害，可能上火了。”我清楚，这是父亲惦念着乡下的姐姐。姐姐下乡半个多月了，一直没有音信。
　　 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告诉我们小哥俩：“明天爸爸休息，我领你们去沈阳玩儿玩儿吧！”
　　 “好啊！”我俩异口同声地回道。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们哥俩来到沈阳。父亲领我们首先来到中山公园，我们徜徉在公园里的老虎笼、猴山和长颈鹿栅栏等动物园前，高兴地看着各种动物。父亲给我们买来了乡下吃不到的冰果，我和哥哥尽情地吃着，满脸的喜悦。
　　 下午父亲领我们来到沈阳太原街生生照相馆，父亲和我们哥俩照了一张我小学生时代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父亲和我们哥俩唯一的一张合影。
　　 现在这张照片已经发黄了，但照片上父亲的表情却清晰可见。照片中，父亲表情凝重，似有所思。
　　 后来，我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母亲告诉我，一九七四年的八月十日，是我姐姐十九岁的生日。
　　 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父亲是想念姐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