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小赵家屯，看到屯西靠近柳家中学的一户人家，常常想起当年下放农村插队的老韩家，他们曾经在这里居住了近十年。
　　 他们家的遭遇，反映了时代和历史的鲜明特点。早年在沈阳工作，城市户口，工人家庭，生活安康；1970年3月，辗转下放农村，进入了艰苦的种地生活；到七十年代末期，韩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先后招工和考学离开农村，全家又随后落实政策回到沈阳，全屯是无比羡慕的；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国企倒闭，曾经工作稳定的韩家孩子们又面临了二次的择业，生活水准和幸福指数又下降了一些。到后来，慢慢地调整和适应。
　　 大时代的洪流，人在其中是身不由己的，只能适应并且择机发展。
　　 具体的时间经纬，1970年，韩文贵一家六口，夫妻两个，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因为韩文贵有历史问题，伪满时给日本人当过翻译，所以全家下放到农村，北镇县柳家公社柳东大队第七生产小队，即我们的小赵家窝棚。韩文贵的“退职”手续是在当年的2月份办理。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开始，他一直做汽车修理工人。此后韩文贵告别了公职，成为一名农民，他们全家也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下放户。
　　 屯里人们在谈起这些下放户时，往往以“五七战士”或“走五七”称代，这时他们都要强调：他们是下放户，不是“走五七”。他们一家下乡前，舆论高调宣传了很长时间，韩文贵一家就成为他们那个社区第一批下放户。下放那天，到生产队报名，说的沈阳口音，生产队长没听清他自报的姓名，把韩文贵听成了韩猛灌。农村人对喝大酒和猛灌酒是容易联想到一起的。从此，这个外号就传开了，真名反倒很少有人叫了。叫他外号，韩文贵也痛快答应，从不反感。给人的印象老实厚道，从不说东道西，只是规规矩矩地干活。
　　 韩文贵虽然有点历史问题，但是屯里都没有当回事，也没有人歧视和欺负他家。这方面，或许因为柳家公社的偏僻，是政治遗忘的角落；或许因为柳东大队和小赵家屯的人们憨厚善良，对外来落户的城里人报以同情宽容，甚至高看一眼，对所谓的历史问题并不在乎。韩文贵积极下地干活，并且什么活都能干得不错，人们都说看他那样干活不外行，像个好把式。据分析，韩文贵在沈阳时，是汽车修理工人，对汽车行业是明白人，也属于劳动人民出身。那时柳东大队成立砖窑场，有一次给砖窑送煤的汽车，出了故障，司机也修不好。人们想起了韩文贵，请他过去，他到那里就鼓捣好了。人们知道他懂得日语，曾经和日本人打过交道，就是这点，把这个技术工人弄成了下放户。可能他懂得日语，只是一点皮毛。如果为此连累全家，则实属冤枉。
　　 老韩家与我家及我外祖父家走动很多。父亲虽然在大队工作，但为人公道正派，厚道包容，不像干部们普遍排斥这种类似黑五类的城里人。韩文贵一家跟我外祖父家最要好。他家来时，国家给点补助，生产队帮助盖的房子。那时买盖房木头还是家父带人去的。像屯里早先搬来的马大军一家一样，是国家出一份钱，个人再拿点。韩文贵的大儿子韩德新有文化，有能力，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本溪钢铁学校。那时考上大学的很少。韩家的大女儿叫韩春梅，常常到我们外祖父母家帮忙，尤其是在过年前后，去帮助切酸菜，准备年货。1978年招工，她去了锦州，安排在女儿河纺织厂，并在那里结婚生女。韩家的二女儿叫韩春丽，1979年随父母一起回城了。
　　 韩家的小儿子韩德裕，是我家三哥的小学同学，因为他爸叫韩猛灌，同学们就给他送个外号“罐头瓶子”，常常到我家来玩。1979年，老韩家落实政策，韩德裕来向我三哥告别，我们兄弟几人急忙送行。这轻轻的告别，竟然是三十多年的分别，至今未能见到。
　　 直到今年五月，我经过多方联系，辗转打听到了韩德裕的电话，这也是他离开小屯三十九年后的事情了，我们都已经从懵懂少年步入中年。韩德裕告诉我：“几十年来，非常想念，但未能回去过小赵家屯。多年来，也想回去，但是交通不方便。大哥韩德新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那时，去的最多的就是你们家和你姥爷家。”
　　 他的父亲韩文贵2010年去世，享年88岁，母亲在2007年过世。
　　 这就是大时代中的下放户老韩家的历史。祝福他们兄弟姊妹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