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命运，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我春风得意过，也在底层彷徨挣扎过，我失去了一些虚伪的朋友也获得了许多真挚的友谊。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唯有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有资格大声地说：我在这个世界真实地生活过！
　　 ——题记
　　
　　 一、
　　 一九七零年六月初，我们珠湖三团和芙蓉二团各五十人，上调到工厂—景德镇兵团二十三团。不想，在这里一呆就是三十年。三十年来有欢笑有感动，有辛酸有泪水，总之，我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里，我的人生也因这片土地的洗礼而变得多姿多彩。感谢你，景德镇，我的第二故乡；感谢你，印机，我一生的情结。
　　 二十三团原来是叫新生机械厂，和珠湖农场一样是个劳改单位，在组建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时成为兵团建制，编为二十三团。在我们来之前已有了几百个南昌学生分到了这里，我们的到来受到了他们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厂领导，记得最清楚的是后勤处处长丁希朗，一个总喜欢发出爽朗笑声的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把我们请进了二楼厂大会议室，然后叫人从制冰室拿来了冰棒冰水招待我们。管我们吃了个够，显示了工厂工人阶级独有的优势。
　　 那时讲究政治挂帅，办各类学习班成了全民运动，学习马列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学习的内容几乎千遍一律。即马列的六本书：《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至于为什么要学这六本书，后来在梳理文革资料时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一番考究，主要是为文革，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找到理论根据。我们刚进工厂的首要任务当然也是办学习班。我们两个农场上来的一百来人和比我们稍早几天到达的上海五十名知青一起集中住宿集中学习。记不得当时是谁负责管理我们，估计是郑（继秋）参谋，因为他是司令部的又跟我们接触最多。只记得是把我们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围着一张桌子学习讨论。那时年龄小的不过十七八，大的刚二十出头，这六本书对于即使从事专业马列理论研究的人来说也是比较深奥的课程，何况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孩子。当然上面也不指望能学到咋样，只不过是走一下形式罢了。而且人手有一份标准答案，你只要把这些答案背下来就可以在考试中过关。但从此我们也落下了一个对形式主义见怪不怪的病根，原来做学问是可以这样偷懒的。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也成了很多人成功进阶的捷径。在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学习这六本书还要有资格的，像厂里的一些“地富反坏右”和刑满留厂就业人员是不可以参加学的。有了这些假想敌，我们也就有了一股力争向上的动力。
　　 经常是这样，手里拿着两分钱一个的馒头在啃，身上的衣服已经破旧得不行，也没有条件添置（因为钱和布票两样缺一不可）却又有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剥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伟大宏愿。因为我们通过学习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那时，我们经常会被教导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目标，我们为能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而庆幸。盼望着“物质涌流、按需分配”的美好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到来。
　　 办学习班期间，没事的时候也会在去厂里各处溜达。有一天竟然发现这附近还有一条河，于是兴致大增。当即约好一个女伴，下午学习结束后，带上换洗衣服便朝那诱人的河水急速奔去。也许有人会问，你们不是刚从珠湖水乡过来吗？是的，我们曾经呆过的珠湖农场那里有浩渺的鄱阳湖算得上是一个水乡泽国，但水里有钉螺，有血吸虫，连队是不准我们下去的。之所以这么喜欢水，是因为文革开始那年红司令以73岁高龄再一次畅游长江的举动鼓舞着全国亿万有志青年，“以领袖为榜样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成了我们重塑斗志的动力。于是我们就成了南昌下沙窝的常客。可惜正学在兴头上时便“四个面向”了。现在有了这片水域怎能不激动不令人向往？我们绕到家属区平房的后面，就是后来印机小学的位置（一个不宜下水的地方），来到河边。河水表面上看起来很清澈，能一眼望到底。涉世不深的我们不知道有时候看起来平静的表面却往往暗藏着汹涌。我们来不及作过多的思索，把东西往旁边一放就下水了。女伴只是在河边洗澡，我却不顾一切“极目楚天舒”地仰着游向了远处，等我想站起来时已经打不到底了，只有水草和烂泥在脚边飘浮。我不知到了哪里。“大概就要这样死去了。”心里这样想着，但又觉得有点遗憾，没看到共产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又拼命地挣扎，把头伸出外面来呼气同时也喊一声“救命！”但是有什么用呢？声音小得像蚊子，不会有谁听到的。再说，我们下水的地方除我们两人外再没有看到其他人。“也许等力气用完了，我就要沉入水底随水飘去了。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很好。”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突然似有天兵天将下来，我的胳膊被人架住了，很快就上了岸。我就这样在鬼门关被阎罗王挡了一下，又回来了。因为那时游泳还没有穿泳衣的讲究，我觉得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狼狈，没敢看救我的人是谁，只从眼角的余光里认出好像是李宁，因为他的特征比较明显，白胖白胖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睛。我还知道他是从芙蓉二团来的。若干年后才知道同时下水救我的除了李宁外，还有郭海燕（鸭子）和肖文瑞（肖子）。这是天意，否则怎么那么巧，他们在桥的那一边（那里才是安全下水的地方）游泳，会正好选择在那个时辰上岸，走在桥上时又正好是我伸出头来喊救命的刹那。如果不是这两个条件正好重叠在一起，后面的一切就不存在了。
　　
　　 二、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在，肯定是要引起一番轰动，也一定会发一个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以起警示作用，这三个人也是会受到通报表扬的，这是社会的进步。但那时却没当一回事，只是郑参谋来大宿舍里看了我。学习班结束分配工种时他把我留在了机关。说到这，有人肯定会认为我这是因祸得福。对于这些我当时根本是不领情的，我不想呆在机关，我这个人书卷气很足，总是认为车间“轰轰烈烈、挥汗如雨”的生活才是锻炼人的地方。郑参谋那时在厂里是遭到很多人唾骂的，因为他的随便，因为他不善于豪言壮语。我开始也是很瞧不起他的，总觉得他有点婆婆妈妈，哪像一个男子汉更别说军人了。经常会拿他当笑柄来活跃一下气氛。读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接触久了才知道这是一个社会阅历非常丰富、办事极细心、喜欢实实在在帮人的人。学习班期间，有一次我看到办公大楼门口值班室有一部老式的摇手柄电话。我就试着去打一下，摇了半天也不通。这时郑参谋来了，问我打哪里？我说打给某某厂的一个朋友。他说，你等等，说着就蹭蹭蹭往楼上跑，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他去干什么。不一会儿，电话通了，原来他到总机那里去亲自帮我插上了外线。他后来还当了我的红娘，而且一次不行还来第二次，真亏了他有那份热心肠。
　　 在机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隋处长（隋志林），一个很好玩的人。有一次他到我家里去，我妈问他你是谁呀，他说，我就是“隋”。我的胃病发作了，他教了我一个偏方，叫我用猪油加白糖拌黑芝麻吃，不仅治好了我的胃病，也治好了我的“少年白”，于是与黑芝麻结了一生的缘；洪干事（洪耀东），一条真汉子，过年时我们在食堂加了餐后还把我们这些机关小青年请到家里又重聚了一下，让我们在外地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孙参谋长，每次到南昌出差，都要问我“小许，要带什么吗？”然后会帮我把要带的东西带回南昌，又从家里带来我要的物品。他从上饶家里带了点什么好菜来，总是叫上我们一起去享受，他的菜厨子我们也是可以随意打开的。最最忘不了的当然是王主任（王瑞国），他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不仅生活上教会了我许多，而且总是轻言细语地和我长谈，为了给我加点压力，由他着手成立了一个厂妇女委员会，委员除我之外，还有辛小平、罗冬珍、刘勇、胡盛兰、赵宝珍、喻年秀等十三人。可我还总是嫌他啰嗦，躲着他。现在想起来他是盼望我能成长为一棵大树啊。这些能让我受用一生的温情在今后几十年的人生风雨中给了我多大的慰籍和动力啊。感到遗憾的是，在他们（包括李政委）离开这个世界时候，我都没能在他们身边，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因在外地没赶回来。多想在有生之年找个机会到他们的坟前去烧一炷香，磕一个长头啊。
　　 调到机关开始在电话室，后又调广播室。广播室属于政治处管，这样我就遇到了我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人——邹祖贵。
　　 在军代表撤走后，邹成了政治处的领导。邹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非凡的亲和力。在当时的中层干部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每次政治处开会和学习我们都可以享受他极有感染力的发言。他思路敏捷、口齿清楚，既能打开人家的脑洞又不一言堂，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比如我向他建议说，广播室是不是可以像中央广播电台那样搞两个人，这样就需要添加一个男广播员。他说可以呀，你去物色一个，看看谁行。我说我已经看好一个了。他问谁，我说六车间的舒伟清。我也是他们车间在我们广播室搞了一次现场集体发言时发现的。他说那就叫来试试。一试果然效果很好。那时我们的广播不仅厂里，就是在附近的兄弟单位如：602所、三六厂、昌河，九九厂也是很有影响的。我们也和这些单位的许多年轻人成了朋友，有时，会由我们厂牵头，三八妇女节或五四青年节组织大家在一起联欢。那流淌的歌声那欢乐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除了广播之外，遇到中央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我们还要下到车间和他们一起学习讨论，去得最多的是三车间，这也是我和三车间的人员要熟一点的原因。因为妇委会，除了平时有些活动外还要经常组稿出刊，每天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就在大家都非常看好我的时候，我因为受了一些委屈，主要是不愿意无端地任人颁布，我向邹提出要离开机关。我没有跟他说明原因，他认为我是一时耍小孩子脾气，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很久没有给我答复。但我是认真的，他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我不肯说。我认为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其实这是因为我太不了解我们这个社会，在人们的世俗眼光里，人只能上不能下，我下去了而且像有些人讲的又没带什么职务，便以为我是犯错误了。以致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而在后来的派性斗争中，又因为我曾在政治处呆过把我划入了书记那条线上。这样在“厂长负责制”的年代我们就被打入了另册，不要讲有什么好事会轮到我们，就是应该得的一份他们也会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刁难。仅举几例，比如说两个40%加工资再加上2%，两个人应该有五次机会，可我们只享受了一次，就是这一次也很悬。因为要文化考试，通知下来时我正在坐月子。很多人认为这下我一定是没戏了。考试内容为文革前的初高中课本，而我只是个67届的初中生，课本也有十多年没摸过了。可那时加工资是有着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要不是考出了一个好成绩，那就注定要被人算计的。而有的人因为送了礼一个人就独享了两次。又比如说分房，书记根据我先生对厂里的贡献（设计出了烫金机，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使处于低迷的工厂焕发了生机）和下面的呼声力主给他加10分。厂长表面上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在分房条例上做文章，规定分数高的要从一楼排起。一楼地势低洼，凡涨水就会被淹。后来我们还是没有住进去，没有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又比如学校在石袁凤当校长期间想把我提为教导主任（其实这是一个根本就不算什么的职位）把名单报到厂里去批，Z厂长说，你只报一个人，我怎么批呀。石老师只好加了一个报上去，结果批了那位老师。这都让我们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处境。无奈中我们提出要求调走他们说我们属于科技人员不能放，但留下来又什么都不是。我的身边有了许多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审视人的标准不是看个人的能力表现，而是看你有没有背景。为了个人的得失他们甚至会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小人成了领导的座上宾。一时、请客、送礼之风日益见长。我的性格注定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自认为自己从小到大是那么优秀，现在竟然落到这样一个地步。我陷入了迷茫、孤独和不解之中。这时我已有两个孩子，工作的繁忙、家务的拖累、思想的焦虑和不安导致我的身体状况不断，先是得了甲肝住进了医院，后又因为脊柱的原因导致颈椎僵硬，头不能转动；坐要先两个手撑着凳子再慢慢把身子放下去，然后两个手还要架高以便可以让身体靠在椅背上；上楼梯要两步一歇，一回到家里便要躺下来。将近一米七的个子体重只有一百来斤，我的人生和健康都跌入了谷底。那时我才三十来岁啊。
　　 生存还是毁灭？我面临着抉择。
　　
　　 三、
　　 既然在周围找不到知音，那就把目光投向远方吧。
　　 在十分艰难的困境中，我参加了当时由年发行量120万份的《山西青年》刊物创办的面向全国招生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刊授大学”，它以全日制大学中文系教材为教学内容，以定期发行杂志为主要教学手段，同时通过出版不定期的《习作与指导》和出版辅导材料来指导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学制也是四年。然后以此为基础又参加了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使自己忙碌了起来，我知道，唯有自身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罗曼罗兰，贝多芬，但丁，莫扎特、威尔第、米开朗基罗……，这些倔强的生命给我以极大的鼓舞。我的痛苦在他们面前被稀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