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己不堪忧”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诗，作为人类文明的原型，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序幕，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存在，其不是物质，却是物质的升华；其不是粮食，却拥有人精神的满足。诗，淳朴且纯粹，斑斓着色彩，涵着情感，闪耀着思想，代表着人类文明最初的光荣。
　　 诗，文词精妙，言志亦缘缘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自从其被创造出来以后，便拥有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力，表现出远超作者愿景的丰富意蕴，在给读者带来审美感受的同时，也启悟并感动着人内心的应音，在创造一个精妙宏奇世界的同时，亦为众多的思情感心提供一个无涯的倾泻之所。
　　 关于古诗，我们很有必要对中国古典诗歌作全新客观的思考，“古诗”该如何定义？作为一个词其曾经用来特指《诗经》中的诗篇，历史之水流到现在，一些人则以唐及之后的绝句律诗来统替。虽然古诗作为一组有特点的作品已为人所共知，但直到如今，还在诗歌文化史中依旧没有获得一个特定的位置，时下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古诗”而已。而我们也往往喜欢用年代的先后顺序来思考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寻找其发展的连续性，但在古典诗歌形成的传统时期，个人认为某些特定的早期的文本应该尤其引起注意（如《昭明文选》收录的十九首经典古诗，其中有十五首在《昭明文选》收录以前其广泛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已经得到了前期历史社会的普遍认可），钟嵘在其《诗品》序中也着重申述了“古诗”作者不确定的看法。
　　 绕过先秦光阴，当时光之流流至汉武帝时，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思想禁锢达三百年之久，促使汉代文人将大部分精力没完没了地用来注释儒家经典，真正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聚集了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下层文人，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曹操之诗虽都沿用乐府旧题，但其内容却是全新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突破，曹诗慷慨悲壮，思想激昂，朗健的风格震铄古今，前无古人后感来者，以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使后来无数英雄志士为之倾倒若狂，涤荡着天下英雄的心。沈德潜在其《古诗源》中评价曹操曰：“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曹操这种重视反映现实生活，不受旧曲古辞束缚的新作风，大大推进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扬，其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特质，使得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其非凡的气度和胸襟理应获得后人的肯定和效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对建安文学的开创之功无疑是卓越的，那敢于冲破束缚，打破传统的精神尤其值得后世推崇和学习。
　　 诗有诗魂，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彩，作为一种超越于时空的存在，拥有存在和非存在两重性的抽象，本质上的对立和谐于分散游离中获得存在的统一。
　　 当历史的钟声敲到魏晋，诗歌的发展又有了一个极重要的表现，当时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时人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注重人我心性的舒展及对自然的亲近热爱，促使审美领域不断扩大，日常生活和自然常物纷纷进入诗的世界。在玄思，佛理的配合下呈现另一番艺术的美境，玄言诗、山水诗、叙事诗叠涌而出，人的自我心性第一次获得了空前的解放。
　　 时间走到齐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新体诗的方兴未艾之时，时下的诗人们讲究对偶、平仄，是诗歌从自由的古体逐渐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过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回避不了的人物---沈约。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封侯拜相，作为一著名的声律学家，沈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著《四声谱》倡“四声八病”之说（四声：平、上、去、入；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作为一名官僚和宫廷诗人的代表认为诗是贵族的，就应该脱离百姓（且合了时下一些人的自我‘假清高’）。客观地说，沈约对于增加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效果，促进中国诗坛涌现”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成了由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但由于要求十分苛刻，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弊病，死板，有虚形无实骨，但回顾他在诗歌艺术里的实践，公平客观地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无可否认，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从自然艺术的产物‘古体’诗开始走向认为艺术的‘近体诗’，是人为艺术发展里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点。律、绝发展到明清两朝及至当代，形成了诗歌创作只求形式，不讲内容的靡靡之风！其实在格律之肇端，便遇到了很强烈的反对。首先《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就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殷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嫣；意气骏爽，则文风清嫣。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振彩先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则刚健既实，辉光及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文心雕龙·风骨》。声律出于诗人追求声音谐和的本能，并非出于自觉，沈约对诗歌有其特殊的动机，其对待古诗关注的主要是声律问题，轻内容忽视自然心性，而重形式，这与他所处的环境及个人品德有关（立三朝而不倒，死时被封为具有贬义的‘隐侯’可观）。“无名古诗”遭到了沈约的无视，但在刘勰那里却获得了经典的地位，被视为“五言之冠冕”。
　　 其次，钟嵘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沈约的主张：“王元长创其首，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序》。诗的格律本身也就是求音乐美，在诗歌中适当地运用声律法则，有意识地追求声律协调，在不伤风骨的前提下，肯定是有所补益的，沈约在对建安到其个人所处时代诗歌史的叙述中对阮籍和嵇康闭口不提，而与其同期的大诗人江淹却专门写诗模仿阮籍嵇康，加之被其忽略的陶渊明（猜可能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诗在声律和修辞方面沈考察之觉得不值得一提）就是在沈约眼里不值得一提的阮籍，陶渊明分别在钟嵘、昭明太子萧统那里被提升到了上等品级。钟、萧所看重的大概是他们诗中的人格和内容，而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沈约代表了宫廷诗歌的传统虚雅，而作为皇族（太子）的萧统在其所编的《文选》里选择文本是为了代表最高的文学成就，可见太子是一个对“真美”情有独钟的人。对于‘汉乐府’的无名古诗，钟嵘也是赞不绝口，将其列于上品之首。
　　 自沈约‘声律说’以来，梁陈的诗人们排比声韵，约句准篇，成为一时风气，诚如明代许学夷所说：“声渐入律，语渐绮糜，而古声渐亡矣！”《诗源辩体》。隋变而到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立志扫荡诗坛积秽，使诗歌具有生气，时人有不少嘲笑他们，杜甫听了很气愤，为四杰打抱不平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大概的意思是：你们这些轻薄守旧之徒不要一叶障目，攻击污蔑讥笑王杨卢骆的文章，其实你们在历史长河中根本微不足道，即使等到你们这些家伙身体死亡，名字也就随着让人忘了，但却无法阻止他们的像江河那样万古常流），开创者终究是开创者，他们承上启下，扭转了初唐的文学风气，引领了一个声名赫赫，灿烂千秋的时代。与此同时陈子昂首先发起了复古运动，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闲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主张汉魏风骨，反对齐梁闲诗，倡导诗歌继承《诗经》优良的‘风’和‘雅’的传统，有比兴寄托，有政治社会内容，思想感情要表现明朗，语言顿挫有力，陈本人的诗歌创作亦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故后来白居易将其与杜甫相提并论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初受拾遗》。
　　 唐玄宗时代，神童，名相张九龄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放言以复古为己任，继而李白同志也加入到复古的行动中，并身体力行，虽未能将律诗推到，但也开启新渐，实乃诗坛的一大转折。据施蛰存《唐诗百话》中言：杜甫同志也是主张复古的，其以为作诗应“方驾屈宋”不应步“齐梁后尘”到后来更是有白居易等人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其本质上也是一场复古运动。为何这些诗歌巨匠们皆反对近体格律而主张复古？其实就是反对格律为先，反对格律束缚写作，主张言志为先，以骨为核，内容决定形式。虽然直到如今这场争论依旧没有结果！现在的一些人死守强抱着格律不放，把古诗弄成了：诗没有自己的过去，没有自己的发展演变史，只是横空出世，横空出世似的！其实，诗在不同的时代，因社会情状不同，作者不同，有不同的样式和不同的风格，纵古往今，无疑是言志派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占了绝对的上风。今天，作为后来的我们，更不应该对诗缺乏历史精神价值判断，艺术鉴赏不能仅仅停留在技巧及直觉上，还必须做更进一步的审美及思悟探究。
　　 近体诗的格律完成于唐，但唐人的格律意识总体上却非常淡薄，唐人写诗不标体裁，写成什么样就什么样，讲究不多，完全符合近体格律就称为格律诗，不符合格律的就称古风或半格诗，今天我们读蘅塘退士编撰的被奉之为圭臬的《唐诗三百首》其中收录了各种不喝标准格律的诗，恰巧说明唐人既知格律同时又不拘泥于格律，在看看如今一些所谓的‘现代人’，评诗先说格与律，完全不看内容，写诗先定用何韵，完全不考虑心性的自然流畅，言必格律，谈必这韵那韵，完全背离了诗歌的初心，说是专业行家，其实就是门外之见！据相关资料统计，唐诗中完全能符合格律的聊聊无几，不但少的可怜，也不是唐诗的亮点。阅古览今，可以看出：汉魏古诗胜在天然，两晋及唐胜在人巧，而明清则毁在死守条条框框，败在作茧自缚！
　　 经典，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被大众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才称为是经典，《文心雕龙》《玉台新咏》《昭明文选》《诗品》这些都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经典，是诗学领域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佳诗各有所长，亦质朴、亦豪迈、亦绮艳，情语、景语、思语各耀千秋，各名百代。
　　 诗，文字精简，用心很细，通过较少的文字把情景写的集中，强烈自己情感的同时也让自然渗染其内。诗，有超凡脱俗的高清，亦有乐享生活的纵情，一涉“宫体”“永明体”人们总不免要报以不屑，作为士族诗的代表，难免伤于轻糜，流于浮艳，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应实事求是做具体分析，以偏概全难免有失，齐梁诗对唐诗的衍化形成，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作为后人，我们必须承认。但同时，唐的格律诗，又禁锢、固化了明清以至当前，僵化出了为数极多的卫道士，不能不令人心寒，严重脱离普通民众也就见怪不怪了！
　　 作为诗的王国，诗一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皆具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谁也阻止不了历史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固然旧的体制与写法运用起来会更得心应手，但时间久了，有形而无骨便会陷入僵化的死胡同，于是便促使有新的改变出现，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及体制从被倡导到成熟往往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才能获得普遍性的认同。
　　 诗，有关于人生意义和归宿的思考，其是圣洁的，亦是自觉的，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它以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为天职、为宗旨。真正的诗应为情而情，为性而性，阐发心声，该是自我个性和情感的释放，不应束缚于传统的条条框框。诗，需要探索，需要被拓新，应着重于生活细节，应立足于开启人的心扉，捕捉那流走的画意和微妙的可触不可触的心情，不只需要外在美，更需要内在美。
　　 诗，时间的艺术，读诗，我们知道了文明从何而来，它玉树临风，居于核心，一首诗，甚至是一句诗往往便能表现出时间推移给事物所带来的变化，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通常是其他艺术所难以替代的。诗人，作为美学者、思想者，美学家、思想家，他们捕捉美，表现美，创造美，他们灵思，他们妙想，在诗化生活的同时，也在诗化精神美的自我，让澄澈的心拥有永不退逝的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诗的民族，在当今年代，是否还可以借助于想象的力量回归于诗歌的真正强盛中？我无从回答，也无以回答，但我愿做一只萤火虫，燃着亮的萌芽，在四季的原野上，在浓密的树丛中，在黑与白的光阴里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