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三岁，后来又和火车打了许多种交道，细想起来虽是乏善可陈，难登大雅之堂，却也五味俱全，也有人间戏剧的缩影。在此述之，也是如烟的怀念。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那时中国的城乡还保留着一种原生态的画面，没有更多的现代工业参与。走在省城的马路上，别说汽车了，就是自行车都少见，能说出火车二字的人就像是有学问的人，让人竖起耳朵虔诚聆听。
　　 我居然三岁就坐过火车，在同伴中一直保持着见多识广的记录，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成就了我获取知识的习惯，受益终身。
　　 一九五九年的北方省会，旧城大多是明清时的房子，古迹就是观庙了。当然民国时期的时尚建筑也有一些，大部分就是楼堂馆所，为公共建筑。节假日父母带我们进城购物，就能看到城里的热闹繁华。我们那时住在旧城的西门外，那里都是省、市党政机关和所属机关的家属院，然后就是菜农和菜地。当时的省级机关家属院都是平房，就用一米高的竹木篱笆和一望无际的荒地隔离开，篱笆墙的外面，我们称之为野外，菜农的孩子被称为野娃娃，我们见了他们就远远地躲着，他们也像看外来生物一样看着我们。我很幸运，见过迷漫着田园气息的篱笆墙，但后来同学聚会时说起野娃娃，真不知道当时的大人是怎么想出这名词的，因为同学里就有一些当年的“野娃娃”，这会儿随着城市拆迁补偿，都成了暴发户，而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文革中家境变迁，后来考上大学的不多，大多数是工人，后来下岗，家庭生活都一般。人生就这样命途多舛。
　　 那年的春天，我和父亲走出篱笆墙，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还是卧铺。父亲和同事是去广州出差，我还小，不用买票，就带上了我，因为大姑、二姑全家人都在广州，我是去看姑姑们。我已记不清那时火车站的模样，只记得坐在车上，父亲的同事逗我玩，把我和他的手握紧再展开，让我猜他有几个手指，后来我知道他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手指，很神奇。我还仔细观看那时二层的卧铺白天立起，晚上展开放下的方法，好像那时的火车只有上下铺，没有中铺，比现在的卧铺宽敞舒适。
　　 我母亲的老家离省城六十里远，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县城。遇到一些大事情，如三姨结婚，姥姥去世，全家人就要回姥姥家，也是坐火车，所以我从小就坐过多次火车，我的许多同学小学毕业了也不知道火车站里面是什么样子，更别说坐过火车了。那时的人家都穷，没有因缘是不会花钱去坐火车的，我家是非花这个钱不可，也是一笔开支，只能是在其它地方节俭了。我记得县城的火车站很小，候车室里没几个人，下车后需要坐人力三轮车进县城。姥姥家住在县城最好的一条街上，那条街在当地很有名，叫富户街。一九四八年解放军攻打省城，司令部就设在姥姥家，省委筹备组的领导就在姥姥家前院住，等着打下省城就去上任。
　　
　　 二
　　 一九七零年七月，全家人坐火车插队下放，在火车上待了两天两夜，跨越了三个省，才到达目的地。一路上都是晚上下大雨白天停，夜晚雨水狂扫在车窗上，在车内的灯光映照下，有一种凌乱的异样光点在闪动，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仿佛火车是救苦救难的神物，把灾难魔鬼都挡在了外面。白天雨停了，窗外可以看到铁路两边是一片汪洋，望不到边，火车就像是诺亚方舟，载着各类生灵在逃难的路途中，前路未卜。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衔着橄榄枝的鸽子飞来报喜讯，火车就是要半夜到达，冒着倾盆大雨，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下车。是人都躲不过命运的安排，该有的灾难必须承受，在瓢泼大雨中我们告别了火车，在电闪雷鸣的夜雨中仓皇地走进了另一种人生。
　　 六年后，全家人除我外，又都回到了省城，因为我参加工作了，只能待在这个小城市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了探亲假十二天，舍不得一次用完，分两次用，每年都能回家两次，一次是国庆节或五一节，另一次就是春节了，每次只能住六天。这短短的六天就像精神上的诺亚方舟，让我的神经得到休整，避免了孤闷的精神崩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一个朋友就因为想家得了精神病，后来他的家人想尽办法把他调回省城，他居然病好了，真不可思义。
　　 刚开始我回家是坐长途汽车，因为火车要跨越三省，还要倒车，麻烦不说，也没那么多时间和钱财。长途车就便宜多了，但路不好，在著名的堵车路段就要耽搁很长时间，回家一次在路上就需十二个小时。那年头就那样，没有人想办法解决，人们都习惯了，仿佛就应该这样，就这样一年年地过去了，直到二十九年后修了高速公路，才改变了交通状况，三小时就可抵达。一九七八年国家为了战备的需要，修建了一条铁路，我就又可以坐火车回家了，而且只需八小时。但那时车厢人满为患，车一到站，人们就蜂拥往前挤，车上的人下不来，下面的人上不去，反正要折腾一阵才能完成上下车的程序。有一次我在站台上接人，看着几个好看的十六七岁的姑娘下不来车，就互相使了一个眼色，伸开双臂跳下车扑到人堆里，让下面的人吓了一跳，无意识地用身子接住了她们。她们平安落地后，笑嘻嘻地走了，我知道她们是铁路子弟，这是她们的地盘，火车就是她们的家，坐车不花钱，随意来往，当然只能在规定范围的线路内免票。听说有一个传奇人物，拿着局域铁路免票游遍了全国，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天下铁路是一家，是那时铁路人的自豪。
　　 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回家，是晚上十点上车的那种路过车，这地方的始发车只有一趟，是白天的，已经买不到票了。只能坐路过的火车，春节前，这种路过火车上的乘客已经很满了，我好不容易挤上了车，就在车厢里站着，人挤人，转个身都困难，要想去厕所就更不容易了，就这样整整地站了八个小时才到达。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晚，车上的人们都顾不上尊容脸面了，什么样的姿势都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盯着车厢座位底下的空间踌躇再三，唉了一声，就钻到底下躺下睡了。人们看着都不说话，都佩服这人的勇气，但没人敢效仿，我也是不敢这样，就像第一次看到街头新疆人卖烤羊肉串，人们围了一大圈，闻着散发的奇香异味，就是没有人敢去吃。终于有一个小伙一咬牙一跺脚，说：我来一串。人们都在看着他吃，等待他的反应，那小伙一边吃一边说：不错！不错！好吃！结果还是没人敢吃，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知视他为英雄还是傻子。我咽了口唾沫转身就走了，没有勇气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盯着看。有时人们的胆怯不在于事物的本身，而在于旁观人的态度及世俗的框篱。直到现在，看到漂亮女孩在大街上歪头撇嘴地吃羊肉串，或在火锅店大大咧咧地吃涮羊肉，总觉得有伤风化——这些美好的人儿应该更优雅体面地进食，才能与之美貌相得益彰。
　　 在这趟车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遇到地委通讯组的一名编外记者，那是我和省电影制片厂的朋友们一起拍出口产品专题片时认识的。他让我帮他看着东西，他挤着人群走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说他弄了一张卧铺票。我说你怎么弄到的？他说他有记者证，然后就拿上东西神气活现地走了，居然没有一点解释，为何没有帮我也弄张卧铺票。后来我听说他去了深圳，在那里一反常态，出入各种风月娱乐场所，恣意消费人生。
　　
　　 三
　　 那时的中国，火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飞机很少，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总能引起人们抬头观望的本能欲望，一般情况下从报纸上看到中央领导出国访问是坐飞机的，飞机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个神器，是一种高不可攀的交通工具。高速公路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更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快捷情景。别说私家车了，就是公家的车也很少，国产212吉普车就可以进中南海。一般县团级单位才能配备一两辆，还有就是前苏联的伏尔加和上海小轿车。我那时乘坐212吉普车去采访拍摄是高待遇，就和现在乘坐路虎车一样神气霸气豪气。遇到远途工作需要，一般就是乘坐火车，火车的哐当哐当声都成了我的最爱，能催眠养神。
　　 乘坐火车去北京路过河南省境内，就能看到一群河南妇女领着几个孩子背着大包，陆续进入车厢。大包就是一块大土布包起杂物的大包袱，记得京剧沙家浜里，忠义救国军进村后，不仅要抢包袱，还要抢人呢！可见背包袱就是自从有了纺织业后悠久的携物方式，那时的中国农村，包袱还是主要的随行盛物工具。那些河南妇女背着的大包袱甚至比门还宽，进车厢门就需要拉扯一番，大呼小叫，弄得车厢里一阵骚动，好像上来了一群难民。她们已经习惯了上车没有座位，随意找个地方，从包袱里取出几块粗布铺在车厢地板上，就盘腿坐在上面，随后又从包袱里取出旧衣服就开始缝补，把火车当成了自己的家，一点都不见外。孩子困了，就再从包袱里取出一块粗布铺在地板上，让孩子睡在上面，那孩子睡得呼呼的，啥也不盖，满头汗。这些生长在中原地区的河南妇女，面带土色，风尘挂身，带着孩子，走南闯北，铺个东西就坐在那里，把大地当成她们的故乡，把人生从黄河平原扩展到邻近的省份，我隐约看到她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文明远古的不屈精神，她们才是中华母亲的具体化身。她们的丈夫、兄弟和父辈的男人们此时在哪里呢？据我了解，在邻近的省份城乡里，凡是前面有个毛驴拉车，人在后面驾辕助力的就是河南男人，这样就可以拉货多，河南人吃苦耐劳的本质就体现在这里。坐在车上让驴一溜小跑，就是本地人，拉货少，还显现出懒惰。在山西的煤矿，河南和安徽、江苏、浙江人都不愿意和山西人待在一个作业组，因为山西人偷尖耍滑，不想吃苦。我在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发源地河曲、保德县采访时，那里的年轻人不是坐在路边和老人一起晒太阳，就是打露天台球，当地开车的中年司机说：这会儿的年轻人都完（玩）蛋了（玩台球蛋蛋的谐音寓意）。我问过这些年轻人：你们靠什么生活？他们惬意自豪说：我们这里的年轻人没钱了，就在矿上干二十来天挣点钱就不干了，然后就玩，不愿像外地人一样地受苦。这些年轻人照样娶妻生子，依旧逛街晒太阳，其乐融融，一幅原生态的生活图景，但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
　　
　　 四
　　 那些年物质匮乏，民间的物资流通就成了一种奢华的补充。凡有单位业务员出差到上海、北京，就成了一件热闹事，许多人都想让这业务员捎些稀罕物，这些业务员就把这些事记在本子上，某某人让捎买什么东西，给了多少钱。当时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就是形容这些业务员的行为特色：上车像疯子（抢座），坐下像君子（一般拿张人民日报看），回来像驴子（肩扛手提带东西多），算账像傻子（总是入不敷出）。其实，一个单位的业务员是一个肥差，能坐火车天南海北看世界不说，能采买稀罕物品就能结缘各种人，也有赚的，可不是入不敷出。最奇怪我们单位有个采购业务员，就会写自己的名字，是个文盲，居然干这个工作几十年没差错，坐火车也没失踪丢了，不能否认他是个聪明人。也说明那时的火车不发达，就那几条线，我都能倒背如流，还能说出沿途大站和站台上售卖的土特产，如德州扒鸡。那时的德州扒鸡才叫个香。我那时出门坐火车就带一瓶酒，到了什么地方该买什么特产吃的，我都知道。坐在火车上该吃该喝，井井有条，程序不乱，整齐干净。列车员一看就知道我是老铁路，就喜欢我这号人，没事就和我坐在一起聊天，还让我给他填写意见本，开水满足供应。
　　 和列车员熟了，就有了交情，就有了物资交易。河南人喜欢喝山西的酒，山西人想吃河南的白面大米，据说山西人到了河南，吃饭时把随身带的白酒往桌上一放，马上就有几个河南人过来说：今天中午吃饭我们请客，这瓶酒咱们一起喝吧。山西的酒确实好，因此，我的朋友们就有了一项让人羡慕、神秘的行动，通过火车来交换物资，就是拿酒和邻省的列车员换白面大米。那年头几乎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在山西买酒也不容易，幸好当地有个酒厂，生产的酒质量好，声震四邻，是地道的良心企业，所以也是抢手货。我的朋友们就通过关系，从这家酒厂批发几箱酒，然后用平板人力三轮车带到火车站。我有幸见识过一次交易场面，由于是铁路系统的以物易物，所以就从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进站了，进站后把酒堆在站台上，就等待第几次列车进站。一会儿列车进站了，你说寸不寸，车门就停在我们面前，车门打开，上面的列车员就往外递一袋袋白面大米，然后我们就把一箱箱酒递上去，一切是那么迅速默契，完事后车长下来接过人们递上的一支烟，和大家说好下次的数量，汽笛一响就上车和大家招手告别。那时的铁路制服就让人羡慕，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又让铁路系统像一个独立王国，因此，有几个铁路的朋友就像是拥有异域的朋友一样，新奇且自豪。后来我知道全国各个火车站都有旁门，只是内部人知道，有时我买不到车票就找旁门进站，然后上车补票，车长最喜欢我这种人，因为补票的钱就成了列车司乘人员的福利，所以一般都能补到卧铺，即使没卧铺了，他们也会把列车员休息的车厢铺位卖给我，就是为了改善列车乘务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