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秋的日子里，宁津镇政府大院五六十人，围在院中的“新月”荷塘四周，观赏那秋末的残荷。
　　 “好美的荷！经秋了就像我们这些中年人……真经不住霜打……”一位脖子上挂着红围巾的中年女人对身边的同伴感慨。我转头去看，她也就是四十岁的样子，脸色润泽光滑，颊上泛着红晕，我马上觉得她有些矫情了，是否是为了引起别人对她的关注？我这样想。蓦地，一阵秋风横扫过来，那红红的围巾被吹上半空，悠悠地落在了荷塘中心。大家一阵惊嘘，人们的身子都倾向于荷塘，有的还象征性地伸出手去挽救，无济于事。
　　 那围巾大姐在我的身边不远处，我看着围巾起落，无动于衷，因为不可能“力挽狂澜”将她的围巾拉回来。
　　 她不看围巾了，怔怔地看着我，我心中发毛了，只好后退几步，逃离她的视线。
　　 这是一场镇机关工作总结大会，我是被学校派去顶人数的，各单位分派的名额一个不能少。那时我刚刚毕业三个月，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拘谨得只有看的份儿，根本就没有“舍己救围巾”的想法。可这不动声色地看，也是一个错误。
　　 这段往事没有尘封。那年，我首届学生毕业三十年聚会，邀我这个班主任参加。走进他们中间，看着曾经十几岁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挂着风霜的中年人了，心中伤感起来，自然回忆起他们跟我读书的情形，互诉离别之念，学生跟我说话也就没有了隐瞒与羞涩。
　　 卢冰华，是一个调皮的家伙，他把凳子搬到了我身边，凑上来说要叙旧。
　　 “老师，你知道我妈当年多恨你么？”他很认真地说，脸色有些严肃，不像开玩笑。
　　 “哦？我认识你妈妈么？”我努力回想家访过的印象，想家长到校和我这个班主任交流孩子学习的情形，根本对不上号。
　　 “老师你记得在新月荷塘的事儿？”卢冰华提醒我，“就是红围巾掉进荷塘……”
　　 想起来了，那一幕没有什么曲折情节的故事，并不动人，只能算是一个会议间歇的插曲，还有点印象。
　　 “我妈看事很霸道，”卢冰华红着脸说，“回家说有个老师在她身边，我妈描述的我觉得就是老师你，说送我上学的时候好像有印象，可你好像很漠然，这样的老师肯定没有什么激情！我反驳我妈，说老师你讲课眉飞色舞，可不是我妈想的那样！我们很喜欢的……”这话好在是推测我的工作，没有留下被“恨”的充足理由。
　　 一个很不起眼的细节给家长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不到。老师，不仅仅是要在学生面前做表率，在公众场合也应该是一面镜子，喜怒哀乐要随众，不动声色往往就是冷漠。感情的流露是个人的事儿，无意之中给家长留下那样的印象，意想不到。我可以推脱那时年轻，不更事，但感情的历练不能只等正式场合。我笑着跟卢冰华说：“可能是我没有见义勇为，不是好老师。”他笑得前仰后合。
　　 卢冰华是找一个回忆我们师生相处那段时光的借口，跟我套近乎而已，而我的心却一直在紧缩。拘谨不是逃避的理由，也不应该是激情的障碍。我那样被家长认识了，实在有些尴尬。一个老师的为人处事，就是在平常日子都不能马虎，这件事给我提了醒，教师的言行处处被人关注着，是很多眼睛里的“公众人物”，追求完美应该成为教师一生的努力吧。
　　
　　 二
　　 1983年，我在十二中工作期间的一段往事至今不能忘记，那是我去乡下走访家长刚刚回来的一个下午。
　　 “大家吃花生哦，新鲜的，可香呢……”我从黄家楼村刚回到文科教研组，就打开了从学生马树波家带来的花生，每个办公桌一堆，老师也乐呵呵品尝着这些“胜利果实”。
　　 张华春校长进来了，走到我面前，用三个手指头有节奏地敲击着桌子，我读不出他敲桌子的意义，站起听他说。
　　 “老才，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商量！”校长提醒我。
　　 哦，原来就为我去请回了想辍学的马树波这件事。早晨我进教室，班长脸色难看地告诉我，马树波被校长打发回家了，我问了理由，班长支支吾吾地说，晚上以他为首去供销社后院偷了肉，有一斤多，在校外烧着吃……
　　 我了解这个学生的家庭状况，资料显示他父亲去世三四年了，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于是，我安排了课程独自骑车去了八里地外的黄家楼，请回了马树波。临走，他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让我空手而回，便找了一个蛇皮袋子装满了刚刚摘下来的花生。
　　 “校长，他家和我家一样穷，我好可怜他。”我见校长脸色就像紫猪肝，便拿出最可怜的家底来感动他，果然，他转身走了，算是默认了我的做法。老师都吃惊地听着我这样跟校长说话，有的还吐着舌头。校长再没有来找我，马树波也就安然无事了，继续上学，一切都很平静。
　　 到了春节前，校团委要发展一批团员，我上报了三个名单，其中就有马树波。到了校长那，马上划掉了，团委书记告诉我，我觉得校长是“记仇”，我不能马上改变校长的决定，便选择了舆论攻势，在班上高声对马树波做了表扬，事迹和理由都是我冥思苦想出来的。校长的办公室正对着我的班级，他听得见。我从教室出来的时候，他站在门外等我。
　　 “老才，你的意思是对的。”校长如此转变态度令我很尴尬，也很意外，我要解释，他摆摆手，“我遇到穷孩子也没有办法，你们班就三个入团的，都批准。”我想，应该是我在教室高声“示威”产生了效果。
　　 这件事让马树波的母亲很感动，我从十二中调走的当天下午，她赶到学校，送了我一包炒好的花生，我含泪接住，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我接受马树波家长两次花生礼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也成了马树波不能抬起头的缘由。
　　 这届学生毕业三十年聚会，老班长告诉我只有马树波没有来，他很义愤地说了粗话：“老师，当年你对他可是格外开恩的，同学最清楚，现在人家当了副区长，架子就大了，看不起我们了……”我听了没有表态。
　　 聚会之前，马树波已经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老师，原谅我不能参加聚会，每次聚会我都在期待，可我心中的阴影始终不能消散，我看到同学的面孔，脸就火辣辣……我真心感谢老师对我当年错误的包容，永念不忘。
　　 马树波的短信让我想起一次班级公布困难补助名单的经过。我将接受补助的同学名字在班上一念，有个同学就跟在我后面扯住我的衣服说：“老师，谢谢你没有忘记我，可我要好长时间才可以抬起头……”我马上明白了他的话的意思，家里就是揭不开锅，也不愿意接受那些慈善的帮助。一次电视台来为一位爱心人士当场发放救助捐款录像，没有一个同学愿意站在镜头前，他们宁可放弃接受捐助。
　　 也许我不应该在班上为了正名而公开真相，心理的伤害可能是一辈子的隐痛。我也很自豪，如果没有我为他护航，上不了大学，也不会有很好的未来，可这些心理疼痛，还是不能平复。该怎样去抚平他的痛？那时我想得多么简单，只是想用我的力量来感动校长，想通过社会的资助改变学生的求学之难，可这些方式，或多或少带着伤害。我们不能拿自己的功劳来抵消伤害，唯有千虑，才可把伤害降低到最小。
　　
　　 三
　　 我从荣成十二中调到荣成一中，不是在暑假期间正常调动的。接任新班主任一个半月之后的某天下午三点钟，我被校长招呼去，校长把调令给了我，他不能挽留，只能表示不舍。
　　 学生马上就传开了，几个学生去我的宿舍收拾被褥，可就是不让我装车，我没有办法，只能拖延一个晚上再走。
　　 晚自习，班长带着几个同学，用塑料袋提着送别礼物到我的宿舍，有二十几条毛巾，还有每人赠给我留念的塑料皮笔记本，两个班级是116本，班长说同学都哭了，想来看我，都被他安抚住了。
　　 我翻看了那些笔记本，每本扉页上都有一段学生写的话，多是感激和挽留不舍的话，读之，仿佛是催人泪下的诗行，眼泪在眼圈打转，我挥挥手，让几个同学离开，只留下了两个班的班长，要他们把每本扉页上的留言撕下来给我，再让两个班的赠品交换一下，我拟好了几条给学生的留言，吩咐他们抄写在本子上，然后分给每个同学。
　　 还是在那次三十年聚会上，一个蓄着短发的女生跑到我跟前，背过身子，要我听她“诉苦”（她一来就说“我要跟老师诉苦”）。
　　 “老师，你心里怎么就没有邢玉秋呢！”她喊出了自己的名字，我脑子里闪过对她的粗浅印象，一个嘴唇有些上翘的女生，一脸的高傲，学生背后叫她是“熟透了”，意思是嘴唇就像那甜瓜熟透以后裂口了，不能合拢。
　　 她现在是一家大型公司的财务总监，掏出名片给我，她认为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我催促她说出我心中没有她的理由。
　　 “老师，记得你走那天吗，每个同学都捧着你的留言，可就我没有，我躲在最后，也没有挥手……”邢玉秋说着，眼圈充满了委屈的泪，我拍拍她的后背想给她一点安慰，也是致歉。她继续说，“毕业二十年以后那次聚会的头天，我就准备了十个笔记本，想让你给我补上那些留言……”
　　 一个疏忽，留给学生的是阴影，我的失误给她的感觉就是疏远。我根本没有在意的事儿，而被冷落的一方一辈子还在记着。
　　 “玉秋，这样吧，我给你补上，”我只能做无奈的弥补，“我给你儿子的笔记本写上满满的祝福吧。”
　　 “可高兴死了，老师，聚会之后我去买笔记本，不能反悔哦……”邢玉秋兴奋了，她没有顾得吃饭，早就去买了一摞笔记本，我把所有给孩子祝福的话都写在本上，她抚摸着本子，送给那些女同学看，同学也都给我投来渴求的目光，我找学生告诉她们，想写就来……
　　 结果，那次聚会的下午我过足了明星签字的瘾，是还债，也是给那些正在成长的后辈一点鼓励，心稍稍安宁了一些。
　　
　　 四
　　 1986年高考前的四月，春寒来袭，那些备考的学生，正在热火朝天准备高考预选。那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参加高考，必须通过县里统一组织的预选考试才可以有报名权。这一关剥夺了不少高中生高考的权利，无论优秀生还是落后生都惶惶然。我作为班主任，不敢掉以轻心，很多学生在这个节骨眼上会闹出令人烦恼的事，这是班主任的工作常识。
　　 我班风平浪静，好在我和班长说过，发现苗头快告诉我，如果是小事，班委就出动提前做好工作。可此时偏偏年级主任找事来了。
　　 事情也不能全怪年级主任，他也是“落实政策”。他召集我们十二个班主任开会，中心意思就是：每个班级必须劝退一名预选无望的学生，今晚要让被劝退的学生安全离校，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这是追求升学率的“紧急举措”，各校的成绩算法是要计算所有参加预选学生数。减少分母数量，是各校首选方案，况且年级主任是数学老师出身，对数字更敏感，还说了分母减少以后，我们学校一定名列前茅。
　　 这是“政治任务”！年级主任用这四个字来强调重要性。
　　 要从我的班级里清理出调皮捣蛋者，的确难，我盘点了一下，后几名都是女生。
　　 小河于家的王潇，曾经辍学，是我“揪”回来的，给了她困难补助，况且学习成绩也不垫底，再让她提前走，无疑是扇了自己的耳光。
　　 调皮的冯敏，城里的孩子，要让她走，第二天就有人来闹，不可能。
　　 父亲在县里教育局工作的张雪玲，更是不敢动，不出十分钟，教育局的电话就会打到校长室，那是惹火烧身。
　　 只有一个李迎红，可她很听话，还是个卫生委员，学习差点，可总不能拿她开刀吧？我很犹豫。
　　 我走进教室，余光在这几个女生脸上扫过，观察她们的反应。当天必须拿出结果，我心存幻想，一直拖延上报结果，看看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可年级主任就在楼下来回踱步，他是在给我们这些班主任施压。
　　 劝退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了，班上的同学没有心思学习了，往外看别的班级几乎都是男生陆续往宿舍赶，班上有的学生还伸长脖子，嘴里发出怪声，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反抗。
　　 “老才，你来。”年级主任看我动作迟缓，就喊我过去。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主任打着手势给我做工作，“你看人家班上雷厉风行，就你无动于衷。”
　　 这是施加压力。我脑子不再考虑什么了，进了教室，正好遇到李迎红的目光和我对视了一下，我顺势给她一个点头。
　　 她低头沮丧地走出教室，全班的目光就像56把飞刀刺向了李迎红。
　　 “老师，是不是我就像狗一样被赶走？”李迎红第一句话让我难以开口了，她显得大义凛然，“我走！”
　　 她转身去了，我在背后补了一句：“高中毕业证会发给你的。”我想用一个许诺消弭她的怒气。
　　 这届学生毕业的第六个年头，有一次我与妻去逛“老百货”，突然看见李迎红站在柜台里面，我们的视线瞬间接触，我马上露出一丝微笑，算是师生见面的心灵沟通，希望她不计前嫌与我有个招呼，可她转过了脸，不再认我了，我只能从她的柜台前快速通过。
　　 如果我可以抗拒那次劝退，她见到我一定会是一个惊喜；如果我可以换一个同学来顶替她，那另一个同学又会与我是“死敌”；如果我可以就此撂下班主任这个差事，做一个懦夫，可换一个班主任，还是有学生被劝退……
　　 身在这个职位，个人几乎是没有选择权的，更不能去抵制。尽管学生不能理解我，但我只能带着良心上的忏悔，还要做着违背良心的事情。
　　 昨天，是教师节，那么多的鲜花和歌声献给了教师，原本我想在这一天完成这篇文章，算是我退休后第一个教师节的自备礼物，给自己的从教之路留下纪念，可总觉得这不是主流，我必须回避那一天。
　　 任何灿烂的光环之下，都有阴影，我不想让阴影在心中无限扩大，还原心的真实，给自己一个警醒吧。
　　 今天，节日的余温还在，几个学生打来电话问候我节日快乐，可我的快乐幸福涂了不一样的颜色，只能抚摸自己的心路历程，给这个节日划一个不一样的感情符号。
　　
　　 ——2018年9月11日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