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年代，我老家的生产队，选举了一个叫曾强的人当生产队长，他五十开外，当过兵，圆胖的脸上，常露着笑容，会讨好社员，人勤快，会应酬世面、会处事，对上对下他都行得通。
　　 记得是那年春天的插秧时期，根据上级的要求，无论什么稻田都必须拉绳子栽秧苗，栽直栽好，保证规格质量。他派八个社员到公路边的水田去插秧。社员刚刚下田，公社驻大队干部罗同志就来了，他蹲在公路边，指挥社员插秧，要东西开行，绳索要拉直，行距宽六寸，株距三寸，这个规格质量一定要保证，栽得不好，就返工重栽。
　　 社员见他脚穿鞋袜，明知他是弹花匠的女——会弹不会纺，就说，罗同志，你下田来做个示范好不好？他知道是社员有意将他的军，心里虽然不痛快，但还是硬着头皮下了田，栽了几分钟后说，就照这样栽，我现在要到三队去看看，等会我再来检查，说完就走了。
　　 罗同志走了，八个社员照他栽的样子栽了半天，一块田还没栽到一半，一个社员说，他哪是为搞好生产，是来折腾我们这些农民，如果不搞这一套把戏，这块田早就栽完了，这叫什么抢栽抢种啊，大家气得吹胡子瞪眼，敢怒不敢言。
　　 第二天，这八个社员又在附近的一块弯田去插秧，他们见无人来管，就不拉绳索，顺着田坎栽，行株距随意，栽的巴田弯和稀大窝。他们边插边议论：昨天罗同志格外一条筋，我们“吊儿”触地就插秧，插了几十年还要他来教？今天我们就按老办法插秧，看它出不出稻子，难道会出稗子吗？真是人做活路狗管工……
　　 社员正议论得起劲的时候，那个罗同志不知何时又转到这里来，听见了他们的议论，又看到他们没按规格栽，气急败坏地吼了起来，问是哪几个社员的主张，没有人应声，就把其中一个反对他很起劲的社员从田里叫出来，指指点点地训斥：你是不是要造反了，是不是要搞垮人民公社？并叫另一个社员去把曾队长找了来，问他这队长是咋当的，社员咋不听话，胡乱的栽秧苗。必须叫他们返工重栽，对领头不按规格栽的社员扣罚工分，严肃处理。
　　 曾队长在他面前，又是检讨又是保证，点头哈腰，照办、照办。罗同志才消了一些气，趾高气昂地走了。这时队长又对栽秧的几个社员，喜笑颜开地说些趣话。他说：你们想怎样插就怎样插，不要怕，到大队、公社开会。大不了我检讨几句，天大的事，我来承起。
　　 可是，他没有想到姓罗的住队干部回到公社，告了他的黑状，经公社党委研究，在公社召开的三干会上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宣布撤销他生产队长的职务。
　　 曾强怎么也想不通，为栽秧苗这件事，就遭到这样的打击。公社三干会结束后，他走到场镇的桥边，见几个熟人在那里喝酒，有说有笑，开怀畅饮，他说给我来一碗好不好？
　　 “好好好，快来快来！”几个熟人异口同声地说，接着就给他倒了一大碗的酒，曾强接过手就一口气喝了下去，接着又连续来了两大碗，他把酒当清水往肚里灌了进去。他走了一下午的路，到家时是掌灯时分，他没有洗脸、洗脚，倒在床上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快到中午还没有起床，他的老婆去唤他起来吃饭，推了几下没有动静，撩开被子发现他的鼻孔、口腔有很多血块，被子、床单上都是血，肢体冰冷，没有呼吸，不知什么时候死了。他死前是否知道痛苦？谁也不知道。他的老婆和几个儿女哭得死去活来，不知如何是好，同院邻居闻知，把生产队会计找来，开了队委会，研究出解决处理办法。
　　 这个曾队长，从没有顾家，家里日子过得很紧，两间竹篱笆房子，残墙破壁，不避风雨，四面四挂，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怎么办呢？社员大家帮助，有木板的出木板，会木活的打棺木，有力的破土挖坑，力气大的把他抬了出去，全队老老少少都去为他送葬，为失去这个处处为他们着想的好队长，悲痛不已！
　　 他们不明白队长之死是谁的罪过？为什么一个好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