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父亲是村里的干部。人民公社以上的干部时常会下乡驻村，我们统一称呼那些干部为工作同志，或前面加个姓，比如李同志、王同志等。那些同志，就会在村干部家吃住。
　　 那年秋天，我家来了一位同志，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国字脸，上身着一件非常整齐的旧军装，口袋里插一支黑色的钢笔，三十五、六岁的年龄。
　　 每天早晨，那位同志也起床比较早，帮我家打扫卫生，扫地；帮我父亲到小山溪里挑水。装满两木桶的水，重量起码七十公斤以上，看得出来他挑得很吃力。父亲说：“歇下来，让我挑吧！”他气喘吁吁，说：“不用，我也是农民出身的哩，就是因为长久未锻炼肩上有些疼。”父亲在忙的时候他都会过去帮忙。
　　 晚上，他组织村干部开会研究工作。白天到田头，与社员们打成一片。
　　 那时，生活艰苦。同志在我家吃饭，父母要特意准备一些好菜，也就是在邻村屠夫隔三差五挑来卖肉担时割几斤猪肉回来罢了。以农家蔬菜为主，添一碗猪肉，煎一个自家养的鸡下的鸡蛋，给同志吃。他知道后告诉父母，对他不要搞特殊，说：“你们平时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好啦！没事的。”即使一碗猪肉、一个煎鸡蛋上桌了，他也不会向它们动筷子的。
　　 当那同志空闲时，就会给我讲故事。摸摸我的头说：“小朋友，或小同志，我给你我讲个故事，好吗？”我跳着说：“好的好的！要打仗的！”他笑嘻嘻，说：“好哩，打仗的故事有的是啰！”
　　 以后，我常常缠着那同志给我讲故事。
　　 很快一个礼拜驻村的时间到了，那天，那同志是吃了中饭走的。临别时，那同志给父母一些人民币和一叠粮票，说是付吃住的费用，父母却死活不肯收，塞来塞去的。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
　　 那同志走后，母亲在收拾碗筷时发现一只碗底部朝天，翻开后是一些人民币和一叠粮票。
　　 后来，我长大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地龙溪乡乡政府工作，担任宣传干事。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问父亲，那个穿旧军装、插钢笔的同志现在到哪里去了。父亲说，那年月经常性地驻村同志来来去去的，又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
　　 我是怀着崇敬之情想找那个穿旧军装、插钢笔的同志，也可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吧。我准备想通过乡政府的那些老同志去了解、寻找他。但转念一想，即使我找到了他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或许那同志已升为大官，已变成一位已脱离群众、满脑子官僚主义的思想的人呢？或许已讨厌喊他同志、忘了同志的含义，或许已忘驻村时在那家吃住过的老百姓呢？我想到这里，觉得还时让寻找止步，让那个穿旧军装、插钢笔同志的美好形象永远定格于我的脑海里。
　　 有时，我也会跟随书记、乡长工作下乡，可时村干部们都是叫我领导，宁干事，没有叫过我同志。我也想他们叫一次我同志，不仅仅是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