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胶东半岛农村，有句口头禅“那么多的穷事”，“穷事”演变到如今，是“操心的事”“烦心的事”的意思，可在当初，就是“穷事”，是不能见的人的不体面的窝囊日子。
　　 六七十年代，村子里家家户户日子过得“累唧唧”的，自然“穷事”也一言难尽了。村子有户刘姓人家，本来也算不上很穷，可家中男人多，饭量大，他家“青黄不接”的日子就长。家里的女人一心伺候男人，宁可委屈自己，也舍不得多吃，更不能吃些好的。大约是1966年文革开始的那年春节，按照习俗，年初一家家户户包饺子。刘家女人贪早，切菜、剁肉、擀饺子皮，一番忙活，准备烧水煮饺子了，她却为难了。
　　 她往盛粮的西屋去翻弄，还是失望，只好忍痛下饺子吧。
　　 一个爹，三个儿，盘膝坐于土炕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沾着十足的年味，上桌了。女人按照惯例，盛好一碗，只有三个，放在正屋北窗案上，后窗台摆的是刘姓最老祖先的牌位，放上一双筷子，这是每年的规矩，这次，她念叨的跟以往不同：“俺是个不孝的媳妇，过日子脑筋笨死了，不会过，老祖宗啊，怎么怪俺罚俺，都可以，今天初一，就放过吧……”炕头坐着的三个男人没有听见，她是在心里忏悔。
　　 炕上开始吃饭了。女人解开围裙，将半个屁股凑在炕沿上，还没有坐稳。大儿子转脸盯着妈妈看了一会，就像看陌生人，再扫视桌面，一共五盘饺子，四个人吃，足够。若这样的数学分析就错了。
　　 “妈！”大儿子放下了碗筷，看着妈妈的脸疑惑地问道，“你吃什么？”
　　 女人的脸刷地一下阴沉了，她的确早就想到了这个难堪的问题：今年她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年前，她将推磨的“二罗面”（第一遍为“头罗面”）全蒸了馒头。她原本很得意，过了年初一，吃到正月十五应该正好，可包饺子就犯难了。往年，她总是留下一瓢二罗面给自己包饺子，从饺子皮的颜色不难看出，二罗面饺子发黑，皮也不劲道。今年忘记了留一瓢，年初一，一家人只能都吃白面饺子了，她很为难，可局势已经不可挽回的了，看来跟老祖宗忏悔是不灵的。
　　 女人的眼泪吧嗒吧嗒滴落在眼前那盘饺子上……
　　 妈没有吃的了。爹起身把筷子放下，拿过烟袋荷包就朝大儿子砸了过去了，旱烟全洒在了几盘饺子里。
　　 家丑不可外扬，可好事不出门，溴事传满村。不知哪个儿子出去说了这件事，村民就议论纷纷。有人归于家教失败，有人说女人骨头太贱，村里的“坏分子”琉球哥一针见血：“家里的男人多就得穷！”
　　 其实，大家都明白，那些“穷事”家家都有，可谁也不想把底细说透。
　　 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可想起来就辛酸，我时常讲给孩子听，他们都摇头，给我的点评最好的就是：编个故事感动人……
　　
　　 二
　　 村里的三祥爷爷是养儿子的高手，家中七个儿子，他并不没有“杨家将”的派头，懒得一个个叫名字，都只喊七个阿拉伯数字。
　　 三祥爷的日子过得也紧巴，尤其是在艰苦日子里，家里还有贼，这让三祥爷感到不祥，他还在儿子们面前旁敲侧击地说：“这年头，贼都不嫌鬼瘦了。”儿子们只能转过头“嘁嘁”发笑。
　　 村子各个生产队的油料统一分配数量，每人20斤带壳花生，按照平均水平去壳，每人可获13斤左右的花生米。按照出油率计算，最好的出油率在41%，算下来每人每年是5.33斤花生油，日均吃油约1.46克。无论怎么精打细算的人家，都是捉襟见肘的。
　　 三祥爷七个儿子一个省心的没有，大哥带头，每日背着上山砍柴草的镰搭子，装一些花生，结果几个儿子都仿效，上山第一件事就是捡来柴草烧花生吃，没有几天，花生就掏空了差不多一半。结果那年180斤花生只剩下了110斤，这可害了当家人。
　　 三祥爷早年在部队是炊事兵，但手艺年久颓废了，再说，“巧夫难为无米之炊”，只好给老伴出馊主意。
　　 高度节俭，还要吃出“油性”。炖菜要大锅，不用底油喷锅，菜烧熟了，在上面滴上浮油珠。可是没有几天，儿子们就抗议了，三祥爷又使出一招。他将破旧的衣服剪成布条，在门上钉了七个钉子，一溜挂着，布条上都抹上花生油，每日吃完饭，儿子一个个用油布擦嘴，特别是嘴唇，要擦得油津津的，泛着铮亮的光泽，才可出门。
　　 三祥爷偷着告诉老伴，这样做就是想让儿子“厌油”，闻到花生油味就恶心。可儿子们并不“厌油”，菜上桌了，七个脑袋都趴在菜碗上闻香味。
　　 就那样，终于熬过了一年，第二年，他严密设防，把储藏花生壳的房间上了三把锁，于是有了“三祥”的外号。干农活的时候，大家见面都喊“三爷吉祥”。
　　 乐观是农人的本色，苦难没有击碎农人脆弱的心脏，反而带着无奈去勇敢面对。可是透着苦难的乐观，我想起就酸了鼻子。
　　 很多人家也有类似的溴事，只是对外保密。三祥爷已经不能捂住秘密了，他有了新的解释：这胶东啊，别的不多，最多就是海风，海风所到，可以把房子上的草撕下来，人在外面走，嘴唇容易干裂，擦上点花生油出门，防止唇裂最有效。
　　 这是调侃呢，还是实情，似乎难以判断，我宁愿相信三祥爷的无奈，也不愿听到这样的保健秘方。
　　
　　 三
　　 老家邻居安爷南村北疃的亲戚很多，光是老婆那头，姊妹就七八个，过去走亲戚是为难的事儿。为此，安爷嫌老婆的姐妹时不时来家走动，常常吵架，日子过得也不安分。
　　 “你那么不喜欢人，自己到大山后过就是了！”老婆枝子一般不搭腔，一旦开口就说毒话。“大山后”是村里埋死人的地方，这明显是诅咒丈夫，可安爷也不能当真，只能忍气吞声。
　　 过穷日子的时候，最怕与亲戚往来，既然走动，就要添置礼物盛满包裹：要有一把鸡蛋，四个“头罗面”大饽饽，两包桃酥，不然，包裹撑不起来，让人见笑，自己也感到寒碜。
　　 安爷算来算去，一年的麦子面光是蒸饽饽也得百拾来斤，而且拿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并非等价交换，所以就有气。
　　 队上每年分给农户的小麦每人45斤左右，五口家，出的头罗面也就是160斤的样子，算计着过年过节要像那么回事，就得省着点吃，哪敢“祸害”面粉。
　　 穷则思变。安爷想起大禹治水的故事了，觉得硬生生堵住老婆姐妹串门也不是个法儿，疏远了姐妹之情不说，如果有个大事小情的，还得亲戚帮忙，比如，那年家里盖新房子给大儿子娶媳妇，就是七八个连襟天天跑来干活，才没有花多少钱，尤其是伺候中午饭，用不着像请邻居那样七个盘子八个碗的，就这也省下不少钱。
　　 安爷觉得七夕这天烙小燕最省面粉，而且还可以掺进“二罗面”。胶东人过七夕，时兴“烙花”，就是使用花模子，把面团铸成各种小动物的形状，然后再上锅烙成。一般烙花的动物是小燕子、小鱼、小兔子等。令安爷得意的是，烙花的面粉可以掺进二罗面，因为上锅烙花，花被烙糊了点，一打眼根本看不出是白面还是黑面。因此，安爷给老婆做了规定，七夕这天必须姐妹走动，多烙花送给姐妹，姐妹总要找机会还回的，这样他就赚了。
　　 古语云：穷不走亲，富不串邻。可碍于面子，不能不走的时候就要去想法儿变通。人穷了，亲戚也躲着，那些年，各家都有这样的尴尬。就是家里有在外工作挣点工资的亲戚，也都是打怵见，礼尚往来不起，只能躲在家里过穷日子。
　　 说到烙花，还有一段悲酸的故事。门口邻居红子，是女人，和我妈妈关系甚笃，可她闹出了人命，我妈就疏远了她。
　　 那年过七夕，红子趁着男人上山干活，就在家大肆烙花，和面差不多三斤，一口气烙了两盆子花，她一个人坐家里，吃得天昏地暗，打着饱嗝，的确是过足了瘾，与其顿顿挨饿，不如吃一顿饱饭。
　　 她怕丈夫看见这样作践家当，将门栓插上，结果丈夫半途回来，说肚子疼。红子做贼心虚，慌慌张张，将剩下的烙花放在瓷坛里用石头压住。
　　 丈夫回家闻见香味异常，便问红子，她说是邻居家做香饭，味儿飘进了家。丈夫也不是傻子，就闻味寻找，结果发现坛子异常，揭开一看，还有热气腾腾的烙花。
　　 本来是七夕团圆的好日子，却过得离心离德，丈夫二话没说，出门而去，不知从哪个地方顺手找到一根绳子，吊死在村后那颗橡子树上。
　　 这件事是个引子，吊死的男人或许肚量太小，可毕竟是在看了红子偷食之后，才寻了短见，于是大家对红子就没有好印象了。
　　 如果说穷事可以闹出人命，现在的人没有相信的，可那时却是容易发生的事儿。时代变了，七夕的日子，岂止是几个面食，要什么不可以。但人在贫穷之下，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四
　　 我父亲到中年，算是一个温和的人，生活打磨了他的个性，不再暴躁了。面对穷日子，他无力改变，只能随波逐流，但他对改变穷日子也是想尽了办法。
　　 父亲闯荡过朝鲜，是很好的大厨，只是没有什么级别，他对吃的研究也是很地道的，凡是可以节省的、可以替代的，他都考虑。
　　 按照父亲的想法，吃“硬货”吃不起，那就只能靠蔬菜来弥补了，所谓“硬货”就是小麦玉米这样的主粮，而园子里的菜也不是满足供应，那些年也非常讲究合理密植，不似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自留地太少，种点茄子辣椒韭菜什么的，再无插苗之地了。
　　 地里的辣椒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经霜一打，叶子就蔫了，肯定不能再开花结辣椒了，可爹还是一瘸一拐地担水给辣椒上水，我以为是地干旱，灌水以后便于将辣椒根蔓一起拔掉。
　　 原来过三五天，父亲就拿了一把破剪刀，把那些辣椒叶子全部剪下来。放进河水里洗净，然后准备了一口缸，将小辣椒和叶子放进去，然后，加上“鬼子姜”（脆而出味），再放进一些白菜帮子，浇上鱼汤，用塑料纸封上缸口，腌渍大约半月就揭开，把葱末、生姜片、香菜末和新鲜的花椒叶子一股脑倒进缸里搅拌，父亲说：“这些佐料放早了就不出味了”。
　　 冬天能少吃一棵大白菜就少吃一棵，腾出土地可以种点杂粮或者主粮，辣椒叶当小菜，不费材料，还免烧火，省柴草。
　　 父亲这是从朝鲜带回来的手艺。他是看见朝鲜人那样腌菜，也试着腌制，结果邻居也跟着他学手艺。没有钱买盐，他总是塞给别人三毛钱，托人去石岛的大鱼岛推鱼汤捎带一点。
　　 吃辣椒叶口感也很好，味道青涩，仿佛秋味在其中，只是叶子老点嚼不烂，可有下饭的菜就好，谁还有微词呢？现在回想起来，辣椒叶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对人体健康有很多好处，可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日子里，追求“叶绿素效应”就有些可笑了。
　　 穷日子不好过，农村的孩子长身体，强壮的身体没有蛋白质是不行的。每到秋末，正是孩子们增加体力的时候。我们放学以后就往山上跑，去捉蚂蚱。个头大，还好吃的是“山草驴子”，比普通的蚂蚱大出两到三倍，很肥，大部分肚子里有蚂蚱卵，金黄的，捉到以后，用草杆穿肠而过，一次跨越捉两三串。回家以后，趁着烧火做饭，放进灶膛的火上烧，烧到差不多熟了，再放进灶灰里埋着，大约几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吃了，喷香！吃得嘴巴全是黑黢黢的。妈每次看着我吃，红晕在脸颊上绽开了，有时会笑出声来。
　　 山上的杂草砍了之后，我们就去采“尿唧唧”，这是螳螂的卵形成的，紧贴在石硼上，或者树干上，呈褐黄色，小孩子没有不吃的。听大人们说，这个东西可防治尿滴沥和尿炕，还可以增强体质呢。
　　 那时候我们很少可以吃上猪肉，村里每年要分肉票，大约每人每月半斤，可半斤也买不起，往往送人，可大家都是过穷日子，拿着肉票当画看，绝大部分人家的肉票都剩了，第二年，也就作废了。
　　 唯一吃肉的日子在过年的时候。妈妈都是起早赶往公社的卖肉门市排队，猪肉片子挂在铁钩子上，买肉的人眼睛都朝着肥肉膘子看，心中盘算着，在什么位置可以多割肥肉，可就是不知卖肉的从何处下刀。轮到给自己割肉了，看看剩下的都是瘦肉，大家赶快往队伍的后面缩。理由是去小便，或者是跟人说说话，顾不上买肉，这样可以避开瘦肉。若是一刀下去，切割的是肥肥的肉膘，脸上都绽开了笑花。若是切割的瘦肉多了，心中咯噔一下，多少恨意顿生，只是不敢形于色，生怕人家卖肉的记住你的不悦，下次割肉比这次还瘦。
　　 肥肉提回家，要在锅里熬油，以补贴食用油的不足，那些剩下被榨干了油的蜷曲肉片，我们叫“肉芝芝”，往往用来包包子包饺子，这就是过年的美食。
　　 那年过年前，邻居贺叔花了六张肉票，割下三斤猪肉，血淋淋的，逢人苦笑，有人戏弄：“贺叔，都瘦一起了。”
　　 “呵呵，还没有剩下排骨，可惜啊，卖肉的姓许，可惜我不姓白……”贺叔的话半天没有人理解，有人忽地想起了“白娘子”，嗨！那个割肉的是一个姓许的年轻人，禁不住哈哈大笑。
　　 那些年，周围的“穷事”太多了，大家习以为常了，没有谁笑话人，日子难过，心底酸着呢，哪有心思去搬弄口舌嘲笑别人的是非。
　　 日子总是向前，苦难也都成了过去，它在留给我们苦涩记忆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感激，感激如今富足无忧的生活。
　　 那日回村，去我老屋周围转转，遇到了安爷的儿子，谈到那些年的“穷事”，他感慨地说：“现在动不动说这不好那也孬的人，我就看不起他！过去‘穷事’家家有，怕丢人不去说就是。人不能忘本，现在有饭吃，吃好饭，吃嘛嘛嘛香。”说完，爽朗地笑着，他是实在的山东汉子。
　　 令人酸楚的“穷事”，在过去不胜数，本来就不能怪我的那些乡邻安于贫穷，他们也努力做着改变，尽管微乎其微，但他们从来没有失去做人的脸面，依然开心地过着自以为体面的生活，更不想失去做人的体面，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被贫穷压垮、一直热爱生活的根本所在。
　　
　　 2018年10月3日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