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封遗书，是他在戊戌八月九日遭捕之前，写于寓所。忘不了他1896年摄于上海的那幅黑白照片。那眼神流露的沉郁、坚毅，恰与他悲壯的遗书，浑然一体。
　　 写这些信时，他即已准备献身。人之将逝，其言也真。无论如何，他都要去赴死的。变法失败后，本可逃生的谭嗣同，却选择了死。其决绝如此，也只有读到他的遗书，方可理解。
　　 谭嗣同的这些遗书，以前竟从未读过。此次读之，方自愧对中国的近代史，愧对这些先烈。
　　 展读这些遗书，对这位先烈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中国的历史不应遗忘，如谭嗣同这般的人，不应遗忘。
　　 谭嗣同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他密友王五、胡七等：“变法维新本未期其能成，弟之加入，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真正以为能成功者，大概只有康先生一人而已。皇上是满人中大觉悟者，受我等汉人影响，不以富贵自足而思救国，以至今日命陷险地，弟义不苟生；兄等昆仑探穴，弟义不后死。特留书以为绝笔，愿来生重为兄弟，以续前缘。”
　　 谭嗣同的第二封信，是写给他父亲谭继洵：“不听训诲，致有今日。儿死矣!望大人宽恕。临颍依依，不尽欲白。”
　　 谭嗣同的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妻子李闰：“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生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谭嗣同的第四封信，是写给他佛学之师杨文会：“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代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
　　 其第五封信，是写给他的同学唐才常：“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陨。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颍神驰，复生绝笔。”
　　 这些百年之前的遗书今天读来，也仍旧感到，如火般的炽烈，如血般的鲜红，如肝胆般的相照，如赤子般的丹心。
　　 遗书的文字极简，当为一挥而就。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些遗书，都是无可置疑的美文。
　　 五封遗书中，最令人感叹的，是他给大师杨文会的信。由此信才可知晓，他之毅然赴死，有无法磨灭的心路历程，有让人荡气回肠的境界。
　　 我不由想起他的故居“大夫第”，那座旧居，始建于明末。青砖绿瓦，雕梁画栋，庭院深深。面积之阔，多达二千平米。一望而知，是典型的豪门大宅。
　　 谭嗣同当年，即是在这里与妻相别，赴京变法的。在变法的党人中，唯其思想之激烈，无人可比。“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我在想，中国近代暴力革命的思想，当源自于他吧?
　　 遭捕的前夜，梁启超曾经苦口劝逃，他坚决不从。次日的黎明，命管家大开馆门，品茶，安然待捕。
　　 本可安乐，却选择了艰危；本可逃生，却选择了受难。我不禁苦苦思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谭嗣同何以这样?
　　 非独为忠义二字，更为救中国，救众生。我不禁悚然，他对世间之苦，怀有惊天动地的慈悲心。
　　 “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其实，奋笔书《仁学》之际，他即有舍身之志。
　　 “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是何等的豪气!不要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恰恰相反，若无热血之志，诗风岂慷慨如此?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当引颈就戳的一刻，地藏之语，或深深地激励着他吧?
　　 据目击者说，谭嗣同受刑之际，死状极惨。刽子手一连三刀，都未将他头颅砍下。监斩见状大惊，遂命将他按倒在地，又连补数刀。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多么伟大的精神，多么崇高的境界。这一年，他才三十三岁。
　　 谭嗣同的死，超越了世间的任何功利，是最纯粹的死。
　　 他只是希望，要以自己的性命证明，他绝非是一个空想主义者，绝非是一个空谈家。他是抱有拯救民族的愿望，抱有拯救国家的愿望而赴死的。因为他的死，近世积弱的中国，方不致一无希望；因为他的死，方有更多后继者为他祈祷。
　　 高谈理想并不难，而行之者难。知行合一，谈何容易?
　　 在青岛，在康有为晚年的旧居“天游园”。那是一座倚山望海的小楼，原为德国总督副官的宅第。康有为自流亡而始，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未离享乐，钟鸣鼎食，妻妾成群……
　　 我在此久久站立，内心却翻江倒海。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康有为?是他吗，是那个“公车上书”振臂一呼的康有为吗?是那个写《大同书》高谈理想国的康有为吗?
　　 我忽然有一古怪的念头：康有为在享乐之时，是否还记得起谭嗣同的死?
　　 “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书联写的悲壮，悲叹，而又警世，可谓醍醐灌顶。我不知道此时的康有为，内心可有愧色?
　　 而以激烈的《仁学》骇世、并大声疾呼的谭嗣同，却真的是杀身成仁了。他做到了知行合一，他的的确确达到了臻于极致。
　　 我在想，敢以生命而践行理想，是多么高尚啊其气节之高，堪比古代的司马迁。即便是我们的敌手，也对谭嗣同肃然起敬。他殉难之后，他的遗诗《狱中绝笔》，在日本被谱为乐歌。
　　 他的死，如平地一声炸雷，令麻木的中国人，猛然震醒。是的，是该醒来了。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的，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秋瑾、林觉民……那些为救国而舍命的义士们，都曾为谭嗣同的悲壮而深深感动吧？
　　 先烈的血，一百年流淌不止。若非他们的流血，屈辱的中国，何能有今日?
　　 当年的菜市口，如今一片繁华，高楼林立，车流如织。谭嗣同的影子，可否在期间闪烁？
　　 但长长的菜市口大街，却怎么也看不到谭嗣同的雕像。
　　 当年的行刑之地，已成为宵夜吃喝之地。一到傍晚，人行道上便铺满了餐桌，烧烤、麻辣烫，热气腾腾，菜水横流……
　　 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北半截胡同41号，一座蜷缩在高楼旁的旧院，灰色瓦檐，外墙刚被刷成白色。一棵苍老的古槐，从院中伸出。这座老宅，就是当年谭嗣同最后的寓所---浏阳会馆。
　　 只是，这一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史迹，今已残败不堪。
　　 “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谭嗣同当年自书的门联，已不复可见。
　　 麻木，冷漠，油滑，无崇高感，无敬仰心。一百年过去了，国民性依然如故。那些举着相机拍个不停的老外，目睹此状，是否有鄙夷的感觉?
　　 无论如何，谭嗣同都是伟大的。他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