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老鸦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屈指算来，自1986年考入师范学校离开家乡到现在已有26年时间，26年里家乡的一草一木是我记忆中永不褪色的风景线，家乡的每一丝气息和音讯无数次使我魂牵梦绕。家乡迈出的每个步伐都无不拨动着我的心弦。
　　 依稀记忆里，我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老鸦村很大，我们家就住在村子的西北部，我们家的三间房子就建在老城墙根上（后来才知道这城墙是原国民党教育厅厅长、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驻扎我村时建的），周围用秸秆扎成围墙，院子很大，足足有三亩地。顺着老城墙根，爷爷种了很多槐树，夏天的时候躺在树下乘凉，听树上各式小鸟唧唧喳喳的鸣唱，真是惬意极了。至今，有很多儿时的游戏还经常历历在目：
　　 吹肥皂泡，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最好，大小的泡泡映着太阳光，五颜六色的，而且色彩随着泡泡的变大而变化，溢光流彩。那时候就奇怪，为什么透明的泡泡表面却有彩虹一样的颜色，而且还不断地流动呢，一直到了上初中时才完全弄明白。
　　 玩手指，这个游戏是我的小姨教会的，然后我又把这技艺交给了我的好朋友们。我和我的伙伴们热衷这个游戏着实有一段时间，有时候拿一根绳，两个人4只手可以翻一上午。记得，到了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还时常玩这游戏。
　　 放风筝，记得小学的时候特别流行，放了学就跑到村头的空地，几个人一组，开始放。那时候好像特别享受把风筝放上天空的这个过程。因为记忆里，抓一把土，试试风向，拉着线疯跑，好不容易上到半空又坠落，想办法解决风筝的平衡问题，更有意思。
　　 玩泥巴，记得我们都是到村东红土地取红泥巴，当地人称红胶泥，或者用铁锨在村西沙土地的沟渠内找到红泥层挖取，色泽深红，质地细腻，黏性非常大。我们用这红泥做成碗状，然后口朝下用力摔下去，摔响的红胶泥会在上部撕开一个洞洞，摔不响的不会出现洞洞或口子，结果是没摔响的要从自己的胶泥上分出一块给摔响的那位，多少以填上对方胶泥上撕开的洞洞为准，游戏结束时胶泥最少者败。我们称这游戏为：摔哇呜。还有一种玩法就是把红泥做成大小碟状，在上面画上图案，然后用火将之烧熟，烧熟的成品颜色不等，完整不等。一般图案新颖别致、艺术性较强的，颜色紫红敲之声脆的，无裂痕斑点、无扭曲的为上品。
　　 抽陀螺，用的木头是非常有讲究的，要那种质地非常硬的槐木，头上最好镶上钢珠，那时候还跟着聪明的一休学着做转起来很有动感的画，有意思。
　　 火柴枪、弹弓，火柴枪是用自行车链条做成，子弹就是火柴。弹弓是用自行车内胎割成条状，拴连在柳树或枣树枝杈做成，子弹一般是石子。我喜欢自己做火柴枪。我现在还能想起，打完子弹火柴燃烧的那种气味。到姥姥家时发现小舅有一个好的弹弓，以前傍晚院子里的树上会有很多很多麻雀，小舅带着哥哥和我两个用弹弓打麻雀，有时候真的能打死几只，回家后烧着吃，味道很香。
　　 砸方宝，小时候我和伙伴们整天去垃圾堆转，找到硬的纸就做成这个，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至三年级的课本书皮基本被我撕光做成方宝了。我们村北的伙伴还跑很远到村南找人家去玩，有时候会赢一书包回来。
　　 摘桑葚，那时候我们邻居宗建会爷爷家有一棵很大的桑葚树，我和小雨、新立三个伙伴还精心准备了工具，一个长竹竿，头上绑个钩子。槡葚又大又甜。
　　 纸飞机，小时候为叠纸飞机让我毁了不少课本，那时候整天的疯玩，真实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现在有时候我还教孩子折来从楼上往下扔，看着它飘飘荡荡地飞落，心里总有一种温馨。
　　 捉昆虫，小时候特别喜欢和哥哥捉大蚂蚱，烧来吃，尤其是它中间的那两块肌肉，特别香。
　　 拉马，两人一组，谁被拉下谁输。这个游戏要求比赛者身体强壮，且耐摔打。记得小时候玩过两次，危险太大，被爷爷阻止了。
　　 还有很多游戏，一时记不起来了。现在想想儿时的自己，无忧无虑，真的很幸福。当时老鸦村有17个生产队，我们家在第3生产队。我们家的东邻就是生产队的饲养处，有专门的饲养员专职喂养照料着很多牛呀、马的；大人们每天都按时上工、下工，挂在饲养处老槐树下的大铁钟总会按时在每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敲响。当时都给村民叫“社员”，紧靠我家西边的是生产队的场院（打麦场），每到秋收的时候，打麦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生产队的老少爷们都聚集在那里分享收获，有说有笑，拖拉机与牛马齐上，好不热闹。到了晚上，社员们吃过晚饭会居家老小到打麦场席地而坐，孩子们躺在大人的怀里仰望星空，一边听老人讲那过去的故事，一边细数着天上闪烁的星星，任大人的蒲扇将一缕缕微风拂面而过，美极了。不过也有令我胆战心惊的时候，我7岁那年夏天，大雨连绵不断，接连几天的闹地震，吓得村子的人们白天晚上不敢回屋。让我刻骨铭心忘却不掉的，是有一天下午，天昏地暗、大雨瓢泼。我和爷爷正在屋里听收音机，突然听到了广播喇叭里的地震预报，爷爷慌忙拉着我向外跑，雨伞雨衣也没带，刚跑到院子里站立未稳，就听见从远及近传来“吭吭——”的地壳变动声音，紧接着就觉得大地在摇晃、倾斜、颤抖，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那次吓得我许久说不出话，直到爷爷把我抱回屋里给我裹上被子才慢慢回过神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身体验地震。
　　 儿时我有几个要好的好伙伴，新立（孙华庭）、小雨（张爱祥）、小河（张德和）、长收（岳长收）、小四（李明亮）等，几乎我们的童年都是在一块度过的。那时村子里有几个湾（水库），其中村西边有一个专门供人们洗衣、孩子们洗澡、牲口饮水用的，社员们称之为“西湾”。夏天我和我的伙伴们几乎天天长在这里游泳、打水仗，到了冬天就在上面玩滑冰。在西湾的西边是我们村的钢磨房（磨坊），用柴油机做动力，在我们四邻八庄算是最先进的，每天早上天不亮便想起磨坊的机器声，一直响到晚上很晚。
　　 那时候镇上的放映队经常来村里放映电影，放电影在当时的村里可是件大事情，因为平日里文体活动少，村里的老少爷都会去看电影。放电影之前村里的领导们会先传达一下上面的会议精神和政策。记忆中，《上甘岭》、《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村民们都爱看。特别是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们，模仿电影中的情景，村南村北的男孩子各自成立了“革命军”，到了晚上挖“战壕”备“弹药”（砖头、瓦块、土坷垃），双方开战砖头瓦块横飞，受的“伤病员”颇多，有时候村南村北也联合起来“抵御”外来村庄的“侵犯”，呵呵，回想起来好笑、后怕，好在都是轻伤。
　　 我们村子有两处学校，一处是处在村北的老鸦小学，一处是设在村南的老鸦中学，周边村子的学生都到我们村读中学。我的小学和初中生涯是在我们村子度过的。我印象最深的小学老师是杨喜云老师、韩淑英老师和王本华老师，还有初中时的刘兆云老师、高和平老师、王义宝老师等。那时的学校很简陋，桌椅都是大人们用红泥垒砌的，不过很耐用。记得小学的时候，杨喜云老师领着我们到大队部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哀乐悲切切、社员泪成行，我和同学们也跟着老师们失声痛哭。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学校里养了很多兔子，学生们安排值日定期到田间割草和野菜喂兔子；每逢麦假和暑假，学校会安排我们割茵陈（一种中药材），捡蝉蜕（知了猴的壳），开学时按分配数额上交学校。再后来，到了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再搞勤工俭学了。
　　 老鸦村地处黄河故道，地表多以黄河淤沙为主，由于那时候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每到春季干旱时节，漫天的黄沙铺天盖地，村外的地表多年被风沙雕刻成丘岭状，一天下来村里家家户户屋里黄沙满地，学校课堂上桌椅、课本黄沙铺面。从家里到学校一路嘴里、鼻子里更是黄沙多多。后来村里开始大搞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不几年，村子的西北方向根深叶茂生长起了颇为壮观的防风固沙柳树林，风沙真的减少了。从那时候开始，村子里开始种植苹果树和西瓜，因为我们村的土质好，所以生产的苹果和西瓜远近闻名，远销河口、东营和外省。
　　 记得有一年夏天，生产队晚上召开会议，我跟着母亲参加了。会议内容大致是土地分到农户，生产队的生产用具也分到农户。后来不几天，生产队果然把土地和生产用具、牲口等分到农户了。我们一大家（父亲兄弟三个，伯伯、父亲、叔叔）分得一匹枣红马和一辆马车，土地分了多少就不记得了。从那时起我开始下地干活了，父亲在外工作，哥哥要考高中，弟弟还小，多数都是我和母亲到地里干活。印象最深的是农忙耕地时，我和伯伯家的迎春哥哥赶着马车到地里耕地，那匹枣红马很温顺，我在前面牵着，哥哥在后面扶着犁，看着身后的土地被犁子翻起一层层浪花，心里也升腾起了一个小男人的一丝骄傲。特别是田间休息时，迎春哥时常把我扶到枣红马的背上让马驼着我遛弯，那时的感觉可真叫个美呀！
　　 在我考入师范学校离开村子之前，有很多人和事使我一生难忘，终生受益。记得小时候，母亲因患病到镇上医院做手术，父亲在她身旁照料。哥哥、我和弟弟由南邻的妮姑姑带着，一天三顿饭都是妮姑姑过来给我们兄弟三个做；晚上她过来一边帮母亲织布，一边陪我们兄弟三个，直到我们睡着。母亲住在医院还念念不忘地里的庄稼，可等母亲康复出院回家后，却发现地里的庄稼并没有荒芜，不知姓名的好心人给料理得井井有条，几年后才知道是邻居孙学增爷爷起早贪黑给管理着，得知这个信息后，父亲感动得留下了泪水。每年入冬时节，村里的人们都早早地北大荒拾柴禾，以备过冬。那时候爸爸在镇上的粮所上班不能回来，都是爷爷的把兄弟孙学美爷爷的儿子、好心的存良叔带上我和哥哥，赶着马车早早的到北大荒拾草（老鸦村东北方向的大片荒地），拉着硕大的爬犁我和哥哥、存良叔跋涉在北大荒，寒风凛冽入口、呼出来的却是热乎乎的热气，一圈下来已是满身大汗，太阳下山时我们爷仨赶着马车满载而归……冬天，不久就会过去。在我到师范上学前的四、五年时间里，都是存良叔帮我们到北大荒拾草，地里的庄稼也多数是存良叔帮我们管理。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发誓：长大后一定好好报答这些好心的邻居。
　　 1986年我考上了东营师范学校，师范三年里时常回家，但每次回家都发现家乡在发生着变化；村容村貌在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也伴随着家乡的变化在不断长大。1989年，我毕业参加了工作，光荣地成为一名乡镇教师。我把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交到父母手里，为了我上下班回家方便，父亲和母亲添了部分钱，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我着实高兴了一阵子，骑上崭新的自行车行进在乡间小路上，我为自己终于从一名农村孩子当上了人民教师而无比自豪。但始终让我不变的是对老鸦村老少爷们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情感，我忘不了那些无私帮助过我们的乡亲们。因此，每当我从镇上学校下班回家时，每次骑车子到村口后，我一定会推着车子步行回家；每次回学校，我都是推着自行车一路走到村口才骑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从未例外过。我想，我无论身居何地位，永远都是老鸦村的孩子。后来，由于工作调动，我先后到乡镇政府和区直部门就职，母亲和哥哥弟弟也随父亲到粮食局居住。回老鸦村的机会少了，但作为老鸦村走出来的孩子，老鸦村永远是我的家。有时候真的很想回村里再和童年的伙伴无拘无束的嬉戏一番、再和存良叔等一些村里的老人们叙叙旧，可总也没成行。我想，我会做到的。
　　 转眼25年过去了，老鸦村的记忆深深的铭刻在我的心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老鸦村作为历史上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新时期的双文明村，会永远镌刻在黄河三角洲的历史史册上。不论到那里，不论到何时，我都会记住：落叶归根，我是老鸦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