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童年如同是浸泡在黄连水里的，她六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那时候母亲岁数很小，还不怎么记事，她只是恍恍惚惚记得姥爷和姥姥得了瘟疫，家里穷得没有钱治病，姥爷想吃一口大米饭，二舅谷春林给铁匠铺的老板跪了两个时辰，才要来一碗米饭，可是拿回家的时候，姥爷已经气绝人亡了。姥爷去世后的第三天姥姥也去世了。两个老人同时去世，舅舅们都没有钱买棺材，用两领破席把姥爷、姥姥埋葬了。
　　 后来我曾经向大舅了解过这段历史，我才弄明白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到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就是借钱也无处举债。大舅谷鸿林应征去东北参加抗日战争，家里只有二舅谷春林在县城铁匠铺当学徒（那时候学徒工是没有收入的）；三舅在地主家抗长活，按约定是要年末才能给工钱的。四舅和母亲年龄还小，四舅谷耀林才8岁，母亲谷彦林才6岁。姥爷姥姥去世之后，他们小兄妹俩就沿街乞讨。
　　 我问大舅：为什么给我妈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大舅说，你妈是腊月30生的，一生下来就有病，姥爷姥姥很喜欢女孩，生怕养不活她，取个男孩名字是为了好养活。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舅九死一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经过非常艰难曲折的道路才回到故乡。由于大舅没有任何证明他身份的文件，他所在的部队整个编制都打散了，大舅也身负重伤，是被当地老乡抢救过来的。他找不到部队了，只好一路沿街乞讨回到家里。那一年母亲十一岁，四舅十三岁，大舅已经二十九岁了，还打光棍呢。
　　 大舅回来以后，政府对他进行了很长时间地考察，一直认为他是逃兵，什么待遇也没有给他。而大舅受伤以后在一条小河里浸泡的时间太长，得了肺病。没有抚恤金没钱治疗，只好自己找中医调理。他一边调理疾病，一边打短工养活弟弟妹妹。那时候家乡闹土改分回来三亩多地，大舅和四舅每天在地里干活，母亲负责拾柴做饭。这样我母亲才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那年冬天，村里办起扫盲班，母亲、四舅和大舅都被动员去扫盲班学习文化。母亲非常喜欢扫盲班的学习生活，她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写字看报纸。还学会了唱歌跳舞。成了扫盲班的活跃分子。后来成了村里宣传队的积极分子。母亲生性活泼好动，嗓音洪亮甜美，最后被乡里的文工团吸收为正式团员。
　　 母亲十五岁的时候，喜欢上文工团的一个小生，曾经想跟着文工团一起进北京。但是，大舅死活不同意，他说：“自己就一个妹妹，决不能让他跟着南方蛮子走。”就这样母亲失去了作为一个离休干部的机会。
　　 母亲十九岁的时候，经过妇联干部的介绍，认识了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那时候是一九五三年。母亲毅然不辞而别，跟着父亲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大舅，离开了从小相依为命的四舅，开始了一个女人的崭新生活。
　　 我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我出生以后留在爷爷奶奶身边，母亲和父亲一同在铁路上工作，母亲在文工团，父亲在养路段，生活比较温馨。但是随着母亲演出次数地增多，有一些喜欢母亲唱歌的男生就经常给母亲送花，父亲为此很生气，母亲和父亲从争吵上升为动手打架，最后父亲以死相逼，母亲只好辞职回家。辞职回家以后，父亲母亲的关系逐渐地融洽起来连着生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看见母亲为他生了个胖小子，心情格外高兴，对母亲越来越好了。而母亲被孩子们拖累，再也不能上班了。家里的经济生活一落千丈。
　　 1962年对于父亲是刻骨铭心的一年，对于我和母亲也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一年年初，我们家里由于父亲的勤劳和母亲地勤俭持家，有了一些积蓄，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春节的时候，父母亲为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做了新衣服，我得到一件粉红的上衣和一件天蓝色的裤子，还有一双蓝色的球鞋。我非常高兴，那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过得高兴的一年。二月份，我们的小弟弟出生了，他长得虎头虎脑的，生下来就有5公斤，是个十分健康的宝贝。爸爸很喜欢他，说他皮肤黝黑像个小小男子汉。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家庭的危机就在那时候发生了。
　　 就在妈妈做月子的时间里，父亲被人家请去喝喜酒，由于不胜酒力，醉倒在主人家，一夜未归。母亲担心之极一个人到父亲回来的路上去迎接。结果，碰到有人装神弄鬼，穿着纸质的长衣裤蹦蹦跳跳在路上吓唬人，母亲胆子本来就小，又在月子里身体虚弱，天气寒冷，母亲又冷又怕一病不起。医疗费用花去父亲所有的积蓄还不够用，还向亲戚好友借了四百元钱。这样一来，父亲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应付工作和照顾母亲，没有经历种地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
　　 开始，铁路医院的医生诊断母亲是斑疹伤寒，需住院治疗。每天，父亲除了上班以外还要给母亲和全家人做饭洗衣服，我和二妹妹负责照看刚刚满月的小弟弟和给母亲送饭。后来母亲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停止了治疗，要求出院或者转院治疗，父亲把母亲从医院抬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我怎么也忘记不了那个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我们5个孩子围着父亲，母亲躺在屋里的炕上，父亲问我们：人家说，孩子说话准，你们说，你们妈妈的病怎么办？还能治好吗？我们两个大的都不敢说话了。只有四岁的大弟弟说：爹爹，妈妈的病能好，吃三副中药就好了。父亲第二天就去桥西请来了退休的老中医，那个中医姓谷，和母亲是一个祖宗的，他给母亲开了三副中药，父亲心里一动：“兴许让儿子说中了，吃了这三副中药，老婆的病或许就好了。”父亲怀着虔诚的心给母亲熬中药。结果，母亲的病真的好了。那天，我从外面回家的时候，看见母亲在院子里摘菜。
　　 母亲的病好了，但是身体仍然很虚弱，需要吃营养的食物调养，可是我们家已经是穷得叮当响了，哪里还有钱为母亲保养身体呀，我那可怜的母亲从此成了一个长期病号。
　　 1969年，我15岁，我们的学校又停课了。我的主要生活内容成了捡煤核、做饭和带弟弟妹妹玩，感觉生活失去了意义，心中十分烦闷。
　　 有一天抽空跑到新华书店，想买本书看，当时新华书店里也没有什么书籍。好不容易看到一本书，书名是《翠泉》，里面都是一些短篇小说，记得有一句：“太阳隐到山背后，晚霞舞起红云舟。”我很喜欢，一看价钱是一元五角。我一摸口袋只有八角钱。回家对母亲说：“妈，我看上一本好书，很喜欢，但是没有钱买。”母亲说：“以后你卖草和捡破烂得到的钱，可以留下一部分买书，只要是你喜欢的书，你就可以买，妈不拦你。爱看书是件好事情，妈支持你。”于是我用自己卖破烂挣的钱买下了那本书。那是我第一次从买书读书中得到了生活的乐趣。
　　 为了能有更多的钱买书，我几乎是拼命地劳动，冬季捡破烂、夏季割草和养兔子都是我赚钱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赚到的钱买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当时很流行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读书中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树立了人生的理想，开始思考我应该怎样度过这上天赐予的一生。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感觉到生命的可贵，并且想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一曲生命的赞歌。
　　 秋天的草原是金色的，到处都是牧草，是马车社收草的高峰期，我几乎每天都带领妹妹秀兰去割草，平均下来每天能卖一元到三元钱，在当时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从中留下三分之一作为买书的钱，其余交给母亲贴补家里的生活费用。买回来的书由我读给弟弟妹妹听，有时候秀兰妹妹也看书，但是那时候她还小，识字不多，读书比较困难。有时候，我们两个用卖草的钱买一只冰棍，五分钱的，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吃的很甜。
　　 突然有一天，妹妹从外面回来告诉我，学校开始给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分配工作了，老牛家的大儿子去了煤矿。当时，我也想去煤矿工作，只要能独立养活自己并能补贴家用，再累再苦我也不怕。于是，我连衣服都没有换，穿着割草穿的破衣服就去了学校。一打听，工宣队的领导说：“煤矿只要男生，不要女生。以后要停止招工了，毛主席发出了124批示，69届的学生和70届的学生都要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供给制，自己家什么也不用带，不去的全部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安排到四子王旗插队。”我立即决定，我要报名去生产建设兵团，当下拿回了表格，填上，交给了工宣队的领导。
　　 不久第一批去大石寨的学生名单公布了，在铁一中的教学大楼前面，我去看了半天，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回来一打听，才知道第一批全部是69届的学生。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家，心情格外郁闷。我撅着嘴做饭，母亲对我说：“别着急，着急吃不得热豆腐，慢慢来，他们这届走了，就轮到你们了。”我说：“妈，我恨不得赶紧走，这样家里就少一个人吃饭穿衣了。”妈妈说：“我已经养了你16年，还在乎多养一两年吗？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们独立生活的，你着急什么呢？我还不急呢。”我说：“我爹整天价说我们坐车，他拉车，我实在坐不下去了，想自己独立，起码可以减轻爹爹的负担。”母亲说：“好吧，居委会组织家属到铁路上抬石方，我报个名，你去吧。一个月能挣30元钱呢。是计件工资，干得多挣得多”我立即高兴起来。
　　 不久，我就加入了抬石头的行列。原来，我们的几个男同学都在其中呢。我想：这不是和他们比赛力气的机会吗？于是，我每天找一个男生一起抬石头，他们累了，说歇一会儿吧，我说：“累什么，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咱们多干点吧，也可多挣钱呀。”回家的时候，我的肩膀生疼，原来都印出血来了。我想，咬牙干几天，就会好起来的。可是就是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上级有文件了，应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能做临时工。我只好回家了。那个月我领到了自己劳动的报酬四十元八角钱，我非常高兴！母亲奖励我五元钱，我买了笔记本和书，还有一支钢笔。我为自己离开家做物质上的准备。
　　 再后来母亲怀孕了，反应比较厉害，我基本上是在家做饭和出去捡煤核，没有机会挣钱了，于是，我养兔子卖钱。兔子吃的草到处都是，捡煤核的时候，给兔子拔草带回家。养着养着，兔子就仿佛我亲手养大的孩子一样，我对它有了深厚的感情。每次卖兔子时，心里都很不舍。但是，我也明白自己养兔子的目的，不是当宠物，是为了赚钱。卖了兔子的钱，买一只老母鸡，给母亲吃。母亲一边吃，一边说：“做了六个月子，没有吃过老母鸡，如今得了闺女的济了，还没有坐月子就吃上老母鸡了。”父亲听了这些话，涨红了脸，不说话。我知道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挫折。
　　 时光飞快，不觉间就到了1970年的4月，母亲的肚子很大了，可能就要生小孩了。一天，父亲单位派他去二连浩特出差，父亲对我说：“你母亲可能要生孩子了，到时候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我必须去二连浩特出差，不能耽搁，这铁路上的差事如军令一般，不可违抗。”我说：“我知道。你放心去吧。”母亲很生气，她想起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父亲也是出差去了，结果母亲一个人生孩子受了风寒，病了很久。生小弟弟的时候，月子里爹爹去喝酒未归，母亲又为此几乎送掉自己的生命，于是唠叨了一顿。我劝说妈妈不要生气，如今我已经长大了，会照顾好妈妈的。爹爹有他的难处，我们全家人指望着爹爹挣钱呢。
　　 父亲走后，母亲感觉自己要生孩子了，我立即去叫亲戚阿姨和我一起去，把母亲送进铁路医院妇产科，人家以为我是母亲的妹妹呢。夜里母亲给我们生下了一个十斤重的小妹妹。我松了一口气：母亲大概是最后一次生育了吧！我的天呀，母亲给我生了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到此为止吧。我把母亲安顿好，跑回家煮小米粥，放了红枣。然后和秀兰妹妹一起给他送去。我们特意去看了我们的小妹妹，一个胖乎乎的粉嘟嘟的小姑娘，很漂亮。
　　 由于母亲在月子里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我们还给母亲买了老母鸡，用红枣和当归顿了，母亲吃了后身体逐步强壮起来。小妹妹一岁的时候，母亲走出了家庭，她上班了。在57公社，后来叫小集体，母亲在工地上当小工，用挣的钱养活弟弟妹妹和我。这一下更加是我下定决心要去建设兵团或者下乡。第二批去建设兵团来招兵，我又报了名，心想：不管这次发榜有没有我的名字，我一定跟上他们走。
　　 1971年6月19日，放榜了，有没有我的名字上榜呢？看呀看呀，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有我。情急之下，我找到了军分区招待所，问什么原因没有我，他说我眼睛近视不合格。于是我跟他说，我们家里穷，没有钱配眼镜，我如果戴上眼镜就能行。我能吃苦，脱坯盖房子我都会干等等。整个磨了人家一个下午，最后那个参谋长答应我可以做准备，一周后，我带着户口本去学校。母亲和父亲看我真的要走了，都很不舍。母亲偷偷地掉眼泪，父亲唉声叹气。
　　 学校传来消息说，下半年高中招生了，我这样的可以上高中，班里有个男同学，和我同龄，他对我说：“留下来吧，俺们一起上高中。”我说，不。我已经决定去建设兵团了。他说：“我要跟你一起走，你能不能跟我好？”我表示不能，因为我有更大的人生目标，绝不是去扎根的。他很失望，哭了，说我狠心。我想，我必须狠心，才能获得自由奋斗的前程。
　　 1971年7月19日，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踏上了一条自我奋斗的道路。全家人都很激动，父亲送我到车站。帮我挤上车，找了座位，临开车的那一刻，父亲拉住我的手说：“我的女儿，你跟着爹爹受了十七年罪，如今自己去闯一条幸福的生活道路吧！”父亲说完，拥抱了我一下，转身下车走了。我看见他在用手擦眼泪。那一刻我好心痛！
　　 从此以后，我和父亲母亲的联系就是通过写信了，坚持每月一封信，我们通信了三十六年，直到母亲去世为止。这期间我回家的时间很少，和母亲的谈话也很少。我明白母亲总是缺钱，于是尽力多寄钱回家给母亲。母亲总是鼓励我上进，鼓励我成才。
　　 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母亲开始寄钱给我。无论家里多么困难，母亲总是满足我上学需要的钱。我下定决心，等我毕业了，我挣钱了，我一定按时每个月给母亲寄钱。我做到了，母亲很满意，我自己也很自豪。可是父母亲去世以后我才明白：父母亲对我的恩情是永远也报不完的，因为他不但给了我物质上的支持，还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任何人代替不了父母亲给我的爱。
　　 安息吧！天国里的母亲！女儿祝愿你们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