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越下越大，屋檐下的雨滴像齐奶奶的纺线，断了又续，续了又断。记忆里的齐奶奶总是一身素净，双颊凹陷，白发齐耳，脑勺上别着一根亚麻色的发簪。她独自住在一间昏暗的厢房里，守着一台老掉牙的织布机，摇啊摇，从麻麻亮摇到天擦黑，周而复始，不知疲倦，仿佛已和织布机融为一体。下雨天不能出门，我们一人一只小板凳，坐在门边上，迎着亮，分拣从地里摘回来的棉花。棉朵婴儿一样窝在棉碗里，仿佛一小蓬绽开的雪。门外雨潺潺，我们心不在焉地拣着棉花，不时有人打门前经过，噗嗒。噗嗒。穿着木屐（我们叫“雨耷子”），撑着雨伞。
　　 雨伞，我们那会叫洋伞。那个年代的“洋”字，既意味着来历，也意味着身价。同样冠以“洋名”的物件还有洋装和洋火。洋装不用说了，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张明敏的一首《中国心》唱响了长城内外，红遍了大江南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洋火就是生火用的火柴，扁平的小盒子，正面印着七八十年代流行的招贴画，反面多是八个字的名人名言、安全提示语。我家经常用的一种洋火，正面就是一根燃烧的火柴，一小撮鲜红的火苗冲天而起；反面光秃秃的，只在最下方印着“安全”两个字，醒目的红色小楷，约等于如今的二号字。洋火和鸦片一起进入中国。如今，一次性打火机全面占领了城乡，即便是在僻远的山区，洋火也很难见到了。洋伞有什么好的呢？洋伞的伞骨和伞柄都是竹子做的，虽然笨重，却很耐用，举在手里能抗风。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实用远比美观重要。洋伞用的都是白色的油布，刷了一层厚厚的桐油，雨落在泥黄色的油布上，砰砰，砰砰砰，像一颗颗乒乓球从天而降，又飞溅成一粒粒细小的雨珠。飞溅的雨珠凉茵茵的，像立秋之后菜园里的薄雾。我喜欢听洋伞下的雨声，因此也就喜欢了洋伞，心心念念地盼着下雨，夹着一把洋伞，踩着雨耷子，兴高采烈地出门。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家里只有一把旧洋伞，油布已经褪色了，缝了又补，补了又缝，母亲一直舍不得扔掉。
　　 新洋伞是一个家庭的奢侈品，使用时自然也倍加爱惜。有人特意央请裁缝用剩布缝一个狭长的伞袋，晴天出远门，把伞装进袋子里，挎在肩上，如同士兵背着洋枪。下雨了，取出伞撑开，遇上戴斗笠的，顿时扬眉吐气，仿佛忽然长高了一截。乐极生悲。一阵风吹来，树枝一挂，或者脚下一滑，一个踉跄，伞破了。
　　 伞破了就得修。“修洋伞纸伞花伞油布伞，有伞修啊。修洋伞纸伞花伞油布伞……”雨过天晴，常见修伞匠背着小木箱，在村子里转悠，到处吆喝。听到这悠长的吆喝声，总有人送来一两把残破的雨伞。生意一来，修伞匠便在树荫下或屋檐旁搁下随身携带的小马扎，打开小木箱，木箱里有绳、线、铁丝、螺帽、钳子、刀子、伞骨、弹簧等七零八碎的物件，在膝上摊开一块围布，套上脏兮兮的袖套，开始俯下身干活。修伞，最简单的是打补丁，只要在破损的地方刷上一层桐油，再盖上一层棉纸，然后在棉纸上再涂刷桐油。等桐油干燥后，就算修好了。复杂的是换骨架，缝伞面，甚至整伞重新绷油布。对于修伞来说，这就是动大手术了，既费时，也费事，但也只有动这样的大手术，才能显见修伞匠的手上功夫。有些修伞匠妙手回春，化腐朽为神奇，修旧如新；也有一些修伞匠初出茅庐，汗流浃背地忙活几个时辰，修好的伞才用几天又坏了。
　　 坏了再修，修了又坏。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这样的旧洋伞，童养媳一样低眉顺眼，一言不发地靠在门后。除了应急，旧洋伞主要是给孩子用的，用坏了也就用坏了，弄丢了也就弄丢了，不心疼。除此之外，旧洋伞还有一个用途：供亡灵冒雨赶路。在牌楼，出殡遇雨是一件晦气的事情，一来固然是因为不方便下葬，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老人的传说里，亡灵不能冒雨上路。而亡灵在人间盘桓的时辰越旧，越影响来世的寿辰与福报。迷信的牌楼人于是定下一条规矩：出殡遇雨，棺材上要系一把亡人生前用过的旧洋伞，伞骨上还要系一节红绳子。系过红绳子的旧洋伞便成了亡人专属，落土之后要直接扔掉，其他人就不能再用了。有一年正月，刚开学。小跑在枸骨（我们叫“猫儿刺”）丛里发现了一把旧洋伞，看上去还是好好的。小跑欣喜异常，拣起来，挑着书包就回家了。小跑妈有些疑惑，撑开洋伞，脸就白了，伞骨上的红绳子还是新的。小跑知道自己闯了祸，吓坏了，还挨了好一顿打。
　　 和剃头师傅、算命先生、鼓书艺人不同，修伞匠惯于到处游走，没有固定属于自己的地盘。经常来牌楼的修伞匠，是六十多岁的左晚稻左师傅，瘌痢头，笑起来大嘴向两边豁开，一张圆脸像一枚刚出土的铜钱。左师傅修伞是家传的手艺，有童子功。只见他一会儿掏尖嘴钳，一会儿拿剪刀，一会儿又是螺丝刀，一会儿又是成卷的线……看的眼花缭乱。由于常年修伞，要碰触伞骨的断口，左师傅的手心里都是老茧，手背上布满了一道道伤疤，新伤垒着旧痕，砂子一样粗糙，握着都咯人。但就是这双砂子一样粗糙的手，干起活来却灵巧无比，无论是穿针引线，还是接骨换架，左师傅就像摆弄自己的手指，总是那么干净利落，轻盈纯熟。“我跟你港（讲）咯，经我手修的伞，不港（讲）多，至少有五十万把……”五十万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在当时，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并没有因此而高看一眼左师傅。
　　 油纸伞是后来的事情了。“纵使千根骨，终归一点心。”和洋伞比起来，油纸伞要美观大方多了。油纸伞是用新竹剖条为骨架，剪裁棉纸做伞面，涂上熟桐油制成的（油纸伞也叫桐油伞，在中国民间，有“桐油辟邪”的说法）。有的伞面上还绘了图。比如一枝老梅，粗大的枝干上，蹲着一只振翅欲飞的灰喜鹊；或者是一蓬墨兰，匍匐着一两块枯瘦的石头。我第一次知道油纸伞，是那张《毛主席去安源》的著名油画，画面上的毛主席风尘仆仆，手里拿着的，正是一把油纸伞。“油纸伞是什么伞啊？”我问二姐，二姐支吾了半天，忽然板起脸，撂出一句话，“你去问春燕……”春燕是齐家大娘的大女儿，瘦，而且高，一头乌黑的披肩发，卷出一层大波浪。春燕初中毕业就离开了牌楼，在南京一家发廊里帮人“洗头”。牌楼人每次提起春燕，无论是指桑骂槐的，还是淫邪说笑的，最后都露出一脸鄙夷的神色，“嘁！佬（我）又不是扭（没有）见过钱……”春燕那些年确实挣了不少钱，她唯一的弟弟成了一个“小皇帝”，在牌楼里穿着第一双运动鞋，戴着第一只电子表……事实上，春燕很少再回牌楼，但她长年活在牌楼人的嘴上——在春燕“洗头”这件事情上，牌楼人肆意放纵自己的虚构、联想与想象。
　　 我只见过春燕本人两三次，印象深的，倒是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一袭鹅黄色的旗袍，歪着头，尖尖的下巴贴近瘦削的肩膀，一只手垂在修长的腿上，一只手撑着明媚的油纸伞。——搔首弄姿。紧身的旗袍。隐约可见花朵图案的油纸伞。这些都和牌楼格格不入。但齐家大娘显然不在意这些，她把春燕的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许多年。齐家大娘是个寡妇，面相太恶了，个子高，力气大，孩子们都很怕她。那年“双抢”，齐奶奶八十岁寿终正寝，乡亲们都丢下农活赶来帮忙。她是长媳，却兀自下田割稻，打稻，车水。婆婆的丧事仿佛和她无关。
　　 许多年之后，我在皖南读书，看电影《白蛇传》，才知道一把油纸伞，竟然让许仙和白娘子情定千年，西湖的断桥，也演绎了一段千古奇缘。不知为什么，当白娘子擎着油纸伞，含情脉脉地望着许仙时，我忽然想起了照片中的春燕。我离开牌楼之前，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春燕的消息，她从牌楼人的嘴上消失了，像一声飘忽的叹息。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
　　 ——戴望舒《雨巷》
　　 也是在皖南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戴望舒的《雨巷》。黄山脚下，菲菲春雨中，我无数次穿过那条狭长的老街，脑海里也无数次浮现这样的遐想：爬满青苔的小巷，潮湿的青石板，飘然而至一把鲜亮的油纸伞，伞下人有一张圆润的脸，回眸一笑，细雨消失了，巷口赤日炎炎……戴望舒的《雨巷》，让“油纸伞”这个寻常的物件成了一种文化意象。
　　 中国人发明伞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传说鲁班的妻子云氏也是一位巧匠，《玉屑》载，第一把雨伞是她送给鲁班出门盖房屋时用的，那是一个小巧的、能移动的、木制的“小亭子”。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伞出现之初并不是为了避雨，而是为了彰显与确认主人的地位。后魏时期，伞被用于官仪，老百姓称其为“罗伞”，官阶大小高低不同，罗伞的颜色和大小也有不同。皇帝出行要用黄色的罗伞（俗称“宝伞”），以表示“荫蔽百姓”，其实还是为了挡风、避雨、遮太阳。伞虽然发明了很长时间，但真正普遍使用却是宋代的事情。五千首唐诗是唐代的百科全书，当时所有的东西在唐诗里都可以找到，唯独找不出几个“伞”字，不亦怪哉！常见的避雨工具是蓑衣和斗笠，张志和的《渔歌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白居易的《黑潭龙》倒是有一句：“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但这里的“伞”明显不是雨具。到了张择端生活的宋代，伞忽然流行了起来，《清明上河图》据统计共有四十二把伞，可见当时，伞作为雨具已经非常普及了。
　　 1747年，一个叫祖纳斯的英国商人到中国旅行，看到雨中的行人撑着油纸伞，大为惊奇，便买了一把带回英国，这就是英国的第一把伞。英国多雨，后来一位名叫SamuelFox的拉丝工研究出可以收紧雨伞的钢质伞骨，由此成为现代伞业的奠基人。SamuelFox创立的“狐狸牌”雨伞至今仍风靡全球，受到明星名流们的拥趸。在18世纪的英国，方便携带的雨伞一度是女性的专用品，除了挡雨，还被用来表示对爱情的态度：把伞竖起来，表示对爱情坚贞不渝；左手拿着撑开的伞，表示“我现在没有空闲时间”；伞靠在右肩，表示不想再见到你……伞作为武器也是从英国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出门，必随身携带一把伞，以便遇到流氓混混时防身。1978年9月7日，保加利亚小说家乔治·马尔科夫在滑铁卢大桥上等巴士，一个行色匆匆的男子举着雨伞撞上他，几天后，马尔科夫暴病身亡。这是一场知名的暗杀，特工把装有蓖麻毒素的小金属珠暗置在伞尖中，雨伞成为夺命的利器。谍战剧中，收放自如的雨伞是特工惯用的道具，撑开的雨伞能遮视线，收起的雨伞能藏短枪。
　　 英伦阴雨缠绵，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像英国人一样依赖雨伞。英国人用伞的时间虽然短，却建有专门的伞博物馆。传统的手工制伞工艺也让英国人引以为傲。而在雨伞起源地的中国，古人造字常有大智慧，繁体的“伞”含有聚在一起的五个“人”字，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亲友之间互赠油纸伞，因此成为寻常事，科举时代还有一个习俗，赴京赶考的学子或受命上任的官人，行囊里一定会有一把伞，预祝高中状元，一路平安。我去皖南读书时，母亲也在我的行李里塞了一把黑色的尼龙伞，弯弓一样的伞柄露在伞套外面，看上去像一根拐杖。
　　 现如今，忙碌的现代人已经很少走路了，古老的文化传统于是一路走，一路丢。许多人已经不用伞了，从一座地下车库驶进另一座地下车库，又从地下车库升至空中楼阁，要伞干嘛呢？多余了。如今，伞已沦为彻底的“物”，古人造字时的美好寓意，从字面和实物上一起消失了。伞、散同音，作为“物”存在的伞甚至不再是馈赠的“礼”，恋人和亲友之间尤为不宜。一把伞不过几十块钱，坏了也就坏了，直接扔掉，很少有人再去修。有一年我在泉州，宾馆后面的巷口榆树亭亭如盖，树荫里绷着一张布棚子，布棚两头撑着两根竹棍子，绕过去一看，地上散着一堆零乱的伞骨和伞架，角落里蹲着一个老人，竟是久违的修伞匠。老人来自湖北，两鬓斑白，六十九岁了，原是来带孙子的，孙子带大了，无事可做，又拣起了老本行。南方多雨，雨伞必不可少，然而即便如此，老人平时也没什么生意，与其说是在修伞，还不如说是藉此打发寂寥的暮年时光。“老了，闲着也闲着。我修伞都修五十年啦……”交谈中老人显得有些伤感。修伞作为一门手艺，就要和他的肉身一起消失了。我默然无语，南国的街巷车轮滚滚，人来人往。
　　 晴带雨伞，饱带饥粮。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备着一把伞。我是惜物之人，这把伞用了十年，伞骨伞架都是好的，只是伞布上的杜若花由深蓝褪成了浅蓝。“修洋伞纸伞花伞油布伞，有伞修啊。修洋伞纸伞花伞油布伞……”每次拉开抽屉，看见伞边的杜若花，我的耳畔总会传来记忆深处那熟悉的吆喝声，它像岁月一样悠长，也像岁月一样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