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八十岁。虽说春节已为母亲提前摆过寿宴，但在母亲生日那天，我还是从千里之外的东莞赶回了家。
　　 母亲种了一辈子地，没种够。至今还在种地。
　　 看到母亲，我的心除了痛，还有一份深深的酸楚和无奈。母亲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一道道皱纹，如似刻在我心里一道道纠结的伤痕。握住母亲的手，粗糙，干裂。缠在母亲手指上的胶布，新新旧旧，让人一眼能读出她生活的艰辛。母亲的背，驼了，弯得像一把弓，她佝偻的样子，分明是养育儿女受尽了岁月的摧残。每每回家，好想张开双臂，把母亲搂在怀里，说一声：“妈妈，你辛苦了！”
　　 我与母亲聊天，母亲说，她这一辈子，是劳碌的命。
　　 从母亲零散的回忆中，我找回了一些关于母亲的片段。
　　 母亲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土匪横行，烧、杀、抢、掠，老百姓没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母亲说，外婆一家七口，仅租了寺庙里三分地，用来种些小菜和杂粮。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外公、大舅给地主打长工维持生计，二舅患有眼疾，满舅从小给地主放牛。外婆和姨妈都是小脚，除了给有钱人家纺纱、织布、缝补，换几个铜板补贴家用外，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家里的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四季，没见过油星，更不用说肉长什么样子。
　　 正因为没什么好吃的，母亲从小养成不挑食的好习惯。母亲说，吃什么都觉得香，最难忘的，是小时候吃过的二老南瓜。
　　 家里实在没米下锅了，一天到晚没得吃的，饿得荒，我哭闹着问娘要吃的。外婆从地里摘回来一个二老南瓜，切下一小块，洗净了放入锅里，加几瓢水煮。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灶上的锅，不停地问外婆瓜熟了没有。香气慢慢地飘出来了，那个香呀，真是太美了。终于开锅了，我把筷子伸进锅里，沾了一点儿瓜汤放在舌尖上，清香，淡甜，味美。外婆把南瓜汤分到每个人碗里，最后，外婆自己却没有。二舅孝心好，从自己碗里倒出一小半给外婆。我的眼睛盯着自己碗里的南瓜汤，边吹边喝，时不时又从外婆的碗里夹一块南瓜放进嘴里。外婆看到我那馋样，脸上露出了怜爱的微笑，偷偷地又把自己的那一点点南瓜汤倒给我。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多不懂事呀，不知道娘也饿着肚子，娘是宁愿自己挨饿，也要让孩子吃饱。
　　 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什么也没得吃了，外婆让母亲去地里挖些野菜，拿回来洗净，拌入米糠，放进碓坑里舂烂，取出来做成糠粑，蒸熟了吃。糠粑粗糙涩喉，母亲边吃边哭，常常是，吃完一个糠粑，嘴里喉咙里，像针扎一样的痛。
　　 每次吃糠粑，外婆总要说：“咽得糠粑下，骑在大马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母亲说，我当年小，对外婆的话似懂非懂，直到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外婆的意思是说，知道糠粑不好吃，就要努力读书，勤劳做事。只有自己努力，将来才能有机会骑在高头大马上，才能成为人上之人。外婆也常常教育母亲，人生都得靠自己，只要肯劳动，就会有收获。
　　 贫穷如一剂良药，虽苦，但它能把一个人的灵魂医治得完美无霞。因为贫穷，母亲勤劳；因为贫穷，母亲善良；因为贫穷，母亲坚强、因为贫穷，母亲能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贫穷，母亲从小炼就了在黄土地里刨食生存的本领，虽苦，尤甜。
　　 劳动是快乐的，贫穷并不可怕！外婆的话，让母亲深深地体味到，一份辛勤一份收获，一份收获一份喜悦。
　　 1955年，母亲嫁给了父亲。据母亲回忆：那几年，正赶上修东云水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人定胜天”的感召下，全国上下大兴水利，生产队义务出工，开山劈石，筑大坝，修大圳。在没有挖土机、推土机等现代化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各个生产队，以小组为单位，全靠镐锄、板锄一镐一锄地挖土，然后用铁锨往箩筐、土箕里装土。任务分组到人，那场面，挖土方的、装土的、挑土的、迎着高音喇叭冲锋号，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肩挑背扛，不分日夜。抬夯压坝的、运石料的、十几个人，一边使劲一边齐起号子喊：“加油干呐！嘿——嘿——哟啊，齐出力哟，噢——嗨呀！”。
　　 那真是一个群情激奋的年代啊！什么私事、家事、都不是事，修大圳、建水库才是国家大事。
　　 母亲压低声音，小声地说：“你不知道啊，修水库，人人都得拼命干，谁要是落后就要给谁戴高帽子，挨批斗。当领导的牛得很，早训话，晚总结，奖先进，评模范，开批斗大会，斗落后分子。谁评上模范，给谁戴上大红花，口号就喊向谁学习。哪个是落后分子，就给哪个戴上高帽子，就喊打倒哪个！会场上上千人，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人人举起拳头喊。那场景呀，群情激昂，人声鼎沸，热血沸腾，人心振奋。去上工的路上要喊，收工回家的路上也要喊。”母亲故意打了个寒颤，接着说：“好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挑着土没命往前走，心怕落后戴高帽子，你说呀，那时我一个姑娘家，要是戴上高帽子，多没面子啦！”
　　 母亲感叹：修水库，累啊，现在想起来，全身都起鸡皮疙瘩。我打起精神，注视着母亲，母亲往后摞了摞椅子，正了正驼背的腰，双手放在额头上，把两鬓的银发掳到了耳后，眼神里透露出一种不服输的神气，认真地说：“我个子不高，挑着与自己差不多高的担子，土箕里装满了土，有百多斤重，跟着队伍往前冲。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汗如雨下。我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千万别落后！汗水湿透了全身，肩膀上磨出了血，汗水渗进血肉里火辣辣的痛，我的个娘啊，像针扎一样。”说到这里，母亲的喉咙有点哽，她从口袋里取出手巾，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抬起头，苦涩地微笑着，难为地竖起大拇指，自信地对我说：“你娘我，还是不错的，没落后过。”母亲的眼光移向门口看了看，像防着什么似的，轻声地、神秘地说：“陈六妹，不，你叫十二娘阿姆。她人生得胖，又矮，走不动，经常落后，每次开会都揪出来斗，戴上高帽子，上面尖尖的那种，十斗九在场，好可怜啦！”说完，她用目光警告我，正色道：“这话不许传出去！”
　　 母亲挺了挺了腰，接着说：“挑担子，我就服了你十阿姆，她高高大大，不胖不瘦，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当年，她穿着一双用草绳捆绑的半截草鞋，挑起百把斤担子，还飞得起走，每次都评模范，真服咧！”
　　 听着母亲的描述，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思绪仿佛穿越了时空，我好像看到了当年修水库的乡亲和母亲。
　　 那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山谷，中间零散地分布着几座小山。轻纱似的晨雾飘浮在小山腰上，如舞动的纱巾，或缠、或展，若隐若现。晨曦透过远山的森林，把淡淡的余辉涂抹在这一片宁静的山谷里。这里的人家都搬走了，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劳工们，一队一队的，有扛着锄头的、挑着土箕的、提着铁锤的、握着钢翘的，他们一边走一边跟着领队的举起右手喊口号：“向李十娘学习，打倒落后分子陈六妹！”，口号声一步步向山谷靠近，回音震震、响彻山谷。
　　 到了工地，他们全然忘记了昨日的劳累，男人们站在高丘上，叉开双脚，一边抡起锄头使劲的在上方放土，一边忘不了与下方翘起屁股装土的女人们打情骂俏，男人们粗犷的调笑声、女人们交头接耳的喜闹声，锄头挖在石头上的碰撞声，高音喇叭的号角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山谷，。如同在开一场万人演唱会！
　　 队长下了死命令：“今天一定要拿下这个山头！”于是，前方的男人们把土丘分成了若干份，六人一组，两人挖土、两人装土，两人挑土，男女搭配、可以轮换。
　　 任务分配下来了，每个人都得拼命地干。
　　 眼前的土被装好了，每一担都是装得满满的，我的母亲，快速地用右手搭在左肩上揉了揉，她感觉到，昨日肩上的红肿还没有散去，她顾不得疼痛，把扁担横放在肩膀上，斜过颈部，两手抓住扁担两头的挂钩，探下身子，迅速地钩起两边土箕的箕耳，她抬起头，敝红了脸，尝试着，想伸直了腰站起来，哇，我的妈呀，好重！怕有一百多斤，她站不起来。于是，她蹲下身子，两手一前一后拉住土箕上的绳子，铆足了劲，胀红了脸，用力往上一顶，终于站起来了，迈一步，双脚微微颤颤的。冲锋的号角响起来了，她咬紧牙关，踉踉跄跄地往前走。
　　 昨夜的露水湿润了踏平的路，有点滑，你追我赶的队员，时不时有人摔倒。在晨光的照耀下，每个人被晨光映射出长长的影儿，来来往往地晃动着。
　　 挑土的队伍如一条舞动的长龙，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又似蚂蚁搬家，前前后后，你追我赶。长长的队伍，足有一、两里路长。她走在队伍中，双手向后翻过双肩，反掌紧紧抓住扁担，不停地把扁担从左肩滑到右肩，又从右肩滑到左肩，似乎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
　　 那是我的母亲，十七岁的母亲，她还只是一个姑娘，一个刚从娘家出嫁的孩子。花季一样的少女，她应该在父母的呵护下读书成长，去追求人生理想的目标，去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她聪明，能干，她很可能成为一名教师或者实现她更大的人生目标。而我的母亲，因为家庭的贫穷，现实的残酷，过早地成为人妻，接受生活的摧残。她没有眼泪，不敢怨言，不敢悲愤。
　　 一天下来，她累得腰酸背痛，双脚像灌了铅似的，摞都摞不动。她好不容易，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她好想倒下去，却又不敢倒下去。她做为刚过门的儿媳妇，要遵从孝道，家里那些挑水、洗衣、做饭的家务事，还等着她去做。
　　 爷爷奶奶都六十多岁了，三个姑姑早已出嫁，丈夫和小叔子又是大队干部，三天两头，忙公家的事。
　　 面对公婆，母亲责无旁贷，别无选择。母亲说，做儿媳不比做女儿。在娘家要是做累了，回到家里，外婆会心痛，想玩就玩一下，外婆也不会骂。做儿媳就不一样了，做累了，回到家里，想休息，门都没有！奶奶会骂人的。
　　 我的奶奶出生在清光绪末年，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洗礼，又受民国时期新女性运动的影响，为人泼辣，人称“雷公大帝”，脾气暴躁得很。
　　 母亲说，其实奶奶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她的娘家，是个没落了的大地主。听说，奶奶年轻的时候漂亮、贤惠、待人和气，孝敬公婆，只因嫁给了爷爷后，一连生了三个女孩，在族人世俗的眼里，无儿就是无后。有些人喜欢嚼舌头，她听不得别人的闲言碎语。尤其是，当年有个婶子劝她，要她送掉两个女孩，再生两个孩子，说不定还能生个男孩。奶奶觉得，男孩女孩，都是娘身上的肉，送人，她绝不答应，还当场和婶子大吵一架。自此，她性格孤僻，埋头干活，见人背后说话，就与人家吵架。后来，村子里没人敢招惹她，与隔壁本家兄弟骂成仇家。好在40多岁生下父亲和叔父，有了两个宝贝儿子，奶奶做人底气足了，在家居高临下，在外耻高气昂。母亲回家那天，因为隔壁七爷爷家修厕所，放样时占过了一点地，奶奶暴跳如雷，一手撩起长衫，一手指着本家兄弟，跳起脚，点起名，骂了一天一夜。
　　 奶奶不仅对别人豪强，对自家人也泼辣得很。有一次，大爷爷去放牛，看到母亲和爷爷去挖红薯，想去帮忙，顺便给牛吃点红薯藤。来到地里，大爷爷把牛拴到一边，扯了把红薯藤让牛吃，谁知道，奶奶来了，看到大爷爷拿红薯藤喂牛，一边骂，一边捡起地上的石头往大爷爷身上扔，骂道：“败家子，死了那么多人，你不去死呀，还在屋里占地方……”大爷爷吓得起身就跑，奶奶在后面边追边扔石头，直追得大爷爷跑远了，还在那里骂个不停。母亲与爷爷小声嘀咕：“弟媳骂兄长，也太无礼了。”爷爷提醒母亲：“你是新媳妇，千万别出声，要是让你婆婆听到，依她性格，今后没你好日子过。”
　　 母亲想起奶奶的威严，心里总是怕怕的。只要不被奶奶骂，就算多做一点事，也没什么。她做完家务事，已是半夜，躺在床上，很快就要天亮了，又要出工了，想起娘家，想起在外婆家的日子，做女儿要比做儿媳幸福得多，想着想着，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真是的，才做媳妇又离娘，眼泪湿了半边床。
　　 其实，就奶奶而言，一个出生在封建皇朝的千金小姐，经历了皇朝和家庭的没落，委身下嫁，已经是命运坎坷。只因在夫家连生三个女孩，尽管自己把女儿看作是血肉相连的宝贝，而在世俗人的眼里，却成了生不出男孩的废女人，甚至自家婶子，也劝她抛弃爱女，以求换生男孩。面对世俗的无情，奶奶敢于抗争，不惜得罪婶子和所有藐视她的人，背着“雷公大帝”的骂名，不抛弃不放弃，以伟大的母爱呵护着自己的女儿。在奶奶坚持下，尽管再苦再累，依然担起生活的重担，把三个女儿养大成人，至今三个姑姑都是儿孙满堂，家庭幸福。如果不是奶奶的抗争，我家姑姑们的命运也许就得重新改写。奶奶敢于保护女儿，充分显示了民国时期新青年女性敢于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做斗争的勇气。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56年和58年，母亲相继生了两个孩子，因为修水库，天天忙，没带好，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