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开车撞死人的事，我还是事发第二天上午七点多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经了解才知道，原来，大概因赌博问题，他与另一帮低级小混混发生了矛盾纠纷，头天晚上八点多，就各自带领几个小兄弟，带着刀、棍，开着车准备到南大河沙滩上去械斗、去伙拼。没想到，他的车开到南关医院大门口前，就撞上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开三轮的人可能当场死亡；他见情况不妙，就立即开车逃离了现场。但是，回家后，他还是感到心里不安，就打电话给在县政府开车的我们叫大佬的人。我大佬让他立即把车开到交警队去投案自首，他这才去投案。
　　 知道这一情况后，我立即赶到交警队。这里有公安局下属的两个小单位，一个是车管所，一个是交警队。因车管所的所长是我的学生，我准备带着在那里等我的小弟媳，先到车管所去找我的学生。
　　 车管所的大楼门朝南，前面是围墙；交警队的大楼门朝西，前面是整个大院的大门，两座楼成拐角型结构；正中间栽种有各类花草树木，花草树木的周围是硬化了的路；交警队大楼的正门前有一座小凉亭，凉亭里用水泥砌成的条桌和圆凳，有的已经破损。在这里，我让小弟媳检查一下用信封扮演的礼包儿，确认无误后，才上车管所大楼。
　　 车管所大楼的走廊是封闭的，但大门是敞开的；走廊的两端各有一个硕大的白底蓝花的瓷瓶点缀。我的学生叫继海，他的办公室在四楼。上到三楼时，我就停下来大出几口气，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赶紧坐在沙发上，只顾着出气和吸气，就是没力气说话。继海见状，忙倒来一杯茶水，让我别急，有事慢慢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说明情况，并说明我找他的目的，一是请他帮忙，再是了解交通事故处理的程序，需要找哪些人比较合适，顺便找一下光友的电话号码。
　　 记得有一次学生请我喝酒，席间光友对我说，交通、车辆方面有事找继海，打官司的事就找他自己，我知道他是县法院党组副书记，能够说进几句话。
　　 继海听后笑了起来，他说，这事如果闹到光友那里去了，恐怕光友也帮不上忙。接着他简要介绍了一下处理程序：首先当事人双方代表在赔偿等方面达成共识，交警根据这个共识和事故现场提取的物证以及旁证材料写出报告，然后将报告提交给县检察院公诉科，公诉科根据情况考虑是否向法院提起公诉；一旦提起公诉，就只剩下判轻判重的问题。他认为这件事最好消化在前几步，他说这事不归他管，他只能将我引荐给相关负责处理这种事故的人员。最后他又说，处理这件事的具体负责人叫杨君，也是我的学生。临走的时候，我示意小弟媳给他一个包儿，他态度坚决地说：“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做，你可不能把我教坏了。”我只好让小弟媳把包儿收了回来。
　　 从继海那里出来，我们根据继海介绍的杨君办公室的位置，就直接找到了杨君。学生见了老师，自然非常客气；可我对这个学生一点印象都没有。接着他介绍说，他初中是在杨墩上的，高中是在二高上的。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面生。我们什么话都没说，他心里也明白，所以，他说安排双方明天上午在二楼调解室见面，具体协商经济赔偿问题。临走时，我又示意小弟媳给个包。他一见就说：“老师要打我脸，想打现在就可以打。”我见他态度诚肯，只好让小弟媳把包儿收回。
　　 中午饭是在小弟租的房子对面的家庭餐馆里吃的。我大妹也闻讯赶了来，50年前我指着墙壁教她的几个字，她早已忘光了，除了唠叨和指责，她再也说不出有价值的话来。借着饭桌，我不得不对小弟啰嗦几句，我说：“我大佬虽然比我小十几岁，但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让你投案这步棋指点得非常好，不然，你后面的路就不好走，无论谁想帮你都使不上劲儿；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钱赔偿，根据我县目前这类事故的赔偿幅度，最低也得15万。其余跑路的事，我去，检察院里头，也有我的学生，能给你省一点就省一点。”
　　 根据他容易走极端的个性，接着就给他打预防针，我说：“你的命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父亲、母亲，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他们都有份儿，他们都指望你供养，人活着，是有责任的；从血缘上看，我们是兄弟关系，从年龄上看，我们是两代人的年纪，我为你跑路，也是在尽我的责任。”
　　 调解室是三间相通的大屋。进门的右上手办公桌上有电脑，但没人办公；靠左上手的办公桌上也有电脑，有一位年轻警官正操纵着鼠标，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在办公桌对面的长凳、短凳和椅子上，坐着几个年龄大些的男人；房屋的中间空旷处，有一个年轻人嘴里叼着烟，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正不停地来回走动，还有一个穿休闲服的年轻人背着双手也在不停地来回走动。我估计这些人都是来协商赔偿问题的。我是最不善于交际谈判这类工作的，就找了个空位坐下。正在我不知如何开口时，操纵鼠标的警官说话了，他问受害方对赔偿经费有什么具体要求。
　　 “20万，赔20万我们就不向法院起诉。”叼烟的年轻人最先发言。背手的年轻人接着附和说：“对，就20万，少一个子儿就别谈。”
　　 我想，20万的要求并不算高，一条人命怎么也不止值20万，但小弟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虽然感情的天平倾向于小弟，却又不知如何说才好。正在整个房间空气凝结时，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0万。”一直坐在大椅上闷头抽烟的人站起来说：“平时都无冤无仇，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不能难为人家。”这时，我仔细打量一下说话的人：他60岁左右的样子，个子不高，微胖，说话声音宏亮而且爽朗。经向身边人打听得知，他是受害人的外甥，姓陈，曾是村支书，刚退下来不久。看来，他才是受害方的真正代表。
　　 后来，经过小弟媳与陈支书的讨价还价，赔偿经费最终确定为7.5万，受害方不向法院起诉；三天后再来这里交钱，一次性交齐，然后双方签订书面协议。
　　 真没想到第一步走得这么顺。再看看，最先发言的两个年轻人，早已不见了踪迹。
　　 三天后，我们又在调解室里见面了。一方面，受害方的几个人分别数钱；一方面，警官正打印着我们达成的协议。协议文字出来后，经双方确认无误后，都在上面签了字。
　　 一切交涉完毕，走出大门时，我紧握着陈支书的手，对他的宽容和承让再三表示感谢。而陈支书却说他应该感谢我们才对。见我不解，他这才说明事情的原故：
　　 原来，死者是陈支书的大舅，他无儿无女，一直一个人独居。平时三病两痛的，医药费都没人出，还是陈支书给付的。他的三代内近亲的几个亲侄儿都不理他，只有少数几个远门儿的侄儿还接济他一点，70多岁的老人到县城来开三轮，也是因为生活所迫。现在他死了，听说有赔偿经费了，他的那些亲侄儿又说自己是亲侄儿了。陈支书说，他大舅的尸体不是唐僧肉，他说他不会让那几个人达到目的。他还说，钱要多了，不好分，回去更麻烦。算算够丧葬费就行了。他最后说：“我正愁我大舅死了安葬费没人出呢，这下好了，你们送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在检察院工作的学生，他说材料报过去了，死者年龄太大，他也应负相当的部分责任，检察院没打算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