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总是父亲。母亲还是那样忙碌，似乎腿脚未曾老过，只不过，现在忙的是她的信仰。
　　 我这边说，阿爹。父亲在那边说，又打电话啊。我说，少抽烟。父亲说，嗯。我又说，吃得好点。父亲说，嗯。
　　 我把该问的问了，该说的也说了，电话这头没有了声息，出现短暂的静默，那头也是。父亲便说，好了。然后，电话里传来嘀嘟嘀嘟的声音。父亲把电话挂了。每次都是父亲先挂的电话。我跟父亲的聊天，也是我说一句，父亲应一声。父亲难得有主动的话题跟我聊。
　　 以前，父亲喜欢拿孔子的《论语》来规训我，什么言多必失，什么学而不思则罔。父亲平时沉默寡言，只有说到读书，他似乎才有些情绪，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说，必要时还配合一些肢体语言，伸长手指，朝空中比划一下，我的目光不由得被他牵向手指的地方。父亲平时稍微有些结巴，尤其一急，他的结巴就很明显。他谈孔子，谈《论语》时，从他嘴里出来的字与字是排着队出来的，而且控制得很好，节奏协调，声息平和，我听着听着，常常有一种恍惚感，似乎那些字是挂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正步调一致地走向父亲。当然，我的恍惚会导致我的走神，父亲很不满意，不满意的结果影响了他的说话。他的话开始有些结巴。等父亲意识到自己有些结巴的时候，他便不再跟我讨论孔子。
　　 父亲对孔子的膜拜到底影响了我。我一段时间每天熟读《论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我还不断注解里面的内容，在书页上作眉批状，圈圈点点，划划勾勾。回到家，迫不及待跟父亲说。父亲默默听后，说，你还只懂个皮毛。我有些泄气，但不敢表示。《论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在父母跟前，喜与惧不形于色，比知父母之年更孝。这是父亲给我的提醒。
　　 后来，父亲提议我看老子的《道德经》，认为里面藏了很多有意思的思想。于是，我又开始读《道德经》，还临摹赵孟頫书写的《道德经》。那时，我正在乡镇工作，每天有杂七杂八的事，琐碎而冗长，几乎整天都是填充题，没有一道选择题。我很难说我每天做的事有多大意义，但我的忙碌让我都怀疑那些东拉西扯的事怎么可能没有意义。复制任务，然后消化任务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至于任务背后的效果，我有时没办法多想，只能用《道德经》中的“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作自我修复。
　　 我曾动用过公车回过一次家，那时孩子很小，行李又很多，不得已让单位的司机送了我一趟。结果，不轻易流露情绪的父亲狠狠地批评了我，责备我贪小利，图省事。我很委屈，觉得父亲多此一举。父亲眼睛一瞪，吓得我再也不敢申辩。
　　 工作之余，我的时间基本用在阅读上。父亲指定的书，我看得很认真，还规定自己每天抄写一段。我抄书，也抄心境，去甚，去奢，去泰。虽然隔了二千多年，读来还是如此明白晓畅。
　　 父亲从没过问我学得怎么样，可能从我的言行举止中，看到了那些书给我带来的变化，他现在很少给我提建议。
　　 一天，母亲突然主动给我打电话。我着实吓了一跳。母亲如没事，绝不会主动来电话。这似乎是我的一个精准判断。母亲说，她第二天要来城里。我紧张地问，有什么事？母亲支支吾吾地，似乎不太愿意说。我更紧张了，说，到底什么事呀。母亲赶紧说，我来后再说吧。说完，电话就挂了。挂电话的速度比父亲还快。
　　 我放下电话，猜测之心禁不住扑扑起来。不知道母亲会给我带来什么事。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东想西想，把所有坏事都想了个遍，而且把坏事都想绝了，之后，我才平静下来。难道就不能往好点想？似乎这样一想，所有坏事已过去。
　　 第二天，母亲早早站在了我家的门前，手里挎着一只竹篮子，上面盖着一块棉布，从外面根本看不出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我观察母亲的脸色，不错，不见有什么忧戚之情，反而是红光满面。我的心一下子放宽了。
　　 母亲虽说不常来城里，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她来的时候不会空手，一定拎着什么，带些花生、玉米、赤豆，也会捎上几把蔬菜，连着根，上面沾满泥土。母亲说，带了根的蔬菜存放的时间长。这次，母亲拎只竹篮子来，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再加上母亲在电话里不肯说明进城的事由，让我越发觉得母亲像一位魔术师，似乎在卖弄着什么玄机。
　　 母亲进门后，弯下腰，把竹篮子轻轻放在地板上。进门前我想接过竹篮子，母亲不允，说是篮子挺重的。我不由得好奇地问，篮子里有什么呀。母亲并没有立即回答，蹲下身子，解开鞋带，并顺手从鞋柜里找出一双拖鞋。我一瞧，那双鞋子是我先生的，便重新在鞋柜里找了一双递给她。母亲嘀咕了一声，城里就是麻烦，进门脱鞋，出门穿鞋。母亲声音虽然很轻，但我还是很清楚地听到了。我笑了笑，没吭声。
　　 母亲换好鞋后，再次把竹篮子提上来，放到桌子上。我已经忍不住了，揭开竹篮子上面的棉布，一看，是鸡蛋，个个非常诚恳地挤在那儿。我很是讶异。我没病没灾的，又不是生日，母亲提这满满一篮鸡蛋干吗呀。母亲左瞧右瞅，确信没有碎蛋，这才松了一口气。母亲那神情，似乎一直憋着一口气。
　　 母亲养了七只母鸡。事实上，这七只母鸡归父亲养的，每天殷勤地伺候着它们。说父亲殷勤一点都不为过。我买去的磨豆浆机，也被父亲用来伺候母鸡。父亲把玉米磨成浆，拌上米饭喂母鸡。母鸡们挤成一块儿，颤动着屁股，欢快地啄着玉米汁米饭，啄一口，顺带抖一下小脑袋，一半浆水从嘴巴里漏了出来。我看了，既想到奢侈，又想到浪费。
　　 那些母鸡也真是的，只要母亲扯开嗓子：“哆，哆……”像是听到了集中队伍的哨声，那些四处觅食的母鸡们伸长脖子奔向院子。母亲站在院子中间，手里端着一只破脸盆。母亲从里面抓一把碎米，一边撒向鸡群，嘴里还是“哆，哆”。但声音明显低了八度，听起来觉得有些温柔，让我联想到儿时母亲坐在昏黄的灯光给我们纳鞋底的场景。母鸡们围着母亲的脚，一点没有惧意，专心致志啄着地上的碎米。
　　 我曾经私下有一个不好的比较，母亲对待母鸡的态度，比待我还好。母亲进门唤鸡，清点鸡群，然后从鸡奔跑的速度猜测今天鸡有没有饿着。每次出门前跟父亲交代不要忘记添食，加水。父亲如果不应一声，母亲会一直重复交代。我偶尔回一次老家，母亲情愿不跟我一块儿吃饭，也要提一只网兜去捞浮萍、或者去捉蜗牛。母亲把鸡当成鸭一样养。
　　 我有些揶揄地说，我们家的鸡蛋不是都让哥拿走了吗？母亲说，那是翠琴婶婶带给你的。我有些茫然，谁是翠琴婶婶？母亲说，是她的念佛伙伴。我说，翠琴婶婶干吗送我这么多鸡蛋？母亲似乎犹豫了一下，因为这种神态跟母亲的性格非常不符合，所以，在我看来母亲有点儿扭捏，好像有什么事拿不准的样子。母亲说，翠琴婶婶有件事托我，希望你帮她的女儿找份工作。说这句话时，母亲先是用“嗯啊”开始的，像是为自己的话铺垫。
　　 我看了一下母亲，然后目光罩向躺在竹篮子里的鸡蛋，它们是那么的安静，安静得有些无辜的味道。我说，妈，你把你女儿当成什么了？我也就一个小公务员？哪有本事替别人找工作？我说话的口气有些重，母亲应该听出我的不快来。
　　 母亲挤出一些笑容，说，你翠琴婶婶是我很要好的念佛伙伴，她年轻时死了丈夫，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可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窝在家里已经好几年了，你翠琴婶婶说不是，不说也不是，想想孩子也可怜，总以为考上大学后家里的生活会改变一些，想不到毕了业什么都不是。母亲左一口“你翠琴婶婶”，右一口“你翠琴婶婶”，似乎生怕我跟翠琴婶婶是陌生的。
　　 或许我沉默不语，我跟母亲一时陷入了尴尬的境遇，我不吭声，母亲也不开口，中间隔着一篮鸡蛋，蛋与蛋挨得很紧，但蛋与蛋之间总留有空隙。如果那些空隙用线连起来，可能就是轨道，而且不止是一条轨道，可以多种，像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我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
　　 还是母亲主动打破沉默，她问我，家里有没有坛或罐，抑或脸盆也好，或者放进冰箱。我盯着那篮鸡蛋，真希望蛋能自己告诉我该进坛，还是罐，或盆，或冰箱。
　　 母亲见我发呆状，忍不住捅了我一下，说：别人找我们办事，也是看得起我们。这是母亲的一句口头禅，也是母亲的人生信念。我咬了咬嘴唇，说：水斗下面有一只罐。
　　 母亲到了晚年笃信佛教，除了熟练操作祭祖礼佛的一切程序外，她还知道每个菩萨的生日。我是第一次从母亲那儿知道菩萨是有两个生日，一是诞辰日，一个是成佛日。母亲会在菩萨成佛日去庙里念佛，背一只黄袋，里面装有她念佛时穿的黑色居士服和饭盒，在菩萨诞辰日吃素。
　　 母亲对佛的笃信也成为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整天到外面去念佛，还多出来一大群伙伴，平时你来我往的，这个给你捎把菜来，那个给你带几只瓜。母亲也参与其中，早上出门前喜欢到地里绕一绕，如果见到几只红番茄，或几只转黄的黄瓜，她便会摘下来，连同她的那串佛珠放进黄布包里。
　　 我跟母亲的聊天往往是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的时候。严格地说，我与母亲间不是聊天，似乎是母亲在独白。母亲一个人在叙述，我仅仅充当了闻者的角色。偶尔，我会插一嘴，以方便母亲把叙述变得流畅。因为，母亲说到某处要紧时，她突然跑到院子里去照看鸡鸡鸭鸭，必须确信一只不少，她才再次走到屋里。这时，我得提醒她刚才说到了哪儿。
　　 我不得不惊叹，母亲她们的念佛场所也是产生八卦的地方。与母亲一起念佛的人，年龄相差不到十岁，如果超过七十八，她们一群人就会排挤那个老太太。说是年纪太大的人“搪口”（口齿）不清，只看见嘴唇一张一翕，却听不见声音。母亲用了一个比喻，说嘴巴像鲶鱼一样开合。我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鲶鱼的嘴唇比一般的鱼要厚实，嘴巴又阔。鲶鱼被捉上来的时候活蹦乱跳，那跳上去的姿势很像跃，把身子弄成弓形。跃过几次后，它便不再跳，也不再动，装死样。嘴巴偶尔开一下，然后是长久的紧闭，似乎刚才是最后一口气，让人误以为是死鱼一条，也就放松了对它的警惕。主妇拿到河埠头准备给鲶鱼开膛剖肚的时候，鲶鱼忽然“活了”，它一扭，噗喇，滑入水中，在主妇还没有回过神来已往水深处游去。
　　 母亲她们不仅有自己的队伍，而且还有更为现代的设备。每个老太有自己的“小蜜蜂”，如同每个人有一串佛珠一样。她们念佛的时候，把音响的功率开到最大。所有的声音从那对大音响中传出来，还有清脆的木鱼声，然后飘向村庄各个角落。就这样，在被音响大功率传送出去的声音中，混合了老太太们的声音，含糊的，清脆的，低嗓子，高声音的，都裹成了一股声。母亲的耳朵、眼睛跟她的声音一样犀利，她能准确无误地从音响中辨识出哪一个声音是某人的，谁低声谁高声，她一样能识别出来。然后，她目光灼灼地盯着某人的脸，再慢慢集中到某人的嘴巴上。
　　 母亲的嗓子是出了名的好，响亮，清脆。母亲无疑也是凭借一副好嗓子而赢得众念佛老太的尊重。母亲知道自己的优势，每次念佛声中她仍能清楚地辨别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毫不客气地辨识谁谁念得轻，谁谁根本没发声。
　　 母亲对老太太们的嗓子是很挑剔的，只有对翠琴婶婶的嗓子很赞同，连同表扬了翠琴婶婶念佛时的恭敬与虔诚。
　　 我第一次看到翠琴婶婶的时候，我还在乡医院工作。那天我刚上完夜班回家休息。她在院子外叫着我母亲的名字，后面带着“姐”字。其实院墙的门大开着。母亲在屋后的蔬菜地里忙碌。我闻声出来，帮母亲应着，边解释母亲在屋后，并请她进来。她看见我，似乎很亲热，说，阿群，今天在家呀。虽然第一次见面，但她张口就叫我的名字，足以证明她跟母亲很熟。我跑到窗口，喊母亲，有人找她。她站到窗口，跟母亲隔着窗左一句，右一句地聊开了。那时她刚刚守寡。整个人又黑又瘦，尤其那脸上的颧骨，似乎随时要飞了出去。
　　 第二次碰到她的时候，她与母亲一起坐在屋檐下，请教母亲怎么念《心经》。母亲自然非常热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她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念。我凑过去，一看，忍不住笑出声来。母亲的《心经》是父亲教的，遇上不懂的字，母亲在旁边注着别字，或画一个自己能懂的图形，如“度一切苦厄”的“厄”，母亲画了一只鹅。母亲的“鹅”最大的特征是脖子特别长，除此之外，除了像鸡，也像鸭。但母亲自己懂，她知道那是念“鹅”。母亲坐在竹椅子里，而她坐在小板凳上，那情形俨然像先生启蒙弟子。
　　 我有时爱跟母亲开玩笑，说，你怎么像当年妇女主任盯育龄妇女的肚子一样。再说，你知道了某某发的声不高，你还能怎么样？开除？
　　 母亲很认真地说，既然别人请我们去念佛，出足了钱，我们就得好好念佛。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听到这儿，我呵呵了一下。母亲白了我一眼。母亲自然清楚我的意思。于是，我们的话题就此拐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