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感觉到我们村里就没有几个文化人，虽然有几个爱看书的毛头小子，那可算不得什么文化人，不仅算不上文化人，而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文化囧事，现在想起来还有些脸红耳热呢。
　　
　　 一、“半边字”专家
　　 从我记事起，我们村就没有来过像样的老师，多半都是些识得几个字的人代代课而已，根本算不上什么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是“民办教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教书，可还是挣生产队的工分（有些地方称为“耕读教师”）。
　　 那时候的民办教师不像后来的民办教师，还得经过考试才能担任。那个时候都是生产队长指派谁当老师，谁就会乐颠颠地去当。
　　 我念书那会儿，翻身大队小学的四名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后来倒是来了一位公办教师，却是一位行政干部改行的校长。由于那位校长是行政干部改行，所以特别推崇开门办学。因此，我的三年半读书生涯有两年都是在边劳动边学习的开门办学中度过的。
　　 至今记忆犹新是：每当队长喊一声“歇伙，呷一锅子”时，我们的老师阮英明便开始招呼：“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今天学习‘人民日报社仓’。”然后便端着一张报纸给我们念“人民日报社仓”。我们也不知道“人民日报社仓”是什么意思，便跟着阮老师大声念道：“人民日报社仓，将革命进行到底，本报评仓员……”我们刚念到这里，老会计吴金辉便忍不住大笑起来：“阮老师，那个字念‘论’不念‘仓’。”吴金辉在我们队上算上一个最有文墨的人，当过多年大队会计，他说的话应该没错，可阮老师教的是“仓”啊，到底该听哪个的呢？阮老师听到吴金辉抢白他，便有些不高兴了，也反唇相讥地抢白吴金辉：“仓库的仓和这个社仓的仓不都有个人字头嘛，咋这个就念论了呢？”吴金辉继续笑着解释说：“不错，仓和论都有一个人字头，你咋不看论字还有个言字旁呢？这个论字左边是言字旁，右边是个人字头匕字底，而仓字是人字头巳字底，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阮老师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说：“不是说‘识字不识字，识个半拉子吗’？这咋就认错了呢？还是吴会计有学问。”
　　 通过这个社论和社仓的故事之后，我们便私下里给阮老师取了个有意思的绰号——“半边字”专家。
　　
　　 二、繁简字之辩
　　 经过“社论”和“社仓”之辩后，吴金辉表伯立时成了我心中的文化偶像。开门办学只要转到我们五队，我就总是缠着吴金辉表伯学一些稀奇古怪的木刻版繁体字。
　　 其实吴金辉表伯并不是我家亲戚，只是我们那个地方的风俗，把不是亲戚的乡邻们都按年龄叫表爷、表奶、表伯、表妈、表叔、表婶、表哥、表嫂的，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一份尊重，就像江西人见面都称“老表”一样。
　　 吴金辉表伯家有几本木刻版的康熙字典，上面有很多繁体字，那些繁体字都跟老师教的简体汉字不一样。例如国家的国字，繁体字的“國”字里面有个或者的“或”字，简体“国”字里面是个“玉”字。吴表伯给我解释说：“简体‘国’字囗字里面一个“王”，表示国是为王建立的，国是王一个人的，相传为李自成所创。后来周恩来说不好，一个是因为太霸道，一个是太封建，就加了一点，变成了玉。说明‘玉’乃国之重器。繁体国字里面一个“或”的，“或”里面不是有一个“戈”和一个“口”吗？表示国是用干戈来保护人口，就是用战争来保护人民为民而建，也就是民主的意思。像有些人把国字简化成‘囗’，把酒简化成‘氿’都是错误的。”
　　 如果不是吴金辉表伯的指点，我到现在肯定还是阮英明老师的忠实学徒——一口的“半边字”。
　　 在吴金辉表伯那里我学会了很多冷僻字，比方说衣服破了一个小口子，需要拿针线敹一下，这个敹字就是从吴金辉表伯家的木刻版康熙字典上学来的，因为那上面有“敜干敹甲”这个词，表伯说，那就是敹衣裳的“敹”字。还会了江南话中“呷饭”的“呷”字，骂人话里“囋饭”的“囋”字等等，还有很多现在电脑打不出来的冷僻字。
　　
　　 三、佯装文化人
　　 我们那时候由于读书不多，识字也有限，可好歹也比那些没有上过学的人强那么一丝丝儿，于是我们便佯装文化人，没事时便捧着一本书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儿。
　　 我记得在挖核桃山歇伙时，王家庄的张远福躲在一个石凸下看书，有社员问他：“三娃子，你那看的是啥书呀？”张远福的乳名叫三娃子，队上人多半都叫他乳名。张远福扬了扬手中的书，得意地说：“我看的是《水许》，好看得很呢！”我们听后一惊，这可能是本很稀奇的书，就哄地一下围到他身边，非要看看《水许》并且缠着他问《水许》是本啥书？张远福一见这么多人都对他的书感兴趣，便有些自豪地说：“《水许》中有一个英雄人物名叫李达，手持两把大爹，有万夫不当之男。”他这么绘声绘色地一说，更是把我们的兴趣给勾起来了，还非要看看《水许》是个啥玩意儿，结果抢过来一看，他所说的《水许》，其实是《水浒》，里面的那个“李达”也不是李达，而是李逵，李逵手持两把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这句话全被他给念错了。
　　 于是，张远福便成了我们队上的假洋鬼子，假文化人。
　　 后来我参军了，到部队后也因为假文化的事出了两次洋相，两次都是因为点名，部队值星班长每天晚上吃饭前要点一次名。一九八五年有从湖北襄樊和重庆入伍的新兵，襄樊有个厍宝学，重庆有个陶芃，点名时全让我给喊错了：厍宝学被我喊成“库宝学”，陶芃被我喊成“陶凡”。引得全场轰堂大笑。后来我才知道，那“厍”字的读音同瞿，“芃”字的读音同朋。这可丢人丢大发了，丢到部队上去了。
　　
　　 四、发誓学点真文化
　　 通过这么几件事，我深深地感到，没有真文化真有点混不下去了。于是便发奋自学文化。在部队我自学参加绿洲文学创作函授班，退伍后自学了《读读写写》和《咬文嚼字》，立誓不再出洋相。
　　 电脑普及到乡镇后，我手写的新闻稿在报社不怎么受欢迎了，便拿到打印店请人打成纸质文本，然后从邮局寄给报社，一年下来，光打印费的开支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后来乡上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周立波告诉我，如果想把新闻稿打印出来，就到计生办让小刘给打一下就行了，没必要在外面花钱打印。他给小刘交代好以后，我去打印过几次。有一次恰好碰到我的战友耿忠健，他警告性地对我说，计生办的电脑是为公家服务的又不是为你服务的。我就到打印店问小贺，学电脑难不难？小贺说，说也难也不难。于是她让我从背字根开始，给了我一张字根表，让我背熟后再去找她。我把字根表拿回林业站后，关着门学了一个半小时，硬是把字根背得滚瓜烂熟了，然后又去问小贺下一步学啥？小贺说让我练指法，我回去后把肚皮想象成电脑键盘练习指法，然后小贺又教我拆字，结果只用了六个小时学会了五笔打字。当我自己从电脑上敲出一首当地民歌歌词后，小贺说：“老余你真的学得蛮快的吔，我那外甥女背了一个月字根后，还在问我背字根有啥用。”
　　 学会电脑后，我专程去了一趟十堰，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选购了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有了这台笔记本，我再也不用在肚皮上练指法了，打字速度也由开始的每分钟十几二十几个字，到后来的每分钟五六十至七八十个字。
　　 当时的景阳乡乡长余建军总结说：“你们知道老余学电脑咋那么快吗？那是因为老余文化浅不会拼音的缘故。他对汉字的理解跟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都是从字义上看汉字，老余是从汉字的间架结构上理解的，就像《侠客行》里面的石破天一样，从字的一笔一划上破解了侠客岛上的武功秘笈。”
　　 仅只学会电脑打字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化人，我在搞了几年新闻之后，又重新捡起了在绿洲文学创作函授班上学到的文学创作理论，试着鼓捣起文学创作，并在战友吴在斌的鼓动下注册了江山文学网。认真算起来，从2015年注册江山文学网至今，我已在江山文学创作短篇小说二十余篇，微型小说一百余篇，散文随笔一百余篇，长篇小说一部，总计创作短篇作品三百三十余篇。
　　 学点真文化，似乎能够一俊遮百丑，从此再也不怕被人提起那些令人尴尬的文化囧事。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忘记那些久远的曾经令自己十分尴尬的文化囧事，并以此警醒自己时刻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地向着更高的目标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