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姓陈。学校还有几个陈老师，数他年长，所以叫他大陈。他教我们数学。农村学校缺老师，我们的美术、体育自然都揽入他的“麾下”。
　　 大陈身材魁梧，膀阔腰圆，十分壮实。上课时从我旁边走过，感觉是一堵高耸的土墙用它厚实的影子遮了过来，沉沉地压迫着我。如果他在我的桌子旁停下脚步，我就会矮下头去，屏住呼吸，使劲地把头往翻开的书本里埋……
　　 他的威严充斥着小小的教室，他的每一节课都安静地只剩下偶尔的翻书声和水笔在纸上的滑行声，我是从来不敢在他的课堂上左顾右盼的，更不敢回答问题。他每一次提问，前面的同学就成了我的避风港——缩起头，恨不得缩小自己。
　　 而那次，就在整个教室在他的问题里变成一间长久废弃的仓库一般寂静时，我的水笔滚下桌子，在坑洼不平的地上向前滚了一段才停下来。我悄悄抬眼瞟了一眼大陈，他正背着手，用嵌在黑而胖的脸上的小眼睛搜寻目标。他显然没有注意我。我躬下腰，麻利地向前一步抓起笔来。还没等我回到座位，洪亮的声音就冰凉地滚过我的脊背。
　　 “吉晓武好样的，我还没叫哩，自己就想主动上来了。”接着，他笑了起来，找不到了眼睛，只露出洁白的牙齿。“那你就上来把这道题做了吧。”
　　 那次我受到了表扬，课堂上再也不会缩头缩脑，但还是不敢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大陈很奇特，他能知道一切隐藏的事情。那次是他安排了课堂作业让我们完成，他则鼻尖悬登登地挂着厚厚的老花镜，头埋在一摞作业本里。我趁他不注意向后排的同学借橡皮，还没转过身，他就用洪厚的声音说：“你们两个不消停了，咹？”而他的头仍旧埋在厚厚的一堆作业里，丝毫没有抬呀。教室里静得出奇。过会儿，他的小眼睛在眼镜上面射出一缕光来。
　　 “嘿嘿，别看我勾着头，你们在干什么，我可一清二楚哩。”他抬起头。“两个五年级学生去我办公室取粉笔，第二天，我告诉他，他们谁动我放在炉子上的茶壶了？他们很惊奇，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是茶壶给我说的。”接着他就笑出了声。“嘿嘿。”我们听完，一脸懵懂。“我的茶壶口是朝着门的，我进去时，茶壶口朝窗子了。”瞬间我们也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后来，我们在课堂上就更老实了。
　　 那时的冬天似乎来得早，冷得也彻底。寒风凛冽，一夜之间尺雪铺地是毫不为奇的。所以，学校就提前买来面子煤，分发给各班，在老师的带领下，让大一点的学生将背来的土和煤掺杂，再用水和了，借助模子做成煤砖，晒干了烧。
　　 这个时候，大陈就亲自上阵。他嫌我们做的烂场。他做好几个煤砖，然后叼着一根烟，看我们做。接着他就笑呵呵的说：“好哩，就这样的么。”然后亲密地在某个学生脸上撩一把，回办公室去了。我们就开始大笑。那个被撩的学生脸上留下几条黑痕。“和大陈一样黑了么！”说这话的人的声音淹没在大伙的笑声里。
　　 其实，最难的是给教室里泥炉子。砖头是同学们从自家掂来的，每人一块。虽然有那么几个能干的学生操刀断砖，像模像样地做，但总是歪歪扭扭，不成样子。大陈背着手看看，黑黑的脸上浮出笑，咧开的嘴抖动下巴那几根潦草的黑白相杂的胡子。
　　 “炉子要这样泥么！”他夺过瓦刀，开始蹲下来，叮叮咣咣地剁砖，垒砖，上泥，再眯起一只眼看正不正。他胖，泥到半途他就蹲不住了。“基础给你们打好了，就按我泥的往上垒。”又是趁我们不注意，在某个同学脸上撩一把，吁着气去了办公室了。看着那个脸上几痕泥巴的学生，我们又大笑。“哈哈哈哈！”
　　 我们的体育课很单调，除了一个木头做的篮球架和一个死命拍也懒得跳起来的篮球外，就什么也没有。但体育课是最热闹的。大陈教我们斗鸡夺营。这个游戏太过争强斗狠，女生是不参与的。他把男生分成两派，在操场上画两个相距教远的两米直径的圆。圆里各放一个石块，两派人在保护好自己圆里的石头的同时，能在斗鸡的过程中把对方的石头抢到自己圆里就算赢了。
　　 大陈和女生就站在旁边观战。我们抱起自己的一条腿，曲起膝盖，大呼“杀啊”冲出营盘（就是自己的那个圆），奋不顾身地向对方涌去。只有留下的几个人抱着圈起来的腿，膝盖像弹头一样朝着对方严阵以待。
　　 喊杀声此起彼伏。女生呐喊助威。“赶紧抢营，赶紧抢营！”大陈洪厚的声音和女生的呐喊泾渭分明。
　　 刚开始要抢过对方的石子是很难的，但随着淘汰的人（被对方斗倒，或者斗得两手松开了曲起来的腿）多了，哪方剩余的人多，一般就胜券在握了。
　　 这个游戏经常斗得人仰马翻，浑身蹭满了土，满嘴吞泥的事也常见。有时膝盖和大腿斗得青紫红伤，也依然乐此不疲。
　　 下课铃响了。“好了，下课了。”大陈嘿嘿笑着走了。而我们却像斗红了脸的公鸡，顾不了下课，也要利用那十分钟报“一膝之辱”。
　　 记忆中，那个充满阳刚之气和沙场点兵氛围的游戏一直陪伴我到小学毕业。
　　 然而，大陈却没有将我们带到毕业。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迈着结实的步子跨进教室。不同的是，他翻开书，却没有讲课，而是静静地看着大家。教室里偶尔发出一两声轻微的咳嗽声。我们抬起头。大陈脸上掠过一丝笑——很浅，不宜察觉的笑。随着时间的过滤，那堂课我只记住了他说他退休了，不能给我们上课了。伴随着那句话的是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丝丝拉拉的啜泣。
　　 然后，就像看电影似的，随着光的消失，画面没了，只剩下空白的屏幕和漆黑的天。
　　 一周后，我们班同学自发组织，买了东西去家里看望大陈。他家的院子很宽敞。我们围着他在院子里说了好多话——说什么了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刻的大陈没有了课堂的威严，他只是眯着眼睛笑，听我们无拘无束的叽叽喳喳。
　　 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就再也没有见过大陈。当我想着去看他的时候，却听到他已经去世了。
　　 现在想想，也真如他的“大陈”的称呼一样，他的身影始终在我心里是很高大的。或许，也不仅仅是身影，更多的是他的深深刻进我的记忆里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