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浮生六记》译为白话文的张佳玮，这样评价此书：“倘若说《金瓶梅》全书，可以当作明时市井风物的百科全书来看，《浮生六记》也可以当作乾隆年间苏州书生家庭市井的一幅卷轴画来欣赏。”林语堂评价此书作者沈复的妻子陈芸，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羡慕沈复陈芸伉俪情深之余，复又叹息夫妻二人某些品行，如吃米饭嚼到砂粒，硌得人牙齿酸疼。
　　 先说陈芸。沈复的父亲在外地做幕僚，沈复相陪。沈父羡慕朋友“挈眷居焉”，就对朋友说“儿辈果能仰体亲意，当于家乡觅一人来”，希望儿子为自己找个小妾。沈父的朋友转达给了沈复，沈复立刻“密札致芸”，让陈芸来办此事。陈芸马上托媒人物色，“得姚氏女”，并由沈复“接取”到了沈父身边。试问有几个女人能像陈芸后来主动为夫纳妾？沈复的母亲当然会生气，并迁怒陈芸，“芸遂并失爱于姑矣”。此事中人，皆属不尴不尬之辈，而陈芸独吞苦果。沈父尤为可恶，如要纳妾，自己光明正大去办就行了，偏偏拐弯抹角要儿子去找，他想没想过儿子如何给他母亲交待？想想沈父的嘴脸都让人恶心。此事包含的恶意，即便稍明事理的村妇都能推解得出，而陈芸貌似识文断字，实则昧于人情世故，傻得可以，冒实得可以，决不可以诿过于“深受三从四德之害”这句话。我并不爱见沈复，但沈复对这件事的记述令人略生敬意。沈复必能意识到后人对此事的解读，依然不为父亲讳饰，清晰完整地记叙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不置一字评价，却史家般公正客观，总算还陈芸一个公道，果然也还是一个坦荡侠义的人。
　　 沈复的弟弟向邻妇借钱，中间作保的又是陈芸。邻妇要帐，沈复的弟弟一时还不上。沈父知晓后大怒，追问沈复的弟弟怎么回事，沈复的弟弟居然说毫不知情！瞧这乱七八糟一家子！当然，陈芸又背了黑锅。陈芸可谓自讨苦吃，在小叔子和邻妇之间瞎掺和，说不清也是活该。这陈芸要么是天真烂漫，要么是缺心眼，有句老话：“银子入了别人手，想要还得那人有。”这位小叔子借钱时想必急赤白咧如孙子，还钱时不当大爷当傻子，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纵使保人陈芸被人追逼大火烧了眉毛，又能如何！可见钱财虽是身外之物，但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不三思而行，十有八九要受其害。
　　 为夫谋妾，因为这事发生在二百多年前，也不太值得大惊小怪。沈复的表妹夫夸自己新纳侍妾如何美丽，陈芸却不以为然：“美则美矣，韵犹未也。”并痴心为沈复物色美韵兼得的小妾，虽费尽心机寻觅到一位佳人憨园，终被豪门夺去。陈芸竟为此“血疾大发”，药剂也不起作用，终至“时发时止，骨瘦形销”，令人扼腕！为老公找小三这种作派，现代人固然无法理解，陈芸身上“三从四德”的烙印如此深刻、骨子里的奴性，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反观同为旧时代的女性，北宋陈季常的老婆柳氏就相当了得，陈季常请客如果敢用歌女陪酒，柳氏就以棍棒砸墙，搅散老公宴席，此即“河东狮吼”之由来。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更是刚烈，听说老公在外有情人，手执剪刀猛追胡适；三寸金莲追不上，把剪刀当飞镖直扔胡适面门！数十年后提及此事，江冬秀仍恨恨不已，当着朋友的面，还要挥起拐杖打胡适。陈芸自然无法和这两位相比。
　　 再说沈复。沈复到广州做生意，陈芸大力支持，“亦自办绣货及岭南所无之苏酒、醉蟹等物”。沈复到了广州之后，不到十天，所带货物便已售尽。沈复说：“余四月在彼处，共费百余金，得尝荔枝鲜果，亦生平快事。”沈复在广州这么长时间，花这么多钱，他究竟在干什么呢？他开始“浪游记快”：吃喝玩乐找妓女。这个妓女叫喜儿，沈复挑选喜儿的原因非常动人：这个幼嫩妓女“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更离谱的是，沈复把喜儿带回自己的寓所玩乐时，撞见了一个如牛二般泼皮的无赖，差点被讹诈了钱财，好不狼狈。沈复说整个“扬帮”（妓女来自扬州）的妓女都认识他，并为自己在妓女中的好人缘而沾沾自喜。而沈复的妻子儿女生活又当如何？此时他们都寄住在朋友家，女儿七岁，儿子六岁，每天“商柴计米”过日子。沈复没法和西门庆比，西门大官人有的是银子，傍上他的一律锦衣玉食。而沈复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这就是沈复“浪游”的本钱。让人大不以为然，甚至有点齿冷。丈夫立于世，必定要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济世情怀就算潦倒不可缺，放纵之心即便富贵不能有。明白什么才是荣光，什么才是羞耻，履正远邪，光明坦荡，这才是立身处世之本。姑妄揣测沈复写作此书之用意，也许如卢梭写《忏悔录》，立此存照，以警世人。
　　 沈复绝对不是令人欣赏的人，可为鉴戒。沈复的一位所谓“友人”，某次手头困窘，要借“五十金”高利贷一一“五十金”究竟是多是少？在当时购买力如何？意味着什么？一概不清楚，沈复作了担保。而所谓朋友“挟资远循”之后，沈复居然还不起，而后被迫也携妻“远循”，抛家弃子，父怒弟怨，可见五十金不是小数目。此时为嘉庆五年，沈复三十九岁而如顽童。夫妻二人屡次为人担保，皆夹缠不清。而贷款人跑路之后，沈复作为担保人，也只会逃跑，并且略有小钱该花就花、该借就借，绝对不说还贷，好像担保一事和他无关，不知诚信为何物。去求朋友时，“衣敝履穿”，鞋子都是大洞，都不好意思进衙署。朋友见他苦寒，“慨助十金”。到了如此境地，沈复“归途忽思虞山之胜”，便搭船去了虞山；又“怀青铜三百”，去游“虞山最佳处”。借钱也罢，要饭也罢，也要游山逛景，直如丐帮帮主，无法想象沈复是种什么人！沈复一生穷困潦倒，妻离子散，做人行事貌似豪侠义气、风流倜傥，其实无担无当，外不察人，内不省己，连为他叹息都不值得。
　　 沈复把这些遭遇多归于六记之“坎坷记愁”，坎坷何来？愁又何来？究其根源，可总结为“财色”二字。二百年后的你我，又何尝不是在劫难逃，正在这两个字里挣扎呢！我无意关公战秦琼般评价二百多年前的沈复，我更无意站在道德的高度来评价他人，只有对子侄辈的私心，哪怕有一点借鉴，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