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为了让地里多打点粮食，我们生产队曾在四平市开辟过“掏大粪游击区”。我第一次被生产队派往四平市的时候，是1967年秋，那年我十九岁。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十九岁的年龄应该是走向成熟，甚至可以独闯江湖了。可惜我们那一代人在发育阶段吃的野菜太多了，不光体质差，脑细胞也不够数。特别是我，智商尤其偏低，总干傻事。第一次进城的不多日子，就惹了祸。
　　 因为初次进城，啥都新鲜，干完活了，不管咋累，也要出去逛大街，其实兜里一个钱也没有。逛了几天，我发现一些小巷里有好多小人书屋。根据书的厚薄及内容的不同，坐在那里看一本收取一分或二分最高三分钱的租阅费。找到这个好去处以后，我就不再老是浏览那没啥变化的市容了；带上一角钱，可以看五六本小人书。
　　 那些书屋的布局大体相同，守门放着一张小桌，桌旁坐着一个老头或者老太太，负责收钱拿书。书全都粘着牛皮纸的封皮，封皮上只标着号码，不标书名，都在书橱里码着。屋里明显处的墙上，贴着一张大纸，列着号码与书名对照表。你选好了书，交钱，给你书；屋中央放着若干条长板凳，你就可以坐在那里看书了。
　　 小人书里以电影连环画和抗日故事如《铁道游击队》最为上乘，那些书让人看了还想看，爱不释手。于是我就生了偷梁换柱的邪念，为此我特意乘队里拉大粪的马车回了一次家。到家后，挑出几本不喜欢的小人书，连夜用牛皮纸粘好封皮，第二天再坐拉粪的马车返回四平。到四平后又买了墨水和毛笔，写号码用。
　　 收工后，又到各书铺去观察地形，最后选定了一家是只有一个老太太看门的作为“革命对象”。我在那家浏览了书目单，记了几个号码，回来标上。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决定行动。尽管准备得这般周密仔细，仍然免不了心虚胆怯，因而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叫上了一个伙伴让他和我一起去。其实我并不是要他参与我的行动，他也参与不了。在屋里把我的书掏出来和把人家的书装入兜里的这个过程需要躲过主人的视线，如果借陌生人掩护，怕被揭发了，我带个伙伴，就是借他的身子使使。怕他露馅，我也没跟他说实话。
　　 到了那里，看书的人挺多的，都是比我年龄还小的人。我想搞的那本书正被别人看呢。我要了一本别的书边看边等着。瞅见那本书交上去了，我马上就要了那本书。一会儿，我就成功地把那本书揣进兜里，把顶替的书端在手上假装看着。一个人过去交书去了，我马上趁机也去交。那老太太总是习惯地把收上来的书翻一下，我不等她翻我的书，就一步跨出门外，融进大街熙攘的人流中。走了几步，回头看看，没人追，但是自己的胸膛里正在激烈地打鼓。
　　 我刚回到住处，还没等把战利品掏出来“亲爱”一下，那老太太就押着我那倒霉的伙伴进了屋。我立刻被吓得腿肚子转筋舌根子发麻，纯粹是没事找事有事怕事那类人，不等人家问话，自己就乖乖地交出了那本小人书。
　　 老太太不依不饶，高腔大嗓，非要带我上派出所里去说道说道不可。这一吵闹，把我的房东老大爷惊动了出来，问明了缘由，先批评了我两句，之后劝那老太太：“拉倒吧，一个小孩子，又不是啥大事。”原来老房东曾是那老太太的街坊，相处得不错，老太太给了老房东面子，把我饶了。老太太走了，老房东也没说我。
　　 倒是我那伙伴把我损了够呛，他拉着长声说：“我说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呢，请我去看小人书，原来是干那勾当啊，你可把我坑苦了。”
　　 本来我对他是怀有几分歉意的，这一下反被他的冤吧话给冲没了。我问他：“我又没让你帮我干啥，我怎么坑你了？我还说带上你我倒了霉了呢！本来我都跑出来了，谁让你把老太太领到家里来？”
　　 他说：“老太太不扣住我，早就领人抓你去了。撵上你看看揍不揍你？你今儿个便宜了。”
　　 我说：“咱俩也没说话，你不会说咱们不是一块的？”
　　 他说：“老太太把我胳膊掐的那个疼，我不承认行吗？”
　　 我说：“你纯粹是个叛徒材料。”
　　 他说：“我叛徒？还比你小偷强。”
　　 我说：“谁是小偷？你没上过中学懂得什么？孔乙己都说偷书不算偷，况且我这不过是换书，怎么算偷呢？”
　　 他说：“好好，咱没上过中学，没你文化高。你这不算偷，你下次再干这事可千万别找我了。”
　　 我不禁仰天长叹：下次？还能有下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