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年又一年。不知从何时起，我早已丧失了对新年的企盼和兴奋。随着年龄的递增，岁月的变迁，于我成人的世界里，“年”不再赋予它神奇的光环和特殊的意义。相反，却累积了一层又一层的忧郁，唯独留在童年的新年依然记忆犹新，弥足珍贵。
　　 在那个年代，流行一句“大人盼栽田，细娃儿盼过年”的俗语。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乡亲们眼里对庄稼收成的热望，和农村孩子把过年视为天大喜事的盼望。那时的新年，对一群懵懂无知的小孩是多么快乐和幸福的时刻！
　　 新年的脚步总是伴随着孩子们急切的心跳一起来临。从腊月开始，大人们都要叮嘱小孩说话要格外小心，不能像平时一样轻举妄动或“出口成脏”骂人，不能摔坏东西，更忌讳提到一个不吉利的“死”字！从年三十辞旧迎新到正月十五，小孩子们个个都沉浸在好吃、好喝、好玩的喜悦兴奋中乐不可支，直到正月十六日开学后才渐渐平息……。
　　 大年三十一大早，我便早早起床，围着忙碌张罗着准备团年饭的父母。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往红红火火的灶台里添柴火，给忙着杀鸡宰鸭的大人舀一瓢滚烫的开水，也有着说不出的开心。大人们也在这一天才显得慷慨大方，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鸡鸭鱼肉炖了满满一大锅，慰劳辛苦一年的家人。待这些活色生香的大餐摆上满满一桌时，但谁都不得先动筷子。这时，我那慈祥的爷爷就会端来一个大簸箕，簸箕里放着一些糖、水果、再盛一碗饭、倒上一杯酒、装上一碗从桌上各个盘里夹进的腊肉、香肠，然后吩咐父亲带上香、火纸、火炮，领着我们小孩一起去祭祀过世的祖祖和奶奶。那个中午，整个旷野持续不断地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当那些饭菜原封不动地带回家时，爷爷总是分给我们晚辈吃下，说吃了就不会做恶梦，还会得到祖先们的庇护。
　　 接下来便是大年三十的守夜了。守夜也称守岁，一般要在12点过后才能睡觉。传说“守夜”能把一切“邪、瘟、病、疫”赶跑驱逐，这样来年就会吉祥如意；还有一种说法，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而年幼者守岁，则是为父母长辈延寿，因而显得特别慎重。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是极其稀罕的物件，一般家庭都没普及，平日里我和小伙伴们可以摸黑去村里仅有的一户人家观看，可是过年大人不允许。人人都得在自家＂守岁迎新″。晚饭后，一家人围着红彤彤的柴火烤火聊天，其乐融融。这时，母亲就会端来一个装满花生、瓜子和糖果的花瓷盆让我们吃个饱。还找出新年初一要穿的新衣、新裤、新鞋子交给我自己放在床头柜上。
　　 正月初一，还在温暖的被窝就被一阵“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惊醒。这是新年第一天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预示着真正的除旧迎新开始了。这时，勤劳的母亲早已在天刚蒙蒙亮就去井里挑回了满满的一缸“银水”。据说谁先挑到第一桶“银水”，谁家就会在新的一年里财源广进，顺顺利利。我和姊妹们赶紧起床穿上新衣，迫不及待地去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玩耍，刚一会儿就被母亲喊回来吃“元宝”了。所谓的“元宝”，就是一个一个又大又圆，雪白晶莹的“汤圆”。之所以叫“元宝”，是因为图个吉利，预示着新一年圆圆满满有一个好兆头。咬着用花生、芝蔴、核桃和猪肉炒成的汤圆芯子，满嘴的又香又甜。有时，母亲还会别出心裁在汤圆里包一个硬币，舀在谁碗里谁就会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气。尽管我一次也没吃着，但是我有我的“小幸运”，那就是爷爷的压岁钱总是如期而至！有了爷爷的压岁钱我就会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度过一岁。可惜我当时只顾着高兴，一次也没对爷爷说过感谢，祝他老人家长寿安康的话……！
　　 我揣着爷爷给的压岁钱满心欢喜地和小伙伴玩去了。那时最热闹的便是看“车车灯”和“电影”。所谓的“车车灯”是由村上一位具有领导才能，能说会道，才艺双馨的人组织的一批性格开朗，爱唱爱跳的年轻人成立的一个文艺演出宣传队。他们不惧严寒，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排练，在初一这天大张旗鼓地粉墨登场。他们主要是给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且有头有脸的人物拜年，恭贺新禧。譬如光荣军属、在职或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表达一份对拥军优属，尊师重教，慰劳干部的敬仰之情。他们的主打项目便是“车车灯”。“ 车车灯”里由一个身材高挑容貌姣好的女子，头顶一个用竹竿结构糊上五颜六色的花纸，裁剪出不同花样点缀而成的“大花轿”。只见女子在里面迈着轻盈的碎步，在“打钱棍”的姑娘们簇拥下，随着韵律一进一退，“车车灯”在女子的舞动下风姿招展，格外醒目。
　　 而那些“钱棍”则是由一根手臂长短的竹竿，两头破了一个洞，用红毛线或红绸布分别系上一个个“麻钱”（麻钱是一种古代货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硬币）。“打钱棍”的姑娘用灵巧的双手从左肩到右肩，再到脚，挥舞着“钱棍”象踢毽子一样灵活，发出“啪啪啪”清脆的声响。
　　 然后就是“扭秧歌”。“ 扭秧歌”是抗战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庆祝解放的一种舞蹈。逐渐流传下来成为了那时农村新年不可或缺的拜年节目。这个舞蹈不分男女都可参加，他们身着五彩服，腰系长飘带，精神抖擞地边唱边跳。最为熟悉的唱词：“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八路军……”还有一个熟悉的节目便是“打快板”。“ 快板”是由两片手掌般大的竹片用毛线串在一起，夹在食指与拇指之间上下翻转，边说边打，相似于现在快节奏的“单口相声”。当然，说唱内容都是些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新面貌改编的。同时，节目中还穿插一些搞笑的小品，还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舞蹈《北京的金山上》等。一阵倾情演出，再说上一堆恭维主人家的祝福话后，主人们就会将茶、烟、糖果、瓜子呈上。还有一些好客的主人也会煮上一锅甜酒（也称醪糟汤圆）点心端来招待他们，吃完临到下家时，主人的红包也是少不了的。当“车车灯”队伍又浩浩荡荡地移步下一家时，我和小伙伴们还意犹未尽地跟着，陪着“车车灯”来到另一家，直到下一场演出结束才恋恋不舍回家。
　　 除车车灯热闹新年外，我心里还惦记着看大礼堂的电影了！那时，我们村的学校有一个宽敞的大礼堂，平时大礼堂用来全校师生开会，节假日开展演出活动，一到过年就转让给公社电影队放电影了。院子里的石头爸就在电影队里负责检票，我家的亲戚来了爷爷总会掏钱请他们去看电影。我跟着表哥、表姐们一起不用买票，只要甜甜地叫上一句“石头爸爸”，他便朝我们会心地一笑，说“进去吧！进去吧！”我们就嘻嘻哈哈地推搡着走进大礼堂。院子里的小孩见我们进了电影院，也就如法刨制学着我们的招数，甜甜地喊了一声石头叔叔，也就不用买票。可是由于人多拥挤没有座位，放映的电影通常看不银幕，只能听到银幕上的对话和歌声！
　　 那时，我过年还有一份别样的快乐：陪同爷爷一起卖甘蔗。我爷爷总是闲不住，他在他种烟叶的那块地里种上了一片笼葱绿的甘蔗。到了秋末，他便把成熟的甘蔗砍下，一根根捆绑起来，放进贮藏红薯的地窖保存起来。等到过年时再抱出来剔下发黄的叶子，露出白里泛青的甘蔗。虽然没有现在深红色的甘蔗粗壮，但那股甘甜和清洌绝对是纯天然的。我静静地站在爷爷身边，一边嚼着甜甜的甘蔗，一边看着他用一把锋利的镰刀，仔细地把甘蔗刮得干干净净，再砍成一节节尺来长的，等着新年赶街和我一样谗嘴的小伙伴来买。
　　 可是，与爷爷相伴的日子早已不复重现了。在爷爷离开我们的十二年里，是父亲领着我们一家大小去给爷爷奶奶拜祭。然而，世事难料，疾病缠身的父亲又于前年十月与世长辞了！从此，新年传统祭祖的接力棒落在了我身上。
　　 时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需求应有尽有，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早已不存在过年与平时的区别了。我常常在想：在这丰衣足食的日子里，为什么我对新年期盼的感觉越来越淡化了呢？也许是每天的日子天天如年，也许是我辈的新年只属于那时候的童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