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石宇先生是辰溪耳熟能详的革命烈士，生于1899年8月，于1949年8月6日被国民党暂二军杀害于中方县花桥镇三岔口村。烈士证号为1949湘字烈字第110051号。
　　 向石宇父亲向洁奎为清代进士，有很高声望，大哥向先高为清举人，曾任热河都统，又曾在北洋政府高层任职，家族中多人留英、留美、留日。向氏家族祖传医道，商业上世代经营湘西粮运，在潭湾装粮埠建有大粮仓。向家住石碧向家园，人才辈出，家族殷实，为地方望族。
　　 向石宇于6岁起先后求学于辰粹小学、长沙兑泽中学、武汉明德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向石宇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受先进思想，关心时局变化，他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他处的那个年代，战乱频仍，匪患丛生，民不聊生。他的一生没有利用大学知识寻求个人的荣华富贵，选择了“为万世开太平”的革命求索之路，步入艰难困苦的革命武装斗争行列，直至牺牲生命，演绎了可歌可泣的一生。
　　 1922年湖南省长赵恒惕推行“省宪”，由各县推选“省议员”。辰溪县“省议员”资格由劣绅贿赂当局而得，严重违背民意。向石宇得知这一消息，不顾大学毕年在即，面临优质的就业前景，在武汉组织明德大学学生组成请愿团，到长沙湖南省政府强烈抗议。迫于各方压力，湖南省政府任命向石宇等四名大学生组成“监选团”，回县监督选举。由于向石宇监督得力，土豪劣绅落选，选举结果符合民意，当时民国辰溪县政府顺应民众呼声，推举向石宇任“县参议员”，此后，向石宇投身政治斗争，力争社会进步。
　　 一、追随“三民主义”，投身民主革命
　　 在任“县参议员”期间，向石宇与参与过孙中山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进步人士陈策由相识相知到结为莫逆之交，长期搭裆，默契配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终生。
　　 1923年6月，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势力弱小，影响范围未深入到湘西。驻常德的北洋政府湘西镇守使派巡视员叶开鑫为“善后督办”，带100多人枪溯沅江而上，宣传北洋军阀的统治政策，企图维护湘西、贵州、四川地区的北洋统治势力。向石宇得知信息后，取得了辰溪籍民国元老张定国和时任县团防总局局长陈策的支持，组织张定国的护卫连（张定国辛亥革命时攻占南京立有大功，袁世凯篡位时，张定国以混成旅长隐退，时湘西混乱，民国政府给他配一个连的部队防卫，常驻龙头垴蛇会村）和县团防局100多人枪，在辰溪县祖师殿伏击了北洋势力巡视员的船队，收缴了他们的全部武装100多枝枪，遣散人员，阻止了北洋势力向湘西、贵州、四川的延伸。
　　 但当时处于北洋政府和广东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战争期间，张定国、陈策、向石宇取得了初步胜利，进一步壮大了县团防武装。为了保存这支武装，张定国带领向石宇等率县团防局的300余人枪投靠“湘西王”陈渠珍，时陈渠珍响应孙中山民主革命号召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向石宇等被编入巡防军第一支队，张定国任支队长，向石宇任队副，移驻沅陵。
　　 1923年9月，拥护孙中山的四川熊克武部借道湘西北进，熊部第一混成旅旅长贺龙率部由铜仁经辰溪到沅陵。张定国、陈策、向石宇率部投身贺龙，被编第五梯团，张定国任梯团长，陈策任副梯团长，向石宇任第一营营长。从此后，向石宇跟随贺龙从事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1924年春，贺龙奉命溯沅江而上，入川、黔扶植民主革命政权。1924年4月入芷江，芷江士绅因受反面宣传，对贺部有误解，全城关门闭户。向石宇及时四处张贴布告宣传民主政治，宣讲三民主义，积极与开明绅士沟通协商，很快获得了大力支持，并筹措了足额军饷，贺龙所部得以顺利向铜仁地区进军。自此后，向石宇获得贺龙的高度信任。
　　 自芷江驻防后，贺龙一直以向石宇所部为先头部队，在由铜仁向松涛进军时，因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不理解三民主义，拒绝汉族武装的进入，曾一度陷入僵持状态，形势非常危急。
　　 向石宇在危难时刻独担重任，深入苗族首领驻地谈判。向石宇能言善辩，尽释善意，很快获得苗族首领的信任与支持，贺龙所部在贵州、四川进展顺利，“三民主义”思想获得顺利贯彻执行，孙中山大加赞赏。1925年2月，孙中山任命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期间，向石宇分别担任贺龙部营长、军需长、副官、参谋长等职，与贺龙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他们平时相处，互称浑名。
　　 1925年2月，贺龙任澧县镇守使期间，命向石宇带一营人马驻防浦市，当时浦市为湘西商业重镇，向石宇在浦市为贺龙部筹集了大量的经费，为贺部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年向石宇在浦市结婚，贺龙从常德带警卫排骑马至浦市为向石宇主持婚礼，名动湘西。
　　 1925年10月，赵恒惕维护北洋权威，对贺龙部讨伐，贺部离开常德、湘西，向石宇担任先锋，轻车熟路的转战湘鄂川黔，势力得以进一步壮大。贺龙于1926年响应国民党号召，脱离川军序列，参与北伐，重返湖南，再驻常德，结识了共产党人周逸群，用共产主义理论培养了大批干部，向石宇在此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确定了终生奋斗目标。
　　 此后，向石宇一直在贺龙参谋部工作。北伐驻马店战役取得胜利后，贺龙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任命向石宇为二十军驻武汉留守处主任，部队开往南昌。时陈策任第三团团长，因在驻马店战役负伤而留武汉治疗。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武汉留守处遭到国民党反搜捕，陈策、向石宇侥幸逃脱，潜回辰溪，与贺龙部失去了联系。
　　 陈策、向石宇回辰后，适逢县内土匪猖獗，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当局束手无策，需要成立团防武装以靖匪患，保境安民。陈策与向石宇曾主持过县内军事工作，威震黑恶势力。经过绅士推荐，陈策任县“民众自卫团副团长”，向石宇担任县军事参议室主任。
　　 1930年秋，向石宇收编县内最大的土著武装熊桂清部800人投靠“湘西王”陈渠珍，想抓正规武装以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当时陈渠珍正奉何健之命与贺龙率领的湘鄂西红军作战，向石宇与贺龙的铁杆关系在湘西上层人物中人尽皆知，但贺龙当时的去向，向石宇并不知情。向石宇被陈渠珍任命为“保安团司令”，而下属部队被陈渠珍以整编名义，缴械编散，实际上就是解除了向石宇的武装；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向石宇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择机回辰溪另寻机遇，一边出资支持陈策经商，一边继续任县军事参议室主任，图谋组织革命武装。
　　 二、舍家投身革命
　　 1935年11月，贺龙长征途经辰溪，国民党驻辰党、政、军、警3000余人闻讯逃往长田湾。向石宇潜回辰溪，奉贺龙指派赴火马冲照顶界劝说熊桂清部参加红军。时县长何珍吾率部逃至熊部所在长田湾乡，与熊建立了紧密联系，受多方不利因素影响，劝说没有成功，因战事吃紧，贺龙率部离开辰溪，陈策父子随贺龙长征，向石宇再次与贺龙所部失去联系。
　　 贺龙到达陕西驻富平庄里镇后，来信要向石宇赴陕北参加前线抗日。向石宇义无反顾，于1937年初组织进步青年向廉、张德公、向绍敬、刘瑛光赴延安，他们经过培训后，被分配到陕西富平县从事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党中央决定派遣干部在国土区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陈策于1937年冬，向石宇于1938年春分别被派回辰溪，同时期回湘西的瞿玉屏，秦光远，他们属南昌起义贺龙旧部，受时任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遣做兵运工作，主要争取湘西王陈渠珍投向共产党，（向石宇被党组织派遣回辰溪，有向在延安时的同事，后任四川省领导的谷志标等多人文字证明）向石宇回辰溪时，贺龙部改编成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抗战，贺龙夫人骞先任赴苏联学习。向石宇将贺龙刚满2岁多的女儿贺捷生带回辰溪石碧向家园。因向氏家族经营湘西粮运，当时全面抗战暴发，迁辰的国民政府机构和难民众多，粮食尤其重要。向家粮食码头装粮埠被国民党当局确定为军粮供应基地，国民党在向家园派驻一个连的宪兵驻防，时时威胁到贺捷生的安全。为了以防万一，经过私下沟通协商，向石宇将贺捷生托共产党员向绍敬（从延安返辰）和长期跟随向石宇的老表毛述宗二人将贺捷生送到沅陵绅士，贺龙元帅的至交——吴佩夫家中，由吴佩夫代为抚养贺捷生，贺捷生后经吴佩夫转交住黔阳的瞿玉屏抚养。
　　 向石宇回辰溪后，暗地联络远房亲戚毛万年（湘西名医，曾为清宫御医）赴凤凰任陈渠珍家庭医生并任凤凰县中医教习，已获陈渠珍高度信任。但陈渠珍后因与新任湖南省长薛岳关系不好而离开湘西去四川，湘西形势更加复杂。
　　 1938年9月，陈策指派向石宇、涂西畴（中共党员、后任湖南财院院长）向中共湖南省工委聂洪钧汇报辰溪地下党的抗日统战工作，并通过统战关系在湖南省政府领回100支步枪，武装抗日自卫团。
　　 1939年春，驻辰溪的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组织策动爱国青年500人参加抗战，向石宇以抗日自卫团名义再次收编熊桂清部800余人枪，以龙头庵党组织成员米庆轩等为骨干，进步人士米贤松为团长，赴洪江整训。1939年4月经常德赴抗日前线，被时任湖南省主席薛岳怀疑该团为中共控制武装，遭到“军官编余，士兵编散”。随后宪兵介入，陈策被以“异常嫌疑”，“走私军火”罪名关入浦市陆军监狱；自卫团的火马冲中队长曾凡义在山塘驿被暗杀；自卫团黄溪口中队长，共产党人涂西畴遭国民党特务投毒暗害（后经抢救脱离危险）。辰溪民众抗日自卫团被强行解散。辰溪地下党组织建党的武装力量又一次失败。
　　 但向石宇因亲族势力强大，且未直接进入“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工作，没有暴露身份，继续担任县军事参议室主任，利用宗亲关系，秘密联络进步人士马公武等营救陈策，经文化名人向福庵（向石宇族侄）担保，陈策得以于1942年5月出狱。
　　 陈策出狱后，以烧石灰、开煤矿为掩护，继续开展我党地下活动，所需经费大部分由向石宇个人提供。向石宇家祖上原有100多亩粮田，基本上经向石宇转卖变为革命活动经费。至解放初，只剩下六亩薄田，不够维持家人生存，解放初被划为“破产地主”。
　　 1945年抗日战争最后一战——雪峰山会战时，辰溪地下党人米庆轩组织60多青年参加前线抗日，取得优秀战绩，向石宇以此为依据，将米庆轩列入县军事参议会参议员，因为这一特殊身份，共产党人米庆轩与国民党高层有了广泛接触。1949年3月5日，辰溪发生以土匪张玉琳为首组织的“三五事变”时，张玉琳自封“国防军第一军军长”，共产党人米庆轩得以“军事参议员”的合法身份，联络地下党人肖洪量及时组建“独四团、独五团”，并安排相应骨干掌控这支武装，成为我党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湘西纵队”的前身。
　　 1949年6月，“三五事变”主谋张玉琳曾与陈策、向石宇在辰溪祖师殿喝鸡血酒，盟誓一旦时机成熟，张玉琳所部就效忠共产党，投靠人民，避免战乱。
　　 向石宇利用国民党辰溪县军事参议室主任的合法身份，与国民党地方势力派石玉湘、谢斌、张成栋、向宽宁、刘汉臣、蒲和生、雷镇远及开明绅士马公武等建立了的友谊，为我党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当解放军部队进入辰溪时，这些人掌控的武装或投诚，或起义，国民党土匪武装土崩瓦解，真正武装抵抗的只有张玉琳的家族武装势力及少数惯匪。
　　 1949年7月，国民党谋划“戡乱建国”，企图利用湘西复杂的地理条件和错综复杂的土匪帮会势力阻挠我党解放大西南。蒋介石派嫡系张中宁收编了“三五事变”后组成的地方武装一万余人，将“三五事变”主谋张玉琳封为“暂二军”中将副军长，形势急转直下。紧接着张玉琳将“独四团、独五团”合编为“独立大队”，缩减人员，调走部分枪支，断绝供应，企图逼散我党武装“独立大队”。关键时刻，向石宇变卖所有田产，经济上大力支援，保证供给，维护了这支部队的稳定。
　　 1949年7月25日，张中宁出于礼节到大洑潭拜见他辰粹小学读书时的恩师陈策。陈策在与张中宁交谈时，张中宁的夫人黄文贞时时掩面而泣，临走时，张中宁又赠陈策100块银元，陈策预感到国民党马上要动手了，于当天天黑时及时雇一艘小船，按事先党组织的计划，与身边的共产党人陈显荣、向炀、朱诚先等人直上龙头庵。途经大江口时，陈策写信三封，派共产党人陈显荣将信送给向石宇，一、要求向石宇分别将信交给米庆轩、肖洪量，要求“独立大队”按预定计划带到龙头庵；二、将信送给谢斌，要他择机而动，支援“独立大队”；三、将信送给石玉湘，要向石宇将他策反，让石玉湘“悬崖勒马”，因为石玉湘黄埔军校毕业，懂得战役布局，且石玉湘父亲石宝臣曾与陈策、向石宇同为贺龙部属，石玉湘与陈、向二人长期有私人联系。陈显荣于7月26日10时将信送到石碧向石宇家中，说明了相关情况后，匆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