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间皇甫谧著《高士传》，采尧至魏八代之士，立九十一传，记九十六人。这些人都是历代著名的隐士，皇甫谧本人也是这样一位高士。他立此传有个硬标准，那就是所记之人必须“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
　　 这些人之被誉为高士，就在于他们都是高让高致之士，荣利唾手可得而不屑一顾，都是玄默自守，终身不仕。他们之中少有平庸之辈，多是士人身份，多有为官弄权机会，皆避而不就。
　　 这其中巢父、许由的掌故人所共知，富于传奇色彩。他俩都是避尧禅让，许由洗耳不闻，巢父更是移牛而饮。中国文化古有附会美化祖先的传统，巢许传说如此神奇，我怀疑他们也像尧舜之圣那样被大加演绎美化了。但庄子钓鱼璞上避不就征的传奇故事却应该是可信的，其演绎的成分应该很少了。
　　 可以想见，主张积极用世的儒家对这些高让之士肯定是不屑的，标榜“任自然”的稽康就被打“名教”旗号的司马氏杀了。周敦颐就在其《爱莲说》中说“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明显是等而下的语气。而皇甫谧也不给儒家面子，曾被孔子称颂过的伯夷、叔齐也不予列入。
　　 但是，皇甫谧的这种拘于标准也实在死板，太拘于身远不仕这种形式，就像佛门太拘于离俗出家的形式。
　　 若依他的标准，其稍后的陶渊明也肯定不能入列了，因为他不合“名不耗于终始”。 陶渊明先有入仕，并且还有反复，这肯定算耗其名了。
　　 而孟浩然则有可能入列，因为起码在形式上他始终没有入仕。皇甫谧哪里能知道，这恰恰是孟浩然的痛。孟浩然虽处江湖之远，却心心念念向往朝堂，虽身远而心不逸，如此隐士，徒有其名。
　　 看看他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即想见其为人。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坐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是再分明不过的终南捷径思想，他说自己欲入仕而苦无路径，当此圣朝而自己这样闲着不能为官效力，真都不好意思了。看着别人在朝堂上弄权用事，只有白白羡慕啊！他这明显有奉承讨好的意思，希望那张丞相能援手引荐，开方便之门。如此垂涎三尺的样子，哪里还有点隐士的高致呢？
　　 陶渊明会因为先曾入仕不能入列，谢安可能就会因为后又入仕而不能在列了。
　　 谢安之前隐居会稽东山决不是沽名钓誉做样子，以谢家之势，他要入仕上位是很容易的。谢安年幼时，既得名士桓彝赞赏，说他“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东晋初名士王承）”。东晋之际，名士的一句赞，要比我们今天的名校毕业证好使多了。青少年时得宰相王导器重，已是名声在外了。但朝廷征他入司徒府，又征他为佐著作郎，他都推辞不就。他这种推辞决不是弄清高姿态以抬高伸价，这是真让，为免麻烦他干脆避隐会稽东山了。
　　 当时他的哥哥们都在朝用事，而且手握重权，他却一点也没有借势的想法。之后朝廷又多次征召，他都不为所动。直弄得朝臣多有不满，接连上疏责告他。
　　 后来他虽然入仕了，其心态却还是超然的。正因为这种淡逸的心态，才使他很好地平衡团结了各方势力，从而大有作为，创下了不世勋绩。他原来在野时是真隐，在朝后不忘初心，起从容淡定，举重若轻的风范正是这种超然高致人格的自然映现。
　　 谢安之隐，隐在心远。
　　 陶渊明诗《饮酒二十首其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之隐的真义，正在这“心远地自偏”。
　　 陶渊明之避居田园，与官场拉开距离，这种形式上的表现，并不能其隐的真义。真正让陶渊明归园田居的是当时东晋的混乱动荡，官场应该成了险地，他之离开官场，实为避险避难。连主张积极用世的孔子都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而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竟然说他这是消极避世。
　　 陶渊明在乎的是“而无车马喧”，为此，他不是避进山林，离群索居，而是依然“结庐在人境”。如果不是因为避险避难，他倒并不在乎置身官场还是田园。因为他知道，得静得逸，不在于身远，而重在心远。
　　 不拘形式，隐于心远，这才是隐的真义。隐的真义不在于避，不在于让。隐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其要在淡漠荣利，超然俗情。只要有这种精神，何必避让，在朝在野又有什么区别呢？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正是这种情怀；小隐隐于山林，或是避处田园，其实谈不上隐。
　　 禅隐一理，只要明心见性，自是真如境界，正是酒肉穿肠过，佛主心中留，其要不在离俗出家，吃斋念经种种形式。
　　 隐之情怀，人人可有；不在身远，而在心远；隐于方外，不如隐于心田。
　　 我说皇甫谧太死板而主张心远之隐，所关注的是个体成其心的情怀，却似乎忽视了他的一番苦心。
　　 在形而下价值一统天下官本位思想盛行的华夏地，他若不以这种高让绝决的态度，则无以彰显其存在的价值。他分明赋予了自己一种使命感，这就是有以批判敬示世道人心。他是要以高士们高迈孤绝的存在向红尘滚滚的人世间泼来一瓢瓢冷水，吹送一股股清凉。不用说，他的这种使命于我们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仍有以批判敬示我们今天的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