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退休之前在家空闲时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即使星期天休息也是在敲敲打打中度过的。过去乡下惜时如金的老农，除了歇息时蹲在地上“巴叽巴叽”地抽几口老叶子烟考虑农事外，一般是不会歇着的。父亲也是这样，不是做这就是做那，从未见他与邻人下过象棋、打过扑克什么的，更不要说养鸽子、钓鱼了；夏夜街坊们在路边纳凉摆龙门阵，也不上前凑热闹一一他的业余兴趣和爱好都与过日子的事有关。
　　 儿女多的人家，琐碎的事也多。何况舅舅家和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除了外祖母和四个大人，先后有十一个孩子，光睡觉就要占很大的地方，够人操心的。从我记事时起，两家诸如水电、泥木之类的活计，差不多都由父亲包了。先说一下睡觉的暗楼。
　　 我的老屋在老汉口火车站旁边的天声街，是一栋二层楼木质结构的房子，屋脊要比左边三家的砖混结构的楼房高出二尺多；右边原来是一块小空地，我四五岁时在那儿玩耍过，后来街办事处的房管所盖了一间正二八经的红砖瓦平房，办了一个油漆厂。这一带的老房子据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的，当初我的父辈有没有房屋要高出邻人一头的想法，我不知道，但空间稍大一点对勉强搭建成栖身处，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是念小学之前与父母分床后，才上暗楼的。那个小天地实在不敢恭维:屋顶上镶嵌着一块红瓦大的采光玻璃；没有通风的小窗户，楼梯口也算是透气口。地铺是曲尺形，像北方的炕:外祖母的地铺在短的那一边，长的那边的通铺分睡二家大一点的孩子；屈身于床，尚可坐臥。穿衣时须站在不宽的楼板上，一次不能超过三人。外祖母的床头旁有个带盖的圆木马桶，是怕孩子们夜起小解时迷迷糊糊的，在攀爬靠墙的活动竹梯时失手摔下去。
　　 当初做这个暗楼时或许我还未出生，但父亲肯定费了不少心思和气力。冬天躺在铺着厚厚的稻草垫的板床上，蜷缩在棉衣棉裤盖压着的暖被里，听到烧煤的蒸汽火车轰隆轰隆地驰过时，震得地铺直晃，睡得好香！记得那时没钱装矿石收音机，我曾用一支二级管连接天线(接收信号的简易金属支架绑在竹竿头，伸出屋顶)和地线(一端系在水龙头上)，用哥哥留下的黑色大耳机每天定时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感觉好神奇。最使人难忘的是放寒假之前的寒冬清晨，孩子们赖在暖和的被子里不想穿衣，做好早餐的外祖母在二楼的厨房，像喊过小河的渡船似的不断地催促，叫我们起床上学。
　　 总在添丁加口，孩子大了又要分床，所以父亲常琢磨孩子们睡觉的地方。我开始爬暗楼时，小我二十四天的大表弟和小我三岁的二表弟还在父母的房间里夜宿。说起来他们呆的地方，并不比我强。二楼有三个房间:舅家在前；我家在后；中间是一分为二的小房:前面是女眷的卫生间，后面是一张车厢似的小床铺一一入口处在前面的房间里。但没几年，连同我的弟弟，一起被赶到了一楼过夜；仅一九六四年生的最小表弟留在了父母的身边。
　　 一楼一直在出租，租金是外祖母的体己钱(二家每月各孝俸的二元加在一起不算薄)。上世纪五十年代租给了三四家散户(我只记得住户中有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叫钟玲，比我小两岁，也在对门的公安路小学念书)；后来租给附近的纸箱厂当切割硬板纸的车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破“四旧”时私产交了公为止。我们到一楼过夜时，小车间是用木板隔开的，留出狭窄的过道呈九十度直角:一边通下水池，另一边沿油漆厂的墙壁到对开的两扇长边门。上二楼的梯口则在拐角处；儿时学爬楼梯的童趣，依稀还记得。
　　 因舅妈曾是板箱厂的厂长，家中多少有点木条木衬木柱之类的东西。记得父亲做木活材料不够时，会随手抽几块不成形的旧壁板用。贫家小户，修修补补、乱搭乱盖的事多，因时常东拆西抽，多年下来一楼挨着油漆厂砖墙的这一面，只剩下光禿禿的几根立柱(后用红砖水泥做了一个四方的大柱子加强支撑)；后面楼梯旁的板壁也只剩下稀稀拉拉的薄板。幸好背对着辅仁村巷子里的一个小工厂(墙壁上有两个积滿灰尘、总是紧闭着的大窗户)，才不至于被风吹雨打。其间下面米把宽不见阳光的潮湿空隙地，一直荒废着未利用过；但我幼年对墙角的青苔、墙壁底上的泥色小尖螺丝则是从这儿认识的。
　　 一楼先后整出了两张不规则的床铺:靠近大门口过道的上方是一个很矮的吊床(我和两个表弟在上面睡过。上面有一个十五瓦的白炽无罩小灯泡，在这盏昏暗的灯光下，我侧身睡着看过《小城春秋》之类的革命小说)；后来下水池的旁边，挨着纸盒厂的板壁又搭了最后一张床铺。我家一九七零年搬到后面的长巷子辅仁村前，我一直睡在这儿。想起了隆冬季节，外祖母怕孙儿冷，用她穿的老式长棉袜子，套上灌滿热水的五百亳升的大葡萄糖瓶子，两头系紧。她老人家一手扶着楼梯的扶手，一手捂住怀里的暖水瓶，一步一步往楼下挪。她移至床边，把暖瓶塞进我们的小脚旁边。又想起了隔壁第二家的解三九，他妈妈四十六岁时给他生了一个弟弟叫四六，因长得比较胖也叫肥六。他弟弟五岁撒娇时还趴在妈妈身上吃奶，宠惯呢。自从有了弟弟他就在这张床上借宿，直到举家乔迁到一元路皮鞋厂的职工宿舍。隔壁苏家的大儿子建国是大我二岁的发小，前年重逢时他说在我家挤过床，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一楼这两处男孩子们的窝，也是我父亲费了不少气力折腾出来的一一当然需要帮忙时，舅舅也会搭把手的；不过，有能耐的父亲不会轻易让我唯一的舅舅(他养鸽子，看书、看报、打“升级”扑克牌……)出手的。
　　 父亲整的那些玩艺是算不上木匠的，但他曾打过几个桌面，不能不说是木匠活。一个是在中等方桌上安装一张活动的宽框架，嵌上后的桌面不比过去的八仙桌小。每年仅用两次:除夕晚上全家吃团年饭，以及大年初一哥嫂和两个侄子来拜年时吃的新年第一餐饭。桌框有小机关固定的，所以上下都是他亲自指挥。还有一张可供十二人吃饭时不碍手碍脚的圆桌面，这是儿孙多了以后制作的，就除夕的年夜团年饭用一次。这张桌面，父亲逢人炫耀，算得意之作。这说的是一九八O年父亲和母亲搬到车站路与胜利街交汇的路口旁住的事，一一房子依旧是在部队上的哥哥(他一直在是独姑娘的嫂子娘家住)分的，两老在这儿安享晚年。
　　 辅仁村的宿舍楼是街道房管所拆掉了棚户房后盖的一栋大的四层楼房，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拥军优属，照顾我家分了一间近二十平米的房子；五家共厨房、小卫生间。这儿曾是父亲施展民间工匠才能的地方。睡人的吊床不说了；砌炉膛两边有铸铁罐盛热水的烧煤球的炉子，也不说了，单说煤油炉子、木制、铁制躺椅，父亲在这儿自制了不少。我一九九一年从潜江境内的运粮湖农场医院调回武汉关山医院时，从老家拿回来一把躺椅用。拆叠、喷过绿漆的钢管椅架，光滑的窄竹条连成的座垫，木制的扶手，精致极了！
　　 前几天，和妹妹弟弟在姐姐家吃饭，我在酒桌上谈到写父亲的内容，妹妹笑着说:“住辅仁村时，楼上佰伍的爸爸(和我父亲一样痴迷制作过日子用的小玩艺)总是笑我父亲:‘是比比划划做东西的师傅’。”是的，佰伍的爸爸是父亲搬到辅仁村巷子里后才打交道的。过去在邻街，应该面熟的。在那儿的几年，从不交朋友的父亲每年过年时会去给他回拜。父亲从不先去，不是技术比别人好，而是年龄大点一一这是身份，不算摆架子。去来从不吃饭，但喝茶抽烟，一递我一支，我还你一支。
　　 烟雾缭绕之中，两个相见恨晚的老兄弟各自谈一年的新作，算交流，也算汇报。双方从来不留对方喝酒，尽管他们都喝酒。不过，先拜年和后拜年的人，都是不空手的。营业员用红白相间的细绳绑扎在一起的两瓶酒，拎在手上访友，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