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一个时段，不论短暂与悠长，也不论疯狂与舒缓，都有可以回忆的细节，也有可以品味的点滴。有的令人陶醉，有的令人忧伤。尤其是人生起步的第一站，更是如此。我的人生第一站，是从一个叫古城桥的人民公社开始的。
　　 说起古城桥，还是有些来历的。这个地方因一座桥而得名，桥因在古城之侧，而谓其名。然而，这只是近代的事情。往前推，要一直推到三国时代。一度，古城是属于东吴的战略前沿，从古城向西南，直赴荆州，是一条传递信息与运输战略物资的驿道，古城桥是必经之地。
　　 四十多年前，我曾在古城桥的桥头观察过。北面，一条大道自古城直接到达这里。桥南，有两条道，一条去西南，直对紫蓬山，应是战略要冲。一条朝正南方向，可以抵达安庆，顺江而下，便是建业城，是政治取向的通道。虽然，驿道只剩下土坯田埂，但那幽长深远的去处，是一直存在着的，不能不令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当时，这里是一条无名的河流，没有桥。但是，驿道从此经过，却被一条大河阻隔，来往自然不方便。据说当时运输货物最好的工具便是毛驴，可能是河太宽了，或者河谷太深了，毛驴到了河边便苦嘘苦叹，不愿过去。故此，这条河便有了个名字——苦驴河。
　　 桥，就是在这个时期建造的。但是，当时的桥是什么形状，叫什么名字，建桥人是谁，已无从查考。只知道，建桥用的石料来自湖北襄阳，是由长江入巢湖，再经派河运进来的。因为，襄阳石头坚硬又有韧性，非常适合建桥。可见，造桥人是非常讲究的。
　　 到了清朝中后期，这座石桥可能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苦驴河北岸有位姓万的进士，与河南岸的一位姓张的进士，两家要结亲，因为苦驴河的阻隔，很多事都不方便处理。这万进士便提议重修这座桥，张进士也欣然同意。于是，万、张两家倾尽家财，也从湖北襄阳采购石料，经过了几年的精心施工，才让昔日的石桥重见天日。桥修到收尾的一个环节，是填放最后一块石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这块石头怎么也放不上去。施工人员在桥上焦急地大声喊：“放了没？”万进士看着，急着，大声说：“还没！”
　　 那块石头终于没有放进去，万进士则吐血而亡。
　　 桥最终落成了，而从襄阳运来的石头，就只剩下了没能放入的那一块，搁在了一边。后来，有人就用这块石头做碑，刻上“剩石桥”三个字，立在桥头，算是为这座桥立了名，也让这块石头发挥了作用。
　　 这是一个传说，也是一则故事，是真是假，也无法考证。不过，桥是真的，桥名也是真的。古桥最早的名字，就叫剩石桥。
　　 民国初年，因这座桥在古城之侧，被叫做城桥。此时的桥，选遭破坏，多少次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中华民国执政段祺瑞先生的祖上，就居住在城桥一带，因躲避土豪的骚扰，一度搬迁至寿春的炎刘庙。其祖父段佩老去世了，段祺瑞亲护灵柩，归葬古城桥南的陶岗村。从此，家道中落，段祺瑞便在一个叫侯大卫的村，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他发达了，对曾经养育他的故土恋恋不忘，听说城桥破损了，慷慨出资，使得城桥得到了修缮和保护。
　　 经过修缮后的城桥，可能比当年初建时的难姿还要壮观。三个圆孔，呈品字形一字排开，中间一个大孔，两边各一个小孔，就像三只弯月一样横卧在清波之上，十分的优美。桥面两侧有精心雕刻的栏杆，不仅使桥上的行人有安全感，还让石桥越发的俊美。桥的上首，在三个孔的上方，有三把宝剑，似乎要斩断狂风恶浪，永保平安。桥的下方，也是在三个孔的上面，有三把宝刀，似是抽刀断水，任流水逝去，不许回头。最奇特的是，桥的南北两端，四个角落，居然设置了四口水井，称“四眼井”。井水分别是酸、甜、苦、嫩四种味道，似乎是在向世人昭示着某种寓意。
　　 可惜，一九五四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没能撼动主桥。桥面上的栏杆，桥上、桥下的宝剑、宝刀皆被洪水冲走。四口水井，也只有甜水井至今还在使用，其他三口井也相继废弃了。
　　 随着古城地位的提高，地处古城门户的城桥，也有了正式的名字——古城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许，是因为千年古桥的缘故，或许，是政治的需要，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的人民公社。因为，此地因桥为名，人民公社还有什么理由不用此名，故称为古城桥人民公社。
　　 沉寂无闻的乡村，虽然，距离古城很近，却因为交通、时空的缘故。此时此际，就如同那三口被忘记了的千年枯井，老百姓也就是那井底之蛙，无论外面是什么的急风暴雨，在他们的面前只有碗口大的天，只有四壁苍苍的绿苔。无论怎么上蹿下跳，眼睛急成铜铃，肚子涨成皮鼓，都只是尺寸之间的王者。
　　 现在，苦驴河的水，似乎是被一阵风吹起了涟漪。可是，老百姓根本不关心。春种、秋收，冬藏时能有余粮供家人吃饱饭，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不过，这事对于我来说，却是改天换地的大事。
　　 那一年，我十五岁，正在读中学。父亲却将我弄到公社电影队当放映员。我即使中断了学业，也非常的高兴。走出家门，就意味着我可以独立了，可以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起码，能够解决我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有，一个乡下的愣小子，没见过世面，突然间到了人民公社，成了半个公家的人，不仅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身份，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那时的古城桥，除了那座千年古桥，还有一个小小的镇子。镇子也就是临苦驴河而建的一条小街，自桥向上，踏过十几个台价，便可入街。青石板铺砌的路面，两边的房屋也是那种白粉壁，马头墙，黑瓦顶，皖南徽派的建筑格调。因为，远离政治、商贸，缺少人气，有些破败。可能是觉得小街太小的缘故吧，人民公社机关没有建在街上，而是建在小街的北部，比小街地势高出很多的一片开阔地上。
　　 我去的时候，人民公社己全部建好，开始了正常的运转。公社机关虽是新建的，却很简陋，很普通，两排大约二十多间的平房，坐北朝南，土坯墙，红色瓦顶。东边打横的，是大约五、六间，还要简易些的，土墙草顶的小平房。西边是厨房，规格却比其他的房屋高，红砖墙，黑瓦顶，有三、四间的样子。
　　 从格局看，两横两纵的房子，和房子中间的那个长方形，如同一个“口”字一样的院子，便是人民公社的全部。
　　 当然，一个基层政权的设立，还得有些配套的东西。那时，对于农村、农业、农民来说，最需要的是“国营三站”，即粮站、供销社、食品站。还有信用社、邮电局。三站和信用社，是紧随公社一同进驻的，他们分别在公社机关的背后，按街道形状，建在一条路的两侧，自然形成一条街。邮电局未建，则在公社装上一台电话转换机，电话一通，井底之蛙也就跃上了广阔的天地之间。
　　 这样，公社有了，街道有了，集市也就有了。
　　 我们电影队，也是人民公社的配属之一，却只有两个人，就住在公社机关东头靠中间的两间屋里。我是学徒，另一个人里师傅，也是队长。队长姓孙，也只有二十几岁，瘦高个子，是另一个公社的人。他是三年前招工到县电影管理站的学员，被分配在南边的一个区电影队，在即将转正的前三个月，放映途中，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一场火灾，烧坏了一台发电机，也烧坏了他自己的一条腿。此事，被认定是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责任事故。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伤是好了，却转不了正。招工，过了学员期，不能转正，就只能退回原籍。也就是说，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当然不想回去，可不回去，去哪儿哩！那个年代，可不比现在，可以自谋职业。回去，就是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种地。当时，中央正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可以组建电影队。
　　 古城桥人民公社刚成立，很多的刚性需求是可以优先考虑的。或许，是组织上考虑到我家兄弟姊妹多，家庭负担重，照顾我家。或许，是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我父亲利用了这个契机，合理的为我们公社配置了电影队，还配置了技术人员，孙队长便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不转户口，不是正式工人，名义上叫临时工，其实就是到人民公社打工。他，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只能来了。
　　 而我呢，算是搭配进来的一个农民工。
　　 无论是什么工，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工作，有了工资。虽然，人民公社给我定的工资，第一年每月十八元，第二年每月十九元，第三年每月二十元。也就是说，我也要当三年学员。不管怎么说，我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的受益者之一。
　　 电影队的工作就是放电影，县里无偿提供的是一台8.75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那时的农村大多数地区都还没通电，因此，又配置了一台发电机。这是一台需要两个人用脚踏起来，才能有动力和发电的脚踏发电机。今天看来，这东西之筒陋实在令人不敢想象，但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技术人员还是很聪明的，最起码，让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也能看上电影，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创举。
　　 我们在全公社各大队巡回放映，虽然，电影片源不足，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当荧幕挂到了生产队的房前屋后，打谷场上时，对于祖祖辈辈只在田间地头，跟着牛尾巴跑的农民来说，那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父老乡亲们喜悦的心情，都被那扶老携幼，奔走相告，三里、五里，甚至十里、二十里都来赶场的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一般都是上午睡觉，下午到几天前就约定好的某一个大队开展工作。每天傍晚，大约在四、五点钟的时候挂好荧幕，架上电影机，吃个简单的晚餐，稍事休息，天一黑，人到的差不多了，就开机放映。
　　 电影机距离荧幕大约十多米远，一场能容纳的也就一两百人吧。可是，电影机的位置，是全场的中心点。或许，这里看的视角正，看得最清晰。或许，放电影的是两个毛头小伙子，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一些大姑娘，小媳妇总喜欢往里头挤，而且是一波一波的挤，经常被挤得电影机都几乎无法立足。我们的电影台上，会不断地有人，一会递上一把花生米，一会递上一袋葵花籽。有时，还有人递上小手帕，雪花膏之类的东西。显然，我们是受宠的。
　　 那时，能够放映的影片不多。七部革命样板戏影片是主要片源，还有“三战，”即《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也经常放。国外的电影也有，不多，我只记得有部叫《伏击战》的电影，在我们这里放了一个多月。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通俗易懂，老百姓能看得明白，也就非常的喜欢。
　　 对于放映员来说，电影看多了。当然，我是说每部电影看的场次多了，最大的收获，不仅记住了电影情节，还能背诵全部的电影台词。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好玩。与我来说，似乎是开拓文学荒原，奠定文学基础的开始，对我后来狂热的喜爱文学是一定意义的。
　　 电影结束以后，大约也就十点钟左右吧，纯朴的主人己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夜餐。那时，乡村生活是艰苦的，夜餐也基本是随季节的变幻，吃不同的饭菜。春天，有泥鳅、黄鳝。夏天，有鱼、有鲜活的蔬菜。秋天，有鸡、鸭、鹅，可烧，可炖，可以有多种方式的吃。唯独冬天，几乎没有可吃的东西。但是，主人会想方设法，一定不让客人光筷子下酒，比如蒸豆子，蒸咸菜，即使都是咸菜，也一样让我们，酒喝得尽性，饭吃得满足。
　　 这些，今天看来简单、普通的食物。在那时，却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难得，无一不包含着农民们对能给予他们幸福、快乐的我们，最真诚的表达。
　　 我是五岁那年，随着母亲下放回原籍的。是三舅的一架板车，把我们全家从县城拉回到故乡。从此，我在泥土上生活，在父老乡亲们的呵护中长大。但是，这只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生活环境，一切都是自然的，平常的。眼下，我依然在故乡的天空下，只是在做着我应该做的工作，却被长辈们当作贵宾一样盛情款待着，既亲切，又意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吃罢夜餐，我们赶夜路回公社。两个年轻人，说胆子大，也大。说胆子小，就小得很。一路走着，排解寂寞的方法，就是对电影台词，往往，从起点到终点，正好说完一部电影。天空上的星星听着，快乐的眨着眼睛；田野里的青蛙听着，鼓起肚皮，为我们伴奏。我从家里来到公社时，妈给我配置的唯一一件物品，便是一只能装三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光很亮，能照到几十来以外，走夜路有了它，是不会迷失方向的。每天夜里，一出门便打开手电，直至到了自己的宿舍才关闭。一路上，手电一会照一下前面，一会照一下左右，还会时不时地照一下身后，似乎只有这样才觉得安全。其实，那个年代走夜路的人很少，乡野的安全状况非常好，从没听说有拦路抢劫等事件的发生。我们的害怕，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什么鬼呀神呀的，一些虚幻的东西。然而，最害怕的是才死了的人，被埋下的坟墓。有好几次，下午走过的路上，什么也没发现。夜里回来时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花圈，还有一座醒目的新坟。身上的汗毛会立马竖了起来，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眼睛盯着它一刻都不敢离开，两只就像鸿毛一样轻的脚不知如何迈，简直就如同末日来临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