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字路
　　
　　 老来忆旧事，旧事孰荒唐？写成文字好纪念，看看不怅然！
　　
　　 我如今已经是日暮西山的年纪，谈不上再创新的事了。可是，回想起我曾经走过的人生路，真正是“环境就像大海浪，我在浪里被颠簸”！
　　
　　 如果用文字形容我的人生路，我觉得，我所走过的路，不是平坦的“一”字，竟是曲折的“之”字，而且非常形象。我的童年算是一个小点，有父母庇护，比较圆满；到了少年，如果不计较普天下环境的话，也算平坦，是之字点下的一横。到了青年，却经历了五年从右边（政治对立面）下坠的线——那是因为1969年我与同村同龄人办了个学习班，无端地被怀疑为“特务组织”，遭到县“人保组（全称人民保卫组，是公安、检察、法院合并的组织）”的审查，而且无处申诉。好在五年后还得到了“释疑”，又回到了之字的左边（革命群众），再走平坦的一字路。然而，那“下坠”的线路，竟也有“风景”，说起来仍有回味的情趣。
　　
　　 我现在是一个普通农民。可是在那五年里，我因为被政治封锁，在社会上没有任何“亮点”，处在绝对的禁锢之中。原来的朋友离我远远的，其他人更不肯与我交言，政治会议不能参加，普通会议也只能在角落里“静听”，更谈不上参加文娱活动。而且，什么创业、写作，甚至读闲书的事都不能做。因而，非常寂寞和无奈。在劳动之余，我几乎是个“木偶”。
　　
　　 人的精神状况是决定一切的。在那样的高压下，我不幸患上了“坐骨神经痛”的疾病。凡是“神经”之类的病，患病容易，治疗与恢复很难。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痛得连走路都困难，丧失了劳动能力。那时候，我刚刚结婚，为了生活，还得强撑着给生产队里放牛。
　　
　　 我患了病后，在那“叫天不应”的环境下，“痛定思痛”，觉得应该解开“苦闷与无奈”，任其审查去，以求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决定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
　　
　　 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能寻什么“自己的精神天地”呢？为了寻找这个“天地”，我颇费了神。我历来嗜好读书，那时候，世界上什么书都被禁绝了，而中草药书却非常普及，公家商店里可以随便购买。于是，我便买来这方面的书，研究起中草药来。
　　
　　 哪知道，每个学科里都有他绚丽多彩的内容，都会是一个“自然王国”。我一个没有导师，此前又完全没有涉及过这方面内容的人，如何能够走进这个“王国”里呢？
　　
　　 我先是在供销社的图书柜台上买了一本“草药图谱”的书，把劳动之余无聊的时间，都投入了上去。渐渐地，我算丢掉了烦恼，与这本书交上了朋友。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彩色辩认草药的书。我按照书上所说的，对照图片，在我自己村边的田野里寻找野草。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几乎将田野里的野草都识遍了，还到附近的小山上寻觅，又识别了许多杂草和野树，自己觉得不仅仅是解决了苦闷的心情，还“有了不小的见识”。
　　
　　 于是，我又想，识得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还应该把它们的作用运用起来。虽然，那识别草药的书上也介绍了所说的草、树的作用，但都是“单方”，没有多少“配伍”。我按照书上的介绍，试着给人治一些病。比如治红白“肿毒”，用野葡萄根或者七叶一枝花敷贴，效果很好。只要没有并发症，都能够一贴见效。单纯的气管炎，用鹅不食草煎水喝能够解除病症；妇女经血过多，月经不调，用旱墨莲加上野莴笋，效果很佳。
　　
　　 因为自己的“坐骨神经痛”，我曾经去芜湖市二院治疗。医生用针灸给我扎针，当场效果很好，却是需要常常的去扎，很不方便。为了早日康复，我买来了专门说针灸的书，认真阅读，又买来扎针灸用的银针，对照书上说的穴位，根据书上说的办法，给自己扎针，居然加速了我病痛的康复。
　　
　　 这样，我觉得这些野草、野树和银针真正神奇。可是，要想正规的治病，仅仅用单方和针灸是不够的。于是，我又买来《中医临床辨证》的书，知道了草药有四气五味，人体有五脏六腑，治病需望闻问切。这可是要有真实的中医学问了。仅凭这一点书，又没有导师引导，我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怎么能够进入这门学科呢？因此，我非常懊丧。
　　
　　 我看着“中医临床辨证”的书，像是“猴子捡到了生姜”——要吃，吃不得；要扔，舍不得。傻呼呼地慢慢看，可是，越看越糊涂。哎，中医学的门坎我是进不去了——但是又不甘心。
　　
　　 于是，我又买来《简明中医学》，决心像小学生一样，逐字逐句地阅读、理解，并且随时做好记录。时间不长，我对那些中医用药的基本知识有了初步的理解，还背熟了中药“十八反”和“十九畏”的歌诀。并且学到了开中医处方的基本知识，为了能有实践，我针对自己的身体，试着治疗自己的病，开了几次处方，从药店里配回药来用过后，效果都很理想。眼见得，我再在这里“逗留”几年，就有可能进入中医药的殿堂了。
　　
　　 我在中医药的王国里遨游得兴趣盎然，本来苦闷、无奈的心态也丢到一旁去了，身体渐渐在康复，时间也变得很充实，几乎没有了“被隔离审查”而悲观的感觉。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1974年的春天。那一天的上午，我和生产队的社员（当时农民的称谓）们正在整理准备栽插早稻的水田。人保组的赵秘书长忽然来到田头，通知我们全体开会。我们都坐在田埂上，赵秘书长便开起会来。这个会议，其实只是几句话，他说：“解除学习班的特务嫌疑，任命我这个“同志为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所谓“政治队长”，生产队从来没有过，因此，他解释说：“政治队长，好比是大队（现在是村）里的书记，是第一把手。”
　　
　　 我一个长期被禁锢的人忽然得到解放，而且还当上“官”了，怎么能不兴奋？于是，从那时起，我便放弃了中医学的研究，很快参与了管理生产队的工作。要知道，生产队是个大杂烩，非常的复杂，只要认真地投入其中的管理事务，无论你有多大的精力，都能释放掉。
　　
　　 第二年便取消了“政治队长”的职务，我被任命为生产队队长。生产队的生产任务架到了我的肩上。为了搞好生产，我与本队的几个“诸葛亮”们商议，将生产方式进行了改进，使生产效率直线上升。那一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的生产队达到了空前的产量，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祥见我的《农家沧桑》）。第三年，我被提拔为大队管理委员会主任，脱离了生产队环境，成了大队干部。大队干部的职责，就是围绕上级指挥棒转，当时主要是进行计划生育，这是一项艰巨而且难办的工作。大队干部的习惯，就餐中常常喝酒，因此，我常常被酒熏得昏头昏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六年之久。
　　
　　 在我差不多就要进入中医王国的时候，却忽然终止了研究的步伐。许多年后，我那些已经掌握了的中医学基本知识，又还给了书本。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曾经的中草药书让人借走后，居然没有取回来，现在都无法寻觅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那五年的“之字路”，还有留恋的感觉，甚至有懊悔的情怀——我要是继续钻研中医学，或者就会进入中医药的殿堂，现在应该是个“中医医师”了！
　　
　　 然而，我那五年的“之字路”，也让我领会了人生的哲理：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只要自己能够冷静对待，客观地设置好自己的目标，并且锲而不舍，就会有自己理想的天地。因为“皇天不灭无路之人”——而一蹶不振，只是自己放弃了理想与目标的原因。
　　
　　 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