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和他的关系，虽比不上古人的患难相交生死与共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但也绝非今人的吃吃喝喝吹吹拍拍投桃报李互相利用。用他的话说，我们之间是“干净的交往，纯洁的友谊”。当他要远走高飞离开这个他并不留恋的地方的时候，按照世间的俗习和雅习，我该拿点什么礼品相赠留念。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想来想去，没有合适的东西。你看，送他一张照片吧，自己平素因长相丑陋，衣着破旧，从来没照过；送他点文具吧，上学时寒酸得很，回家后消沉得很，啥也没有；送他书？可怜几次风暴横扫，早已破烂不堪，没有一本入眼的了；请他赴个饯别宴吧，那不又是拉拢腐蚀？根本不可以。怎么办好呢？我打开我那个破箱子，翻了起来，翻来翻去，无甚可赠。翻到箱底，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赫然在目。我的心抖了一下，一股酸甜苦辣说不尽的滋味涌了上来。这是再适合不过的赠别物了！这本小红书，是我们交往的见证。
　　
　　 一
　　 他是1968年下乡来到我们队的知青，原是四平市第十一中的“老三届”。据他说是10月28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来到我们新发堡大队第一生产队的。他们来的那个时候，我正驻扎在四平市给队里淘大粪，没赶上欢迎仪式。两个月以后，我从他们的家乡回到了我的家乡，才同他们和她们见了面。
　　 那时候，农村正搞“斗批改”运动，我们队搞的尤为激烈。诚如事后他所说的那样，我们队的运动其实是在两条道路斗争的名义下进行的宗派斗争。刚刚从硝烟弥漫的英雄城下来的这些红卫兵小将，怕是连铺盖都没顾得打开，就以“飞将军自重霄入”的姿态，奋身投了进去。在这五男六女十一名知青中，特别是他，更是一马当先，威惊四座。那时候，我缩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看着他挥舞着语录本领着大家做“三忠于”的时候，听着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时候，觉得他真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概。我刚回来，还一个也不认识，我首先偷偷地打听他是谁。旁边的人告诉我：
　　 “他叫王继明……”
　　 在这种形势下，我当然是接近不了也不想接近他们和她们。这非但因为我父亲是“四类分子”，我是“四类子弟”，我们处于两种地位上；更糟糕的是，我父亲还被卷到了这场派斗里，首当其冲地挨着两方的攻击。这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陶冶得通红的红卫兵，对我父亲这样的阶级敌人不用说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自然更是毫无情碍地向我父亲开火。此时此刻，他对我还能有什么“友好感情”吗？
　　 在一个唯一没有开会的晚上，他首次光临我家，他是来叫我父亲写一份材料的。当时我站在屋地中央，冷冷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的一言一行。当他拿着材料要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仍用傲然的目光把他送出门外。从他进来到出去，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互相没说一句话。这就是我们关系史上的第一次交道。
　　 我的第一次“回访”，是在两个多月以后，运动早已结束，集体户里也降了温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接到队长的通知，叫我到集体户去领菜款，──我家卖给了集体户一些白菜。知青们下乡，粮食由队里按规定供给，吃菜原则上自己解决。他们和她们刚来到的时候，两派都想争取这股力量，集体户里那真是红火：挎筐背袋送油送面的，连扯带拽邀请吃饭的……可惜好景不长，运动一结束，热气就凉了。城里的孩子上农村来过日子，根本独立不了，很多事情都得靠队里给协调。大概上级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吧，一声令下，每个集体户都由队里给任命了一位“老贫农户长”，协助料理生活问题。我们队的“老贫农户长”是队长的老爹，属于太上皇的级别，有职有权，我家的白菜就是他给联系的。因为大白菜没有阶级性，况且我家的东西卖价不敢超高，而知青们的思想也没僵化到像伯夷叔齐兄弟俩那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家的白菜也就很荣幸地进了集体户的饭锅。我到了集体户，全体知青都在，他们和她们都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他呢，也一扫当初的傲气，当我收起钱要走的时候，故意文绉绉地说：“欢迎以后多多光临。”
　　 “谢谢。”我淡淡地说。
　　 “真的，不要以为家庭如何如何。咱们都是学生身份嘛，在一起聚聚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这句话说的倒很诚恳。
　　 我再次道了谢，急忙退了出来。
　　 平良心说，这些知青都是很正派的学生。初来乍到，在贫下中农面前表现一下，也不为怪，甚至是必须的。如果抛开我的家庭条件和社会背景的话，我倒是愿意与他们和她们交往。因为我们队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但都是些毫无知识可言的纨绔子弟，和他们连一句话都说不拢，能交往吗？而城里来的这些人，普遍比乡下人文化高，见识广。说句牛话，他们和她们也许不比我这个乡下人高，但是起码说话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他，无论是文才还是口才，都是出类拔萃的，这就有了“建交”基础了。我上学的时候，看了一些课外书，知道了一些从古至今文人交往的故事，就自我拔高，总慨叹自己身边怎么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知音。这回，我好像找到了相契者。
　　
　　 二
　　 我们终于开始了谈话。那已经是寒冬过去，开始春忙的时候。这时候的他们和她们，已经来了近半年了，我见到他们和她们，也三个多月了，但是能在一起干活的时候却不多。因为我干的多是苦累脏难的活，而他们和她们干的，都是“大帮哄”或有照顾性的活。即使有时候凑到了一起，也绝不会像电影里那么浪漫，两个恋人蹬着一部水车，干活聊天两不误。
　　 有一天社员们往地里挑粪，这一挑粪要走上几百米，我们俩有意走在了一起。大概对文学有些爱好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都有点清高自傲的毛病，他更是如此。别说我们这些土包子了，就是和他同来的那十个同学，哪个能到了他的眼前？现在他把我这个特殊身份的人选做了他的“话友”，还真使我感到受宠了呢。
　　 他原来也是一个“失意”的人。他说他的父亲是个“有级别”的干部，由于上司成了黑线人物，他父亲受到牵连而靠边站了，到现在仍然没有解放。他自己呢，是最早加入红卫兵组织的“革命老将”，可惜参加的是公社派，支持他们这派的高层人物倒了台，他们也就落了个树倒猢狲散。在下乡前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指示时，他们的那派人都遭到了清算。下乡编户时，学校将他们的那些生死弟兄都拆散了，他说他现在也是在一个无形的监控网中。
　　 “哦……”听着他的诉说，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我忽然问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知道这两句诗是谁写的吗？”
　　 “当然知道，这是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名句。”
　　 “哦！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故意问他。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你什么意思？哦！开会我批判了你父亲两句，你不满意了是不是？经历了三年多文化大革命了，你应该明白大会批判和背后整人的区别。”
　　 “我明白，我明白。”我笑着连连摆手，“我不敢拉拢你，更不敢反攻倒算。咱们换个话题。”
　　 “对对，咱们不扯这个了。听说你家有不少书？”
　　 “哪够得上不少哇！又被人抄了几回，现在已经没啥了。”
　　 “你存的都是旧书？”
　　 “我哪有那个条件？我上哪弄旧书去？都是新华书店公开卖的。我不抽烟不喝酒，攒下点零钱还得咬多少次牙才能舍得买上一本。咱这儿的条件你也看见了，谁家也不宽裕，谁能不吃不穿买书看？”
　　 “新华书店公开卖的书怎么能给抄去？”
　　 “你这老红卫兵还不明白这点事？比如你想借我的书，可是你既不懂书又不爱护书，更不知道遵守借书的规矩。我不借给你，或者不愿意借给你，就把你得罪了。来个高潮你就可以借机把气出了。”
　　 “唉唉……”他第一次对我家的事情表示了同情。
　　 趁干活歇气的工夫，他跟我到家来看书。这是他第二次到我家。尽管这次来访与上次的意思截然不同，但他也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客套。对我母亲的礼让，也仅仅是点了点头，嘴里哼了一声，就径直进了里面的那间屋子。──那是我的小天地。他毫不拘谨地歪在我的被窝卷上，打量着屋里的破烂陈设。
　　 我搬出一个纸箱子，这个纸箱子不大，是个半导体收音机的包装箱。他立即站起来，自己打开箱盖；我没等他翻看，就捧起箱子底，哗啦一下，全都倒在了炕上。他翻检了一遍，说：“这也没啥古货呀！这除了主席著作，就是教科书，我还用借你的？”翻完了，他站起身来，半是夸耀半是邀请地说：“别看咱来到了你们这块地盘，借书的门路比你多。以后，请到咱那看书去吧。”
　　 应他的邀请，我在一天下午歇气的时候，来到了集体户。我第一次去集体户取菜款的时候，他们和她们是临时分别借住在两户老贫农家里，现在他们和她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主人也从当初的五男六女变成了现在的四男五女。他们和她们每天留一个人看家做饭，这天是轮到他值班。
　　 集体户不愧是书香门第，这里没有庄稼院的那套坛坛罐罐破衣烂被。最显眼的是几个墙角上挂着的几件东西：一把二胡一支笛子一把吉他琴，一个带背带的军绿色画板，还有一个装在网兜里的大篮球。这是在当时的任何一个农户人家都不会有的。屋里的摆设整洁利落：炕上是四套锦绣花簇的行李卷，地下是四个玲珑小巧的旅行箱，绳上搭着四条汗渍未染的白毛巾，碗橱下是四个清香不散的花漆盆。处处都证明他们这屋里是四位主人，但也处处显露出他是个高人一筹的人：一张共用的大写字桌上放着一个他从家里带来的木制书架，夹满了包着牛皮纸的书；书架旁边还有一个雕刻竹管做的笔筒，插满了各式的钢笔、铅笔和画笔；在他的铺上，有一本厚厚的大部头书，夹着一个精美书签；在屋里迎面的山墙上，是他绘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园地。在其他各个墙面上，都贴着他画的各类人物肖像素描。
　　 我进屋的时候，他已经干完了活，正在炕上仄歪着，看我进来，也没动一下身子，只是把手一挥，吐出了一个字：“坐！”
　　 “谢谢！”
　　 “别跟我整这个。”他摆摆手，“我邀你来，就是瞧得起你了。你看别人，我搭理他们吗？”
　　 “谢谢！”我又把这两个字说了一遍，这两个字好像是我的口头语。
　　 “到这来的人，包括我们户里的人，都必须遵守我的一个规矩，就是既随便又不随便。”
　　 我问：“怎么个既随便又不随便？”
　　 “到这来，可以随便坐，随便玩，但是不能随便动我的书。”
　　 “哦，原来是这么个规矩。可我却是为了书来的呀！”
　　 “你例外。我们的政策向来是区别对待嘛。”一向傲然的他开起玩笑来了。
　　 “好一个区别对待。”我也半开玩笑地说，“怪不得你们乍来时，给社员们赠送语录本没有我的份呢。”
　　 “那个事与我无关。现在我补赠给你一本吧。”
　　 “算啦，我可不缺。”
　　 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红皮小书，炫耀地说：“这是我国第一批塑料皮语录。还是在北京串联的纪念品呢。你看看！”
　　 “怪不得你领着做三忠于的时候，挥舞得那么来劲呢。”我笑着把语录本接了过来。
　　 这本语录确实很精致，塑料皮正面除了压出了“毛主席语录”五个字以外，还印着毛主席的军装像，背面的皮里还有两层隔。隔里面装着他在天安门前照的英姿飒爽的相片。前面扉页上，有一首他写的《清平乐》词：
　　 天清旗艳，
　　 一队长征汉。
　　 欲唤人民千百万，
　　 敢把青山踏遍！
　　
　　 自豪革命先锋，
　　 翱翔世界巅峰。
　　 今日红书在手，
　　 惧何鬼怪苍龙？
　　 “王先生的才华和抱负都不浅呢。”
　　 “我们给贫下中农赠红书的意思不用再说了。这一本是我的个人私赠，就算咱们友谊开始的象征和纪念吧。”
　　 “若是如此，我收下了……”
　　 从我家到集体户，从集体户到我家，在从那以后的日子里，这段路不知被我们俩铺上了多少层脚印。铺脚印的过程，除了借书送书和闲聊以外，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只有一次，合计了一件事，却没做成，为回首往事时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那是他们和她们来后的第二个中秋节的晚上。那一年的中秋节还没开始秋收，农活不算紧张。但是上级要求知青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节日，所以他们和她们都没回去。农村的秋收前后是不开会的，每天晚上，我不管忙完活已经贪了多大的黑，也得看一会儿书才能睡觉。这是我继中学时代之后的第二个读书高潮时期。这得多多感谢他，是他不间断地供应着我，使我改变了过去无处弄书的困境。然而在这个“月白庭空树影稀”的中秋之夜，谁能在屋里呆得下去呢。我决定上集体户，找他玩一玩去。
　　 集体户永远是年轻人的乐园，只要有闲空，我们本地的姑娘小伙也无一例外地全都愿意往那儿凑合，男的找男的，女的找女的，各有各的朋友。当然也有男女之间交往的，但在当时还没闹出什么太大的绯闻来。而以我的这种身份，也能成为集体户的常客，并且还是和他交成了朋友，当然和其他所有知青也都不错，这就足够我珍惜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