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二十岁那年嫁给了个子瘦小，小时候出天花时留下满脸坑坑洼洼的父亲。用外公常挂嘴边的一句老话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父亲家地处长江下游，几十户人家像星子般散落在那个叫芦花庄的村子里。六十年代末的苏南农村，几乎家家都是高低不一的土胚房，泥草与芦苇葺的屋顶，或坐北向南，或坐西向东，能住上青砖瓦房的廖廖无几。
　　 母亲娘家的房子便是青砖大瓦房，与父亲家仅隔二个村庄。当媒婆颠着小脚挎着一篮鸡蛋在外公面前把父亲家吹得天花乱坠时，脾气火爆的外公黑着脸毫不客气将媒婆赶出了门，媒婆边走边嘀咕，“不讲理的老家伙，死倔，看你寻个好人家。”
　　 外公在镇上供销社工作，人脉广，周边十里八乡的基本熟悉，自然也熟悉父亲家的情况。媒婆添油加醋的话让外公极度反感也多了个心思。
　　 几天后，外公帮母亲相好了对象，镇派出所所长老张家的小儿子。小伙一表人才，家里八间大瓦房，威风凛凛矗立在小镇东街那石桥边。
　　 “八间，桂英，你想想，八大间！”外公伸出手指头得意地在外婆面前比划着，外婆笑得合不拢嘴。
　　 “谁喜欢谁嫁。”母亲回得风轻云淡。
　　 外公气得暴跳如雷，“反了你，脑子灌了浆糊。”
　　 外公猛地吸一口水烟，烟丝儿霎地窜出火星，一股辛辣，呛得他差点把烟杆甩出去。
　　 母亲咬着嘴唇，瞟一眼外公，又扭头看着外婆，声音像蚊子般，“我就嫁芦花村的赵忠。”
　　 外公外婆一时没反应，半天才回过神。外公操起靠在墙角的扫把，劈头盖脸抽了下去。母亲不躲不闪，倔强地瞪着外公。外婆搂住母亲边挡边骂，“死丫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那家兄弟姐妹六七个，父亲早没了，母亲身体又有病，干不了农活，吃了上顿愁下顿，你真犯浑了。”
　　 “昏了头，趁早死了这心。”外公唰地扔了扫把，不偏不倚砸在门外正眯眼晒太阳的小黑猫身上，惊得它喵呜一声窜上了院墙。
　　 春风浩荡的四月，母亲穿着大红棉袄，发上绑着外婆用红头绳编的小花结嫁给了父亲。外公终究犟不过跟他一样犟的母亲。
　　 出嫁那天，里外都不见外公的影，母亲等到烟囱都快看不清，才红着眼一步三回头跟着接亲的两个小姑娘往村口走。其实外公一直在，一直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柳树下，躲躲闪闪，一直看着母亲拐过村口，拐过路口，再拐过那条弯弯的小河，越来越远……
　　
　　 二
　　 母亲属牛，牛一样的脾气，毫无江南女子的温婉，却像一朵恣意怒放的雏菊。
　　 母亲是和同伴去镇上赶集时认识父亲。母亲看上了摊位上一把玲珑的木梳，几个混混看上了玲珑的母亲。回家时，她们走到一片竹园被混混堵上了。母亲和同伴的呼救声引来了刚从集上卖完苇席的父亲，父亲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抡起扁担呼啦啦地冲了上去，一下竟摞倒两个。但父亲最终还是被他们压在身下揍得鼻青脸肿。若不是有几个村民刚好路过，父亲一定被揍到破相。但父亲侠肝义胆的壮举，让母亲那颗多情的少女心从此沦陷。
　　 成亲那天，门窗都贴上了大红囍字。当晚，三间草房难得一齐点了油盏火。俭朴的有些吝啬的奶奶佝偻着背，一次次拨着燃尽的灯芯灰，拨一次火苗便旺一些。
　　 夜渐渐深了，母亲端端正正坐在床沿，父亲摸一把母亲的脸，母亲笑得像场边开得失了魂的桃花。父亲便傻了，左一把右一拧，那欢愉在火苗雀跃着哔哩哔哩响。
　　 婚后第三天，母亲便跟着父亲下地了。那时生产队干活都是集体劳作，农忙更是鸡叫出门，狗叫回家，中午也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
　　 父亲是老三，两哥哥都已成家另过，底下还有一对正上小学的双胞胎弟妹。父母起早贪黑拼了命地干活，依然隔三差五断了粮。曾经衣食无忧的母亲喝着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就着奶奶用萝卜缨腌制的咸菜，一干一上午农活，常常饿得头晕眼花。父亲更不用说了，奶奶偷偷在父亲兜里塞一个红薯或土豆，父亲咬一小口，大半给了母亲。母亲咬一口，说奶奶偏心，把媳妇当外人。父亲只是呵呵地笑，由着母亲埋怨。
　　 一年中大半靠着红薯、南瓜、麦片甚至米糠度日。过年过节时才会买些肉，奶奶把猪肉切成丝和着白菜煮上一大盆，正长身体的小叔小姑吃得伸着脖子直打嗝。
　　 江南的春天是最鲜活也是最仁慈的季节，地头、河边、草丛里，一棵、一棵，或一片一大片绵延着翠绿的野菜。趁着雨天或偶尔闲暇时，母亲便挎上竹篮，带上剪刀或小铲子，在田间地头挑着那些清香的野芹、马兰、荠菜……回家或炒或凉拌，开胃也充饥。
　　 眼睛有些糊涂的奶奶也从不闲着，在家里养了两对兔子和几只鸡。兔毛可以卖钱，剪毛时奶奶在腿上垫一块青布，从兔子背上开始，左手捋顺兔毛，右手拿把剪刀贴着兔身咔嚓一下，一撮毛便下来了。奶奶咔嚓一下，兔子便哆嗦一下。剪完毛的兔身上条条血痕渗着血丝，仿佛刚被鞭子抽打过似的。
　　 母亲不忍心，冲着奶奶笑嘻嘻地说：“娘，我帮你剪？”
　　 “啥？嫌我不中用了？”奶奶举着拐杖一下一下戳着硬崩崩的地面。
　　 “娘，我是怕你累着。”
　　 蹲在一旁磨镰刀的父亲对着阳光细细观察刃口是否锋利，光影下刀口亮得闪眼。父亲甚是满意，边收拾工具便漫不经心地说：“兔子是老娘的宝，由着她吧。”
　　 父亲瞥一眼正往西屋走的奶奶，小声说：“前几天队长跟我说，别让老娘再赶着鸡去吊麦穗了，村里家家都养着，有人眼红有人说闲话。我说了几次，可老娘偏不听。”
　　 母亲掩着嘴吃吃地笑，“娘年记大了，糊涂了。”
　　 夏风吹过，麦浪滚滚，大地仿佛被铺上了一层金子，麦香四下流动。
　　 紧张的农忙一个多月后终于结束。队里交完公粮，按着每家劳力、人数分着麦子。家家都把麦子拿到加工厂碾成麦片煮饭煮粥，再换些面票或面粉。
　　 这个季节的胃是最奢侈的，但奶奶依然精打细算着过日子，麦片饭其实粗糙，但耐饥，奶奶留着队里插秧时节才给父母隔天做一次。平时一小把面条，半锅水，加上一些鸡毛菜或咸菜，全家人吃得直伸脖子。有时就半锅子面粉糊糊，洒些盐，滴几滴菜籽油，温温软软，母亲喝了一碗又一碗。
　　 割完麦子，麦荏地里便溉灌上水，正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时候，那此起彼伏的声音就是青蛙们欢快的大合唱。
　　 生产队里那台唯一的拖拉机开始日夜不停地翻耕。这段时日，队里便不再开早、夜工。而这时的奶奶便来了精神，带上小凳，腰里塞只黑乌乌的布袋子，叫上小姑，一早便去水田边守着捡鸭蛋（生产队里放养的鸭子）。
　　 此时的水田一片汪洋，几百只鸭子嘎嘎叫着，追逐着，不时低头啄食遗落在水田里胀胖的麦子，各种小虫子也是它们的美餐。
　　 奶奶端坐在小凳上，眯起眼紧盯着鸭群。只要那拐杖突然举起，奶奶必会急促地说：“英子，快，那边。”小姑顿时像离弦的箭冲到奶奶拐杖所指的方向，鸭子吓得四散而窜，水田里或多或少便留下几个鸭蛋。小姑捧着鸭蛋兴奋地嘎嘎叫。
　　 十几天的时间，能捡到三四十个鸭蛋。那几天奶奶便会隔三差五从坛里摸两个出来，加些榨菜煮一大盆汤，小姑碗里蛋花最多，小叔咕噜噜喝完，盯着小姑的汤馋得直流口水，小姑便分一半给他。奶奶举起拐杖哐的一下抽得小叔呲牙咧嘴。母亲心疼地搂住小叔，“娘，你也太狠了，都起包了。”
　　 “没出息，哪有英子懂事，还做阿哥了。”
　　 插完秧后，队里的活便没那么繁忙。日子赶着季节的脚，转眼便是秋天了。
　　 忙完自留地里的活，中午时父亲带着扁担和麻绳去江边割芦苇，母亲拿着镰刀踢踢沓沓跟着。白茫茫的长江白茫茫的水，瓦蓝的天空找不到一丝褶皱和瑕疵，悬在半空中的太阳与翠绿的苇叶辉映着、起伏着，日光把水岸边的芦苇洗成了一片花白。
　　 几声清脆的鸟鸣从苇荡深处传来。苇莺鸟在几根芦苇上搭起了窝，繁洐着它们的后代。
　　 “平，你看，那几只是一家子，胖的是你，边上的是我，最小的，那是我们的孩子。”母亲眯着眼笑。
　　 “呵呵，真是一家子，可，可我们哪有孩子？”
　　 “有，在我肚里。”
　　 父亲跑到母亲身边，很认真地盯着母亲肚子，半天，咧嘴笑了。
　　 父亲把草帽放在堤上，按着母亲坐下，摸索着从口袋掏出一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剥开，塞进母亲嘴里，母亲嘎嘣咬一口，半颗又塞进父亲嘴里。
　　 父亲与母亲，他们简单地幸福着、渺视着这岁月烟云里的苦仄与艰辛。
　　
　　 三
　　 燕子啄新泥的时候，万物孕育着勃勃生机。我在母亲几天几夜的阵痛中，被邻村的接生婆硬是从母亲肚里拽了出来。奶奶冲着母亲说：“先开花后结果，好着呢，来年再生个孙孙。”
　　 我整日像个小猫般蜷缩着，有气无力，奶奶便去找了算命先生。先生翻着眼掐算一番，说我八岁之前是浮萍，须得寄养祠堂，菩萨保佑，渡过八岁才是她家的根。奶奶便把我寄养在村边那个庵堂里，权当猫呀狗呀贱养。
　　 母亲心里别扭，好像我是那尼姑生的。父亲心宽，安慰母亲，“娘是为燕好，好养活，等燕满八岁行根了，再去赎回来。”
　　 我的出生让家里的日子更难了。除了偶尔吃顿麦片饭和晃荡晃荡的稀饭，饭桌上最多的是南瓜和红薯，青黄不接的时候有时还用麸糠度日。
　　 母亲看着面黄肌瘦的我，难过得掉泪，抱着我时不时地去外公家蹭吃。要强的父亲每次看到母亲带着粮食回家，便觉自己无能。很多时候，母亲一觉醒来，父亲还在那编苇席，簸箕。其实那时几乎家家都编，赚不了几个钱。父亲再怎么勤劳，日子还是像那霜打过的黄花菜，焉不拉叽。
　　 好日子苦日子都是日子。冬雪飞舞的时候，父亲便在雪地里支起筛子逮麻雀。几天一次，有时几只，有时落空。母亲跟奶奶把麻雀放开水里烫下，细细地拔净毛，切成小块，加上土豆爆炒，撒些葱花，全家人吃得兴高采烈。
　　 麻雀的鲜美还没让嘴巴过足瘾时，春姑娘绯红着脸悄悄地来了。父亲在空闲时就去河边摸螺丝，清明前的螺丝肉肥厚鲜嫩。十几分钟便一大盆，放在水里清养一夜，第二天用剪刀剪去尾部一小端，红烧清蒸吃得下巴都会掉了。
　　 父亲每次收工回家还没跨进门槛就直着喉咙燕子、燕子地喊，我便像小鸟一样扑进他怀里，不时伸出手去揪他的耳朵，口水弄湿了脖子。
　　 岁月安详地流逝。在苏南，有水的地方，芦苇不请自来。浅秋时，似花非花，似雾非雾的芦花，白茫茫的一片又一片。这时的芦花最柔软，父母便割了苇花编起了过冬的芦花鞋。一家老小每人至少两双，穿在脚上酥暖的脚底发痒。
　　 秋雨绵绵，下了大半宿，窸窸窣窣的那种细雨，听不出有多少劲道，却将地面泥泞地走个几十步便费力了。母亲斜着身子站在河堤上，弯下腰将岸边茂盛的红薯藤勾回家喂猪，嫩叶可以下面条。母亲勾一捆便小心地往岸上拖。
　　 河面并不宽，奔流不息的江水途经这里突然分出条支流，绕过父亲家屋子，一直向南蜿蜒无尽头了。仅仅是细雨，河水便浑浊了，像被老天爷将河床翻了个底。
　　 母亲一屁股坐在红薯藤上，顾不得藤叶上还残留着一些雨珠子，伸出沾满红薯藤浆水的中指和食指往喉咙里猛抠，一阵干呕，除了倒出几口酸水啥都没有。母亲抚着肚子，发起了呆。
　　 晚饭时，奶奶给母亲蒸了蛋羹。“阿玉，我找歪八婆算过了，这胎可是个孙孙呢。”奶奶把蛋羹往母亲身边推，啪的一巴掌抽在小叔子刚握住勺子的手背上。
　　 歪八婆住在村西口，五十多岁，身子骨瘦得像棵玉米杆子，嘴歪鼻斜。邻里乡亲遇到怪事难事求她，只认钞票不讲情份。
　　 有回听奶奶讲，八婆亲弟弟醉了酒，稀里糊涂跑到别人家坟头上撒了一泡尿，然后呼呼大睡。第二天早上被家人寻着抬回家，醒来后便开始没日没夜磕头，嘴里呜啦啦地怪叫。八婆被弟媳急三火四请来驱鬼，做到一半问弟媳讨要一张大团结才肯把法事做完。八婆回家后莫名其妙口鼻歪斜，惹得众乡邻都说那是她六亲不认，心黑，报应。
　　 母亲看着肚子，真希望里面是个大胖儿子，随了大家心意。可这歪八婆的话她是不太敢信，毕竟读过几年书，那可是迷信。
　　 第二天一早，队长哨子一响，母亲便又下地了，这几天妇女都在稻田里拔稗草。秋风荡过，稻子便沉得弯了腰，像怀孕的妇女盼着即将临盆的喜悦。再有个把月就可以收割了，那时，交完公粮，每家都能分到几百斤稻谷，想着又香又软亮得像珍珠般的白米饭，母亲大口吞咽着口水。
　　 “阿玉，发啥呆呀，才出来又想男人啦？看看，稻子稗草都分不清呀？”
　　 母亲一愣，才发现手里真揪着几棵稻子，慌忙放下。稗草其形状和高矮与未成熟的稻子挺相似。必须连根清除，否则来年田里会越长越多，影响水稻产量。稻熟时，田里基本不再上水，草根便顽固地深扎土壤里，母亲使劲地拔着一株稗草，只觉心慌气短。
　　 “阿玉，你脸色怎那么差？哪里不舒服？”一旁的阿芬嫂子关切地问。
　　 “没事，没……”母亲没说完便晕了过去。
　　 三天后，因有着队长的照顾，母亲不再拨草，去瓜田里看瓜。十几亩的瓜田一半西瓜一半香瓜。母亲站在瓜棚里，遍地滚圆的西瓜，菜花般金黄的香瓜，看得母亲莫名的兴奋，看得母亲摸着肚子突然就生了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