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时，组长让我写什么《开展安全生产的体会》。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字运动”，只是为了在当时能够交差、在各级验收时能够“资料完整”。按惯例这不是该我写的，该写的那个人休息了，而且那个人因为写这每个月还多拿100元钱的奖金；组长自己又不愿写或不会写。我婉拒，说我连见也没见过，写不了——其实也不是“婉拒”，我确实写不了这一类“假、大、空”的文字。为什么还没写就说是“假、大、空”呢？看看标题就明白了：对于职工来说，安全生产不是“开展”出来的，而是尽职尽责“履行”出来的；“开展”一词说白了是官僚主义的常用词汇。
　　 的确，我觉得假话比真话难写。真话只要符合人性与道德，就有一种天然的、感人的力量；再琢磨出准确、丰富的词汇，运用恰当、生动的修辞，写的过程与结果都是妙不可言的。而假话本来没有什么感人的力量，就是堆砌再多的词藻，运用再妙的修辞，都掩盖不了其假；不但使读的人感到厌恶，而且我觉得，就是写的人自己，也是厌恶不堪的。当然，这种公文式的文字不要求感人，只要求塞责；但既不要求感人，肯定更感动不了自己；而感动不了自己，不但我的笔是运用不开的，就象古人说的，是“秃笔”，而且，其写的过程，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真话的写的过程，是一个愉悦的过程。
　　 然而，是否可以说，真话的写作，就是一种艺术性的、创作的过程；假话的写作，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堆砌的过程，写作中要真不要假？我只能说，只是在应用文的写作中是如此；我只能说，因人性格的不同，真话与假话，应用文写作的这两种过程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我更愿意从另一方面，即文艺作品方面来看，我认为，绝对的“真”也不好。
　　 前几年，有美女为写作而主动当“小姐”，中央电视台甚至制作访谈类的节目进行采访——似乎给人们带来了道德上的一时迷惑，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经常使我们迷惑。历史上有女诗人薛涛，“父亡后沦为乐妓”，但这是被动性的，读其诗，其内容既非色情，其人品也不肮脏；美女因当“小姐”的亲身经历而写出来的作品，我想，其内容既关色情，其人品，也肮脏不堪。虽同为写作，但主动与被动之间道德的区别立判。以这样卑鄙的手段求取写作的“真”，即使写出不同凡响之作，也不能掩其卑鄙。
　　 《废都》用“□”代替一些不想让人看的字眼，表面上是无“色”，实际上却是引发了读者幻想中更多的自由发挥的“色”。表面上作者挺有社会责任感，没有“色”的描写；实际上却瞒天过海，愚弄读者。倒不如色情描写、性描写来得干脆（当然也可能本来就如此，只是因为审查的缘故才用“□”）——这是一种黔驴技穷的悲哀。
　　 《红楼梦》中的一些有关性行为的描写（注意是“有关”）也让人迷惑。秦钟这个人物及其相关情节的设置与叙写到底有何表达目的呢？令人费解，使人迷惑，尤其是在道德上，具体是说在性观念上会让人迷惑。有明暗难辨的同性恋，有随便的性行为；就是缺少道德上的明确界限。莫泊桑的一些短篇小说中也有关于“风流”性行为的描写，如《一次野餐》，《隆多利姊妹》，都是如此。无疑这些是生活中的“真”，然而“美”吗？也许有点；“善”吗？模糊不明。这类作品都没有明确的议论，但我却怀疑，他们是想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文也如此，如朱自清之文《绿》、《荷塘月色》，虽有艳语，却无邪心；但这些有关性行为描写的，没有明确的褒贬，却津津乐道于“风流”——他们在将读者心目中或存或无的道德观念瞒天过海、偷天换日，即潜移默化。
　　 美术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一张画着不穿衣服的女人的画，在画艺术与看艺术的人的眼里，是“美”；而在一个普通年轻人的眼里，却是“色”。也许在画艺术与看艺术的人的心里有一把诸如“何处该露何处不该露”的尺子，可是普通年轻人的心里没有。无疑，“色”里有“美”，但“色”里更有欲望，更无善恶；在这个“阵地”上，如果“善”不去占领，“恶”就会去占领。要想凸显善恶，就需要道德这把尺子。
　　 暴力、凶杀之类也需要这种“尺子”。
　　 所以文艺作品中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描写是不易的，弄不好，读者分不清他是在“批判丑”还是“发扬丑”。但也有做得好的，如《悲惨世界》对“作恶的穷人”的描写，就提供了两条好的经验：一是要有“善、美”的人物同时作对比；二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对比，就简略。津津乐道“假、恶、丑”而又没有“真、善、美”的对比，阅读的效果就是诲淫诲盗。
　　 金镛说，韦小宝这个人物，是要仿鲁迅的阿Q，批判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可是，阿Q最后被糊里糊涂地砍了脑袋；而韦小宝呢？被加官晋爵又娶了7个老婆。结局如此地迥异，怎么能说是同一类的艺术形象呢？或许金镛先生的初衷是要仿阿Q，结果却成了“反”阿Q——使流氓无赖得道！
　　 如果贾宝玉中举之后不出家，而是升官发财；如果林黛玉不“焚稿断痴情”而是“另觅新欢”，那么贾宝玉还是贾宝玉、林黛玉还是林黛玉吗？
　　 文学艺术作品中人物的品德与其最后结局的成败，都体现了作者的社会与人生的思想与道德的观念与信念；虽然有的创作者由于某种说不出来的原因，对其模糊道德界限的不慎重以及褒贬不明会遮遮掩掩。真实生活中，也许一个个人的品德与他的人生成败之间的关系复杂到难以找寻规律；难道文艺作品也要这么杂乱无章地呈现，也要这么“真”吗？如果文艺作品只是“娱乐圈”生产的“娱乐品”，那么我宁可不看！
　　 所以真不能“绝对化”，必须符合善、美。
　　 还是《三国演义》坦率，“欲美者，添油加醋；欲毁者，削枝去叶。张冠李戴，颠倒黑白，贪天之功，凭空捏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明君刘备、半仙诸葛亮、忠义关羽、奸贼曹操；也明白了“汉刘正统曹魏移祚”——但《三国志》是这样吗？《三国志》是“真”，《三国演义》是“假”，然而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三国演义》而非《三国志》。
　　 现在人们动辄就提“人性”，以为“人性”没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读卢梭的《忏悔录》，其“真”让人不敢卒读。有文人对权贵的依附，有人性的扭曲，有人际斗争的无奈，有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但无论如何，其思想的天才，其人格的不屈与高贵（但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却说卢梭人品卑劣，所以这一点尚等考证），是掩盖不住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毕竟是有区别的。
　　 把“人性”等同于“欲望”更是把人性简单化了。“人性”是如何体现的？“人性”是与“物性”、“兽性”、“神性”相比较而体现的。“物性”体现的是功利，“兽性”体现的是欲望，“神性”体现的是宗教式的“无私奉献”和“非人化”的修行。无疑“人性”与这三者都有相同之处，但把“人性”简单地等同于其中之一，就绝非“人性”。《巴黎圣母院》不但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复杂对比，更是“神性”与“兽性”的复杂对比，但，它几乎没有“物性”。所以，我的理想是，不但要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复杂对比，更要有经过“物性”调节的“神性”与“兽性”的复杂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