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穷也要过个年，一家人团团圆圆、喜喜庆庆过个年，可上世纪七十个年代所倡导的“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运动，令人苦不堪言……
　　 彼时，我们一家被革命的洪流裹挟在鄂省的江南江北，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蛰居在鄂南大市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中学，而父亲则携两个年幼的弟妹在江北汉阳靠近汉水的滕塆劳动改造，一家人过年团圆就成了一种奢望。我们本来就缺吃少穿的，再来一场“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的运动，想穿新衣、戴新帽、吃好饭无异是一种梦想了。
　　 记得那年大年初一，石山六队的农民都在队里的石灰窑场打石头、担石灰。那片窑场在一处山屲下，壁立的石山，只有山顶部长着一层灌木丛，远看就像一顶绿帽子，其余的地方全部裸露着白石，那是烧石灰的上好原料。远远望去，窑场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风一吹，那旗帜呼啦啦的响声都能听得见，人们呵出的袅袅热气都能看得见。不只是农民们在忙碌着，连我们这些小把戏（崇阳俚语，小孩子）也没有闲着，当然不是读书，而是配合“过革命化的春节”，去各个路口拦截走亲戚拜年的人们。
　　 我当时在石山小学读书，还够不上当红卫兵的年纪，只能当红小兵。我们的头比我们要大好几岁，在读初中，他参加了红卫兵，成天穿一身绿军装，戴一个红卫兵的袖箍，神气得不得了，他是红卫兵组织派给我们红小兵的政委。他一来，就就给我们做武器，即红缨枪。枪是用竹子削成的，我们那里楠竹满山都是，只不过都是生产队里的，红小兵要竹子做红缨枪，队长笑眯眯地满口答应了。学农的父亲是队里的老篾匠，做得一手好篾匠活，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给我们上十个队员一人削了一枝枪。枪有了，但红缨从哪里来呢？那时适合做缨子的红绸布实在是难觅，有人就提议将红旗或是红领巾剪成红缨，话音还没落，立即遭到了大家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红旗是烈士用鲜血染成的，而红领巾又是红旗的一角，万万不能撕剪。如果剪破了，那不仅是对烈士的亵渎，而且上纲上线的话，那就是反革命。没有人敢冒天下之不韪。最后，还是年龄最小的黄辉从他奶奶的箱子里把一块压箱底的红绸子偷了出来，剪成一丝一绺的，才制成了红缨，系在了竹枪的枪柄颈处，才算做成了一把红缨枪。我们先参加红小兵的，人人都有一枝红缨枪，扛在肩膀上，雄纠纠气昂昂地走村串户，吸引了无数人羡慕的眼光。后来参加红小兵的，可就没有这个运气，再也找不到红绸子了，扛的就是光秃秃的竹枪。听黄辉说，他的奶奶后来发现红绸子不见了，伤心地流下了眼泪，那是她出嫁时母亲给的一个念想。
　　 学农将我们十几个红小兵分成若干个小组，一组两个人，分派到六队的各个出村的道口，任务是对过往行人一一盘查，凡是拎着包提着袋去拜年的，一律将礼包没收。我和新初一组，守在明月堰通往武长公路的路口。那条田间小路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横卧在大地上。我俩在路口就像真正的哨兵一样，站得笔挺挺的，右手握着红缨枪，竖在自己的胸前，眼睛紧盯着路口的东西向，像鹰一样逡巡着来人。见有人来了，我和新初就会把红缨枪立马端起来交叉着，挡住了来人的去路，喝问道：“不去队里出工，出去干啥？”来人见我们两个娃娃，并不显得特别害怕，回道：“去亲戚家拜年！”新初一听，脱口而出：“可有路条？”来人怯怯地问：“什么路条？”听新初说出的话，我抿着嘴笑，估计是他看抗日神剧看多了。新初也许是感到自己说走了嘴，便改口说：“你身上袋子里驮的是什么？”随之，我俩从来人背上把袋子夺了过来，打开一看，是苕粉条和腊肉，便厉声对他说：“过革命化的春节知道不？这拜年，是四旧，东西没收了，快回去出工！”来人也不敢多狡辩，他们也知道过革命化春节的运动正席卷乡村，只得转身回去了。一天下来，我们站得腰酸背疼，但没收的东西并不多，因为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包红糖或白砂糖，一瓶水罐头，就是最好的拜年礼物了。我们把没收的东西全交给了学农，学农很高兴地夸了我们一番，我们特别的自豪，觉得为“过革命化的春节”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只是不知那些没收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后来听说他把那些东西一部分自己留下来拿回了家，一部分送给了他们红卫兵的造反头子。得知这个结果后，我闷闷不乐，满腔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虽然不懂啥大道理，但能感到这事做得很不地道，有一种被人愚弄欺骗的感觉。
　　 从此我便对这支红缨枪没有了兴趣，学农再派人通知我去站岗放哨拦截路人，我都装病不去了。久而久之，他也不再找我了，那枪上的红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母亲被调到另一所学校后，那支红缨枪就不知所终了。
　　 终于，拂旦梅花发一枝，神州迎来了春回大地，违背人们意愿的“过革命化的春节”运动终止了。这段运动留给一代人的是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