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又结束了。
　　 拖着疲惫的身子开始收档。今天的生意很好。望着收款箱里满满的钞票，老板一脸兴奋的说:“礼拜二我们集体休息，去城里最大的餐馆喝顿酒，嚎两嗓子。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过个年！”
　　 “过年？过年了？又过年了？”仿佛有些疑惑，仿佛没听见老板后续说了些什么，我自言自语的咕哝了两句。“可不？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日，礼拜二是大年初一，我们是中国人，当然要过中国年了！”老板没能读懂我的内心活动仍旧一脸兴奋的把话题接了过去。
　　 过年了？又要过年了？记不清这些年究竟人在他乡过了几个年了。眼眶微润。这么说我就要五十岁了？带着疑惑，带着迷惘，夹杂着吃惊，儿时过年的记忆一幕幕在眼前重演……
　　 身在山东东北部的威海老家，地处半岛。受东莱文化的影响过年的习俗与山东中西部有着很大的不同。身处祖国的东北方，进入腊月门，受气候的影响，这个时候就是农民们最惬意，最享受的季节了。计划经济时期，天寒地冻，腊月时节，正是农民往地里运送粪肥的好时候。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们嘴里喊着口号“大干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就动手！”踩着厚厚的冻土，推着沉重的木架胶轮车，一身汗气一路小跑。青壮年们展开了比赛。工分制，推得多自然工分也高。正常是一辆车两个车篓。身强力壮者却能再加上两个小车篓。这不单单是为挣工分而努力，更是在姑娘面前展现自我的一种体现。能干，身体壮。自然就更容易获得姑娘的青睐。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农民生产大包干。计划经济也变成了市场经济。以往那热火朝天争先恐后推小车的情景不再有了。推小车的汉子不再惹人注目，是变成了贫穷与落后的象征，农用小四轮渐渐的取代了胶轮车，四个轮子替代了两只脚。胶轮车也渐渐的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生产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农民富裕了，生活惬意了，空暇时间也就多了。所以，数九严冬，就是北方农民最惬意最舒服的时节。
　　 吃完了腊八粥，一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三，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小年。每年的这个时节就是家乡父老大扫除的日子。
　　 吃完了小年的饺子。母亲就会叫上姐姐哥哥陪她一起进行大扫除。大扫除，就是除旧纳新。把家里的阴霾，晦气，统统扫除。有条件的时候还会用石灰把灰暗的墙壁粉刷一遍，白的晃眼。一些老年人没能力粉刷墙壁，就会把平日里积攒的旧报纸，画报一张张一层层的贴在墙上。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一个崭新的气象
　　 找一个好天气，哥哥姐姐帮父母把家里的橱子柜子，统统搬到院子里。然后姐姐把我们的跟父母的被褥整齐的挂在院子里晾衣服的铁丝上，在暖洋洋的太阳光下一番晾晒，用一根细细的棉槐条轻轻地敲打一番。把被子里边的棉花敲散，敲匀，敲得蓬松。把一年的晦气，阴霾统统驱赶。父亲则在我们搬完之后，在一个轻铁盆里调好石灰水，用一个旧的笤帚疙瘩轻轻地在墙壁上粉刷。把哥哥在墙上画的鬼怪式战斗机，我画的穿裙子的小女孩统统给掩盖了。引起我极大的不满。及近日暮，墙壁干了，姐姐就赶紧收起晒得蓬松的被褥。让被褥带着太阳的温暖跟全家的期盼整齐的铺在暖暖的火炕上，只等夜里尽情的享受那份温暖与舒适。
　　 厨子柜子搬出来以后，哥哥就拿着几颗秋天从果园捡来的板栗锅子（就是板栗的外壳，就像个海胆全是刺），满屋子的寻找老鼠洞。那时候是泥土地面。边角旮旯处经常会有一个或者几个的大小不一的老鼠洞。哥哥戴着厚厚的棉花手套，轻轻地端着那几颗板栗锅子，找到鼠洞后，把板栗果子的毛刺面对准鼠洞，用一根结实一些的木棒，狠狠地怼了进去，外面再找一颗跟鼠洞大小差不多的石块用锤子狠狠地订了进去。一年一年，等到生活好了铺设水泥地面的时候，移开橱柜看到那些边边角角几乎都被哥哥订满了小石子。
　　 大扫除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不停地翻找着那些被母亲跟哥哥姐姐搬出来的物件。不时的发出一声声的惊叫。不时的找到不知几时被弄没了的玩具。有时候还会因为找到一些母亲平日用的却又一时找不到的东西而得到母亲的一声夸奖。就越发的使劲翻腾起来，却又被哥哥狠狠批评了一顿，因为我把他辛辛苦苦摆放整齐的东西又搞乱了。
　　 记得有一年父亲远去上海看望他的姐姐，就是我的姑姑。都到了腊月二十八了，还没有大扫除。急于立功的我一天天一遍遍地催着母亲大扫除。母亲则是轻轻的高深莫测的在我耳边“嘘”了一声。我一时不知凡几，只好也是讳若莫深的闭着嘴点点头。直到二十八日下午，父亲回来了，我们全家才在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做了一个大扫除。年后在跟母亲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家乡的习俗里，家人外出，知道有归，就必须等到家人齐了才能打扫，否则会把亲人扫地出门的。这件事在许多年后我才体会到了母亲当时内心的忐忑与不安。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天知道我的喋喋不休给母亲的心理带来了多大的困扰！
　　 腊月二十五六就是母亲最忙碌的日子。蒸饽饽。饽饽，面食。头一天晚上，母亲就把头一天留下的老面轻轻地在陶质的大釉盆里和水轻轻地揉碎，这叫引子。相当于现在的酵母。
　　 一大早起来，母亲在泡好引子的大釉盆里添上温水，加上面粉，细细的搅拌，用一只手用力的揉搓。等面粉揉成一个面团以后，我发现母亲手上一点儿面粉也没有，大釉盆依旧散发着它那独有的黑漆漆光芒。而母亲给我的那一小团面粉却让我的十根手指厚薄不一的沾没了。我问母亲她是怎么做的？母亲说“揉面是一门手艺活，揉面后要做到三光，就是面盆光，手光，面团光。”让面粉不沾在盆上，手上，面团表面光滑就叫三光。母亲把揉好的面连带面盆端到了被父亲烧的热乎乎的炕上。用手摸了摸炕试了试温度，就选了一个合适的地方用被子把面盆盖住，静等面粉发酵。这叫发面。趁发面的时候母亲则又去旁边放好砧板，拿起菜刀，乒乒乓乓的剁起了菜。
　　 懂事的姐姐接过了母亲的菜刀，轻轻地切了起来。母亲闲暇了，就过去跟坐在灶台前烧火的父亲交流几句，火不要烧大了，面别给烫熟了……一会儿去炕前伸手试试温度。热了从炕头挪开。凉了就挪回炕头。父亲从锅底捡起一根带火的草棍，卷起一支旱烟点上，哥哥过来坐下替换父亲接着烧火，让父亲在旁边美美地吸上几口。
　　 面发好了，母亲又拿来新的面粉，用力的揉了进去。在细密的汗珠微微在母亲额头升起的时候，饽饽的雏形已经显现。母亲拿过洗了又洗的剪刀，在揉好的面团上轻巧地点点剪剪，塞上红枣，或半个，或整个，或四分之一，这要根据饽饽的形状来取材。一个个生动的饽饽就出现了。象征着吉祥好运长长远远的“圣虫”又叫“圣鸡”；柔柔诺诺的寓意着步步高升的年糕；子粒饱满的希冀连生贵子莲子果。。。。。一个个一件件生动的艺术品就展现在母亲的面板上。姐姐则拿过剪刀，在一个揉好形状的面团上灵巧的一剪一挑一剪一挑，不一会儿就剪出了一个圆圆滚滚的小刺猬，捏出一个长长的嘴，用两粒高粱仔做眼睛。“小弟，这个小刺猬给你吃啊？吃了它你就能长得胖胖的。谁要是敢欺负你能刺得他手疼！”在那个刚解决温饱年代，胖就等于幸福，富裕。那个圆滚滚的小刺猬就充满了姐姐对于最小弟弟的一片爱心。终于，我长胖了。现在的我胖得就像记忆中那个圆滚滚的小刺猬，圆的浑身的刺都没了。我都怀疑是不是小时候姐姐做的小刺猬太胖了？姐弟三人，哥哥姐姐都是苗条修长，只有我自己胖的快要滚了。
　　 饽饽做好了，还要再次醒面。面醒好了，蒸出来的饽饽就会松软，就像城里人吃的面包。里面满是大大小小的蜂窝状气孔。咬一口松松软软，柔柔诺诺，就是城里的面包也不如。母亲时不时地掀开蒙布透过一个缝隙观察或者用手指轻轻地点一点饽饽，看看醒面的程度。等饽饽到了醒面的最好状态，父亲烧开水，下锅蒸。母亲算好时间，轻轻地把锅盖掀开一个缝隙，慢慢地向外放气，如果掀锅盖太快，外面的冷空气迅速进入，冷热交替，饽饽的表面就会变的凹凸不平很难看。母亲轻轻地，一点点的把锅盖拿开，并且变换着角度不让锅盖上的蒸汽水滴在饽饽上，一锅雪白娇嫩的大饽饽就露着笑脸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饽饽内外应力的不均衡，再加上母亲高超的手艺，每一个饽饽都露出了笑脸。这是非常喜人的场面，也是母亲最骄傲的时刻。望着满锅咧嘴笑的大饽饽，母亲也开心地笑了。吉兆。
　　 大年三十了。一家人早上随便垫垫肚子。下午一两点的时候，母亲打好了浆糊，在父亲的指导下我跟哥哥一起贴好了父亲请村里姜老师写好的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楼两侧挂上了洋溢着欢乐喜庆的的大红灯笼。母亲在屋里墙壁上贴上了“九子登科”“连年有余”等充满了吉祥寓意的大幅画张，姐姐屋里墙壁上却贴满了刘晓庆，陈冲等等明星的大幅海报。我什么也没有。进屋一看，哥哥站在两张已经贴好的世界地图跟中国地图前用手指指点点。转回头我在村子里跑了一遍，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红彤彤氛围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烟囱开始参差不齐的吐着烟雾。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鸡鸭鱼肉的香气里。过年了，团圆了，外出的人儿也回归了。辛苦了，劳累了，过年也该歇歇了。一家人一年里省吃俭用的积攒，就为了这个团圆，就为了这个相聚，就为了这份美好！
　　 拿过父亲的酒杯，小心翼翼地给父亲斟满了酒。我也用筷子头沾了一滴父亲的酒，辣的我伸着舌头直往外呼气。惹得哥哥姐姐一阵轻笑。父亲破天荒的给母亲倒了小半杯酒，沉思半晌说了一句“辛苦了，过年好”。父亲不会说话，也不爱说话。曾几何时我时常会觉得父亲不会浪漫不懂爱情。现在我终于读懂了父亲的那句辛苦了，经过了多少的深思熟虑，经过了多少次仔细推敲才能说得出口。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当时母亲眼中那滴即将掉落的泪珠有多么的沉重。而父亲的那句辛苦了，是对母亲平日里的含辛茹苦做了一个最完美最崇高的一个评价。母亲噙着泪，那是幸福的泪。将那小半杯酒与幸福一饮而尽！
　　 饽饽蒸好了。谁也不许动，要先敬天地。三十的晚上，除夕夜。父亲把吃饭的小方桌拿到了院子里，在母亲做的所有饽饽里跳出最好的几个，哪怕是母亲做的饽饽每一个都好，父亲也还是仔仔细细的精挑细选。摆在院子的南方，都说我们祖上是从南方移民过来的，所以磕头跪拜要向南方。父亲跪在前边，母亲领着姐姐哥哥跪在父亲身后，低头眯眼。我因为好奇，也是像模象样的跟在后面东瞧瞧西望望地。因为还小，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父母对我的所作所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父亲拿出一道黄纸，几支香，轻轻地点上，拜三拜，嘴里念念有词。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父亲嘴里念叨的什么。上了几天学的我刚刚说了一句迷信，就被父亲狠狠地瞪了一眼，吓得我赶紧闭嘴。转脸一看，两旁是哥哥姐姐以及母亲嗔怪的目光，吓得我赶紧低头闭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穷困的岁月里那无非是祈求丰年，五畜兴旺，家人安康之类的。
　　 敬完天地，哥哥姐姐陪母亲包饺子。饺子，在山东中西部叫包子。胶东半岛则叫“固执”拼音是guzhi.有读音没有字。纯粹的土话。母亲拿出了几颗大红枣，又拿出了几个洗的干净的硬币，包进了饺子里，谁吃到了寓意着吉祥。图个好兆头。饺子包好了，哥哥姐姐去看书，父亲母亲谈论着家长里短。
　　 十二点整，放鞭炮。父亲拿出了年前早就准备好的鞭炮，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挑起，由哥哥拿起并点火，父亲把要点火的那几个鞭炮的引信轻轻地破开，倒出里边的火药，这样点火着的慢，有时间躲，也不会伤者哥哥。哥哥小心翼翼地点着后，赶紧松手，使劲的把竹竿举起。举得越高，炸的越响，寓意着生活越幸福。我的胆子小，躲得远远的。牵过父亲的手捂着我的头捂着耳朵，从父亲的腋下向外张望。听着一声声的脆响，看着一朵朵炸开的火花，一阵的欢呼雀跃。
　　 在哥哥放鞭炮的同时，父亲在灶膛烧水，母亲姐姐在烧开的锅里下饺子。放完鞭炮，一阵硝烟过后，我在地上捡那些没有炸开的鞭炮。饺子熟了。吃饺子喽！我兴冲冲地跑上了炕。在母亲指定给我的碗里吃起了饺子。“哇！我有福！我有福！”第二个饺子就吃到了母亲跟姐姐包着大红枣的饺子。我不停的显摆。其实那是母亲特意做好了记号并且捞进了我的碗里。一天的疯跑，累了。没等几个饺子吃完，我就歪倒在母亲身边抱着我过年的新衣服枕着母亲的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大年初一。一大早睡眼朦胧的睁开眼，抓起了搂在怀里的新衣服，边穿衣服边喊“爹过年好。妈过年好。姐姐哥哥过年好”。匆匆忙忙吃了几个饺子。撒着欢的冲出了家门，到叔叔伯伯家里去拜年。我们家族中我这辈男孩子我最小。那时候穷，孩子多了谁也舍不得给，谁也给不起。哪怕是一毛两毛也没有。就这还要看心情。不能随哥哥姐姐去，自己去运气好了还能有个一毛两毛的压岁钱。就是为了那一毛两毛钱的压岁钱，我才这么努力的起早，尽情的奔跑。大街上人来人往。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碰面就会高喊一声“过年好”回应的也是一声“过年好”。一声声的“过年好”此起彼伏。人人都是那么的谦逊，人人都是那么的和气，人人都是那么的喜气洋洋。穿着崭新中山装的小伙，穿着花衣服的姑
　　 娘，扎着头花发卡蹦蹦跳跳的小姑娘，手拿烟花摔炮到处炫耀的小男孩。就连生产队看瓜的单身汉李二愣子穿着一身洗的干干净净的绿军装，那张恐怖的脸上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面目可憎了。
　　 年龄渐渐的增长，孩子也渐渐地长大。不再会为了那一毛两毛钱而撒欢的奔跑，也不再会为了那过年的新衣服而搂在怀里一宿不撒手。
　　 曾经有一年问渐渐长大的女儿“闺女，过年想买个什么样的新衣服啊？”女儿竟然说不买了，“有那么多的衣服，都是新的，什么时候看到好的就买，又不像你们那个时代，买个衣服还要等过年。是啊。现在的生活好了，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为了一件新衣服而盼望着过年”。再也不用为了吃一顿好的而盼望着过节了。美好的时代已然来临，天天都是节日，天天都是过年。
　　 回忆着那份快乐，咀嚼着那份酸楚，回味着那份温馨，一声低沉的吼声情不自禁的从喉间发出“我的亲人们，过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