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某一年春夏之交或者夏秋之交，某一个下午。西斜的阳光和煦可人，我迎着和煦的斜阳，穿过一条窄窄的东西走向的小巷，走进姥爷家。
　　 家里就姥爷一个人。走进姥爷的房间，就看见我姥爷依然穿着一身白色府绸单衣，在一张老式三斗桌前，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戴着老花镜，还拿着一个放大镜，正在看书。听见我走进门的动静，看见我进来，姥爷站起来，与我寒暄。
　　 那时，我姥爷已经八十多岁。他本是我们县医院里最著名的老中医，已经退休多年。民国时期，就是我们小县城里最著名的中医。退休之后许多年，一直到八十多岁，还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找我姥爷看病。
　　 前些天，我和我的几个舅、姨表兄弟聚会，还谈起我姥爷，说，飘飘欲仙这个成语，用在我姥爷身上，正合适。
　　 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天，我在一条胡同里碰见我姥爷，大老远，就看见我姥爷穿着一身漂白府绸衣裤，拄着拐杖，和我相向而行。那天，微风吹拂，我姥爷的白府绸衣裤便微微飘拂。我姥爷白净脸膛，留着长胡须，在微风里，长胡须也随着微微飘拂。我姥爷本来身材就高，而我，那时候也不过五六岁，所以，在五六岁的我眼里，他更加高大而飘逸。
　　 那时候，家里贴年画，许多年画里有身穿白衣衫的白胡子老寿星，看见那老寿星，我就觉得极像我姥爷。
　　 也巧了，我大妹夫，我几个叔叔，还有好些人，谈起我姥爷，都有这个印象。都说穿白府绸衣服留长胡须的我姥爷真的就是飘飘欲仙。
　　 我姥爷，经历有些坎坷。
　　 前几天，在手机上看见一个老同学在微信里转的一个段子，名叫《近代人生十大最惨失误》，其中第三条就是：“1948年农村买地的。”很不幸，我姥爷就摊上了这一条。
　　 临解放，1948年，他在乡下买了几十亩地，让一个穷亲戚种着。解放后，搞土改，因为那几十亩地，就被划成富农成分。那以后，每逢运动，他的富农成分就成了疮疤，他就成了被批斗的靶子。到文革时期，又多了一顶“反动医学权威”的帽子。文革初期，我曾经在县医院看见过“打倒富农分子反动医学权威余瑞文”的标语，余瑞文就是我姥爷的名字，我姥爷余瑞文的名字上还被涂上大大的“X”。
　　 那时候，很多被批斗的人都被批斗成虾米腰，整天垂头丧气，穿着也是邋里邋遢。我姥爷却不，很多时候，都是昂头挺胸，面色红润，穿着整齐光洁，一到温度高的季节，尤其爱穿一身白色府绸衣裤，一直到八十多岁，依然保持着这个穿着爱好。所以，飘飘欲仙这个词语，曾被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很多人使用，而且，专用来形容我姥爷。
　　 姥爷一个人在家，看见我走进来，马上站起来，寒暄几句之后，就指着他看的那本书告诉我：“俊明，来！看看这本书，有年头了。”
　　 明亮的阳光从南窗洒进来，旧漆斑驳的朱红色的老式三斗桌上，摊开着一本比它更苍老的线装书。书页乳白色，薄如蝉翼，当时，只知道这样的纸叫宣纸。书的颜色已经泛黄，还有斑驳的受潮水渍印记，书的版面是石印竖排版，印着黑色蝇头小楷，仔细看，还有大小不同的两种字体。
　　 那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陈旧的书。那之前，文革初期，我还上着小学，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姥爷曾经让我读过一些中医药书。让我熟读，并且背诵，然后，再由他或者我两个舅舅给我讲解——两个舅舅都跟他学了中医，也在医院里，而且，当时，也都被赶回家。
　　 我姥爷告诉我：“一个人，到啥时候，都得靠本事吃饭。本事哪儿来？就得读书。不好好读书，一辈子都是睁眼瞎。”他那时候叫我读医药书，应该就是要我学本事。而他所说的“靠本事吃饭”，从那时候开始，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成为我的座右铭。今天想来，在读书几乎等同罪恶的荒诞时代，我姥爷还能坚持那样的看法，足见他具有超越时代局限的睿智和见识。
　　 读过几本中医药书，已经记不清楚了，模模糊糊记得，大概少不了《药性歌》和《汤头歌》一类，今天还能背得下来的，似乎也就剩下“羌活性温味苦甘平”一句。那几本书，也是石印竖排本，蝇头小楷，没有今天的标点符号，有一本，只在需要停顿的字旁印着一个圆圈。有的，就根本没有任何停顿的标志。内容呢，自然是文言文。
　　 后来，因为我的户口是农民，在那个时代，无法走上行医道路，我的学中医之路，便半途而废。但是，对中医的亲近感，却在我的心里潜移默化。多少年之后，我当了中学语文老师，空闲时间，还手捧《黄帝内经》通读了一遍原文，后来，因缘巧合，我人生第一篇刊登在国家级报刊上的文字，就是一篇谈中医治则的简短论文。在我翻阅着《黄帝内经》的一页页书页的时候，在我执笔书写那篇中医论文的一个个文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隐隐约约浮现出我姥爷那亲切和蔼的面容，我耳旁也似乎隐隐约约有我姥爷给我讲解中医书的声音。它们，已经化作一种精神血脉，时时流淌在我的心灵里。
　　 那一天下午，在温煦的斜阳里，那本被岁月苍黄了的薄薄的古书，恬静安详地摊开在桌面上。我看见，在密密麻麻的竖排石印文字里，有几个蓝色油笔字特别显眼：“年八十复看此书”。我姥爷平常都是用蓝色油笔给人开药方，那字迹，也一如他平时给人开药方的字体，娟秀，流利。其中，“书”字写作繁体的“書”，彰显着他传统文化的功底。一个“复”字，是他先前曾经读过此书的明证。那年，是他正好八十岁的时候，还是已经过了八十岁？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那一天，他确确实实地在读那本书，而且，是“复”读。
　　 盯着那一串蓝色油笔字，我心里汹涌着感动。我想起孔子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姥爷到八十岁还在认真阅读的这本书，与他的谋生技艺中医专业几乎毫无瓜葛。究其原因，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纯粹的乐于读书，以及日积月累所养成的读书习惯。这一点，是很多人都难以做到的，能做到的人，是真正的读书人，是真正的超越了低级趣味的人。我姥爷就是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人。
　　 “咱们家里的孩子们，就你最爱读书，我把这套书送给你吧！”说着，姥爷又从抽屉里掏出几本一样的书，摞在一起，递到我的手里。接过那一摞书，我就像接过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期待：信任我一定能把这套书好好保存，期待我能把他爱读书的好习惯继承下来。
　　 我姥爷递给我那套书的时候，双手微微颤抖，而且，手背上，长了好些老年斑。我那时应该在三十多岁，对光阴流逝，岁月沧桑，还有很长的距离感。但是，看见姥爷长了老年斑又微微颤抖的双手的那一刹那，我想起了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里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岁月无情，天人共老，当年我眼睛里飘飘欲仙身轻体健的姥爷，也已经走进了耄耋之年！对时光流逝的伤感和无奈，不由得在我心里潜滋暗长。但对姥爷的钦佩之情，却如黄河洪峰，在中流浩荡。
　　 那一摞书，一共八本，书名叫《王凤洲纲鉴会纂》，完本应该是十本，姥爷留给我的是八本，缺两本。该书成于清朝乾隆十一年夏四月，由上海美华书馆石印于光绪己亥年清和月。王凤洲，就是大明朝著名的文人、史学家王世贞。从第一本的开篇《御撰凤洲纲鉴会篡序》可知，此书除了增辑明史外，主要就是“法《朱子通鉴纲目》义例增损编摩，大书目提要分注以备言”。实际上是根据当时政治需要将《资治通鉴》加以筛选辑要，专供皇上有选择的阅读的。凡是《资治通鉴》原文，字体略大，凡是注释解读的文字，真真的是小如蝇头。正是这些小如蝇头的文字，吸引着我姥爷拿着放大镜，循着大中华一千多年的时光轨迹，阅读着华夏历史上许多著名历史事迹、人物，阅读着中华文明发展的主要流程和文化典范。
　　 后来，在我翻阅这套书的时候，发现好些地方有我姥爷用蓝色油笔做的标注。例如《卷四·李斯谏逐客》一段，就标注得特别仔细，有长长短短的竖线，有圆圈，有点。不难想象，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姥爷一定非常深入，而且，对李斯所提倡的广揽天下英才的见解有心灵深处的共鸣。毋庸讳言，很多喜欢读书又深入读书的人，都有这么一个习惯。管窥蠡测，我姥爷也是这样一个人。我姥爷，不仅仅是一个妙手回春的老中医，还是一个喜欢历史文化的读书人，一个有深厚人文底蕴的读书人，一个善于思考的读书人，一个具有文人情怀的读书人。
　　 也许是受了我姥爷的启发，我现在读书，也离不了笔，凡是觉得有扣动我心弦引起我心灵共鸣的地方，或者划线标注，或者作圆圈、三角符号，或者，就在附近空白处写下简短的感悟。凡是这样读书的时候，心情都特别沉静，大脑也特别活跃，不知不觉，就提升了自己的认知和境界。
　　 我姥爷应该是生于一九零三年，那时候，应该是大清朝光绪癸卯年间。这套《王凤洲纲鉴会纂》刊印于光绪己亥年，那一年是一八九九年。按出生年月，我姥爷比这套书晚出生四年。我姥爷和这套书一起，跨越了两个世纪，三种社会制度。
　　 我姥爷殁于一九八八年。他仙逝之后，我还瞥见，他经常看书的三斗桌上，依然摆放着几本线装石印书籍。
　　 光阴荏苒，如水流过，这套书穿越了正好一百二十年的时光，又在我的书橱里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至今，在我的书橱里，在最不显眼又最防潮湿的地方，它们静静地安详在塑料袋里，几乎没有再被损毁过。我只是偶尔拿出来，向喜欢读书的人炫耀一番，却从未外借。即使我自己拿出来读，也是小心翼翼，唯恐损毁。
　　 也许是受了我姥爷的影响，我心里的宝物，就是书，而且，越是年代久远的书，越是倍加珍惜。这一套《王凤洲纲鉴会纂》，就是我的书橱里最珍贵的宝物。只要我打开书橱，看见这套书，三十多年前，那一天下午，和煦的阳光，穿着白色府绸衣服的我姥爷，我姥爷的和蔼亲切的面容，他慈祥的声音，他双手递给我书的情景，一幕幕，电影镜头一般，在我眼前缓缓回放。
　　 可以告慰姥爷的在天之灵的是，至今，除了姥爷交给我的这套书依然被精心保存之外，三次搬家，几经淘汰，我的书橱里，依然保存着几百本书。而且，我还继承着他酷爱读书的好习惯，把读书当成了精神食粮，哪一天，不读书，就觉得心里空落落，时光白白流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