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殁后要为他写墓志铭，这样的事在亭洲是不常见的，况且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亭洲的风俗，通常是在某某人殁后，由其子孙在坟前立一石碑，中书“故先考（妣）×××大（儒）人之墓”，左下就是一干后人依次落款，注明年月。家境殷实的，在材质上要考究些，或是在碑的两侧再加一幅挽联，什么“德泽后辈；炳耀千秋”、“高风袭祖训；正气遗荪枝”之类，概言之就是继承前人遗志，光大先人精神。这墓碑加上墓两侧的联，显得更有气势和档次，但很少有人为上辈写墓志铭，究其原因，能够够水平写出墓志铭的人太少。墓志铭作为一种文体，单是认识几个字的乡民是无法写出来的，亭洲作为交通不发达的偏远山区，早些年识字的乡民也不是很多，现在当然扫盲了，扫盲的是年轻人，对这有些带封建色彩不感兴趣。再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墓志铭差不多是对一个往生者的赞词，平头老百姓，每天都为吃喝拉撒打拼，做的都是有利于自己的事，与那些“高大上”的赞词沾不上边，勉强写上去只能让别人看到好笑，基于这两个原因，亭洲基本上没有为哪个具体的先人写墓志铭的习惯，当然对传说的先祖写几句四五六不着调的话还有，多数是在合族修祠修谱修始祖坟时。
　　 岗子找到我时，离清明还有一个多月。岗子说完自己的想法我有些踟蹰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我的真实想法，为一个普通再普通的乡民写墓志铭实在是难以下笔，或许是我的水平的原因，我明确地拒绝了他。但岗子说，在亭洲洪寨那个地方，我是他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首先，我高中的基础好，复读了三次终于考上了一个师专，从幼儿园到专科毕业（哦，那时没有幼儿园），确切地说从读小学到读完大学，好歹读了十八年书，十八年一天认一个字，连起来就可以绕家乡洪寨湖绕一圈，毕业以后现在差不多当了二十五年的教书先生，一直与书本打交道。我对岗子说，我教书是不假，但我整天教的是那能量守恒定律之类的，与这完全无关。岗子说，正是因为要守恒，所以……我有些哭笑不得，就带着岗子到学校对面的小饭馆吃起饭来。岗子是我小学的同学，好不容易到亭洲来一趟，我当然要尽尽地主之谊。
　　 我记得这一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春天的脚步早踏在亭洲的大地上，街道边的杨柳已吐出嫩芽，再过几天雨水就要到了，春天将在沥沥淅淅中孕育。下午正好没有课，我和岗子就尽情地喝了起来。酒过三巡，我的脸上嫣红嫣红，心“咚嗒”“咚嗒”得厉害，人也变得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岗子的不断碰杯声中答应了下来。岗子满意地喝了一大口老白干，说：这一回一定要让他请客。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说起那个要写墓志铭的人的轶事。
　　 岗子要写墓志铭的那个人叫“洪福尧”。洪寨人多数把他叫“尧驼子”。按照辈份，他是我这一代（占最多数）的长辈，我们当面都称为“尧爷”，背后却还是叫“尧驼子”。现在，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尊重，本文在通常情况下还是称呼“尧爷”。
　　 尧爷这个人我还是认识的，早前我光着赤脚在洪寨生活时，经常看到他，虽然很少说话，但印象深刻，我后来离开洪寨到外面讨生活后，每年总要回去几次，偶尔也看到他，最近几年家里再没有什么亲人生活后，基本就没有到洪寨了。听说，洪寨的变化非常大，从前低矮的平房都改成了洋房，一排排的，很有气魄。岗子说的我，心里痒了起来，我说哪一天，我真的还要回洪寨去，去找一找乡愁。岗子笑了起来，我也笑了起来，我们于是又谈起了尧爷。
　　 为了写墓志铭，我后来还真的回了一次洪寨，在烟雨婆娑中了解了他更多的故事。回来后，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用我的笔去记录他的故事。他的影子中仿佛有我的父亲叔伯，哥兄老弟。他虽然是一个特殊的人，却映射着一个时代。那时代，或许也有我的影子。
　　
　　 二
　　 按照亭洲人的习惯，尧爷生于民国三十四年，这一年的秋天，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大转折，就是日本人被赶跑了。日本人灰溜溜地离开中华大地，全国人民都很兴奋，尧爷也很兴奋，还没有到预产期就从母亲的肚子里蹦了出来，出来时像个干瘪的老头，如一只小白兔，划动四肢。那一天正是农历七月半，七月半是鬼节，亭洲流行的谚语是：七月半，鬼下畈。家人们感到有些异样，但无论如何，既然是一条活着的生命还是要想方设法地养大。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农村还是不安稳，收成也不好，尧爷的母亲老是战战兢兢的，吃不下，睡不好，奶汁也不足，尧爷越发长的像个骷髅了，两岁多，走路还不稳。后来，大人们都发现：怎么，这个伢腰背部凸出来了。凸出来就是俗称的“驼背”。那个年代驼背也不奇怪，在缺衣少食的农村，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都有。凸出来也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将就养，看他的造化，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不是一个有福相。据说早年间，尧爷因为是家里的老末，最初的乳名叫“幺”，后来他的母亲看他长的歪里傻气，就请本地最负盛名的杨瞎子推算命理，杨瞎子扳着指头子丑寅卯一掐，大吃一惊说：“此儿命理奇怪，五行中竟一分土也没有，根基不保，怕是难以生养。”又沉吟半刻说：“姓也姓的不好，其姓为‘洪’，洪乃滔滔大水，无土可制，水势泛滥，将来命理多灾。”他的母亲见杨先生这样一说，赶忙央求杨先生改命，自然算金也会加倍。杨先生不愧是高人，说：“要改命也不是没有办法，今后这幺儿再也不能叫了，要叫‘垚儿’吧，大名就改为‘福垚’。”在亭洲这个地方，“幺”、“垚”这两个字在读音上还有细微区别。人问其故，杨瞎子微微一笑说：“‘垚’为大土叠小土，土土相黏，就能抵挡住命中水泛了。”听杨先生这一说，他的母亲放下心来，尧爷的大名也就定了。可村里人读书少，对那个“垚”字能写能读的就更少了，后来适主席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在全国大流行，洪寨人也跟着破除迷信，他的“垚”字就改为“尧”，朗朗上口，寓意也好，再也没有人说那个“垚”字了，算是彻底地革命了一番。打从我记事起，生产队的账本上就用的这个“尧”子。自然，我记事时，尧爷还是一个驼子，一个已经快三十岁的驼子。
　　 不到三十岁的尧爷从年龄来说，正是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但长相已经成了一个老头，典型的标志就是老是剃着光头，俗称“蒋光头”。在洪寨，男人剃光头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长了癞痢，流脓败血不得已，再就是上了年纪，既去头火，又简单好料理。青壮年男人还是要蓄头发，那个年代阶级斗争正是叫得朝天响的时候，人们学会避讳，一句“蒋光头”听了很不爽。老年人就不讲究了，一是年纪大，辈分高，差不多的人就不敢开玩笑了，再就是剃光头好洗，方便。但三十来岁的尧爷就不管这些，一来本就老苍，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剃光头一年只要一元钱，剃青年头一年要一元二角，这样可以节约两毛钱。两毛钱在那时值半个劳动日。
　　 尧爷的母亲我们叫“二奶”，一个从四川逃荒来的白净的老人，早些年为尧爷张罗了一门媳妇，一个半哑的女人。那女人也算苦命，从小没有父母，跟着哥嫂长大，人也不苕，做事还麻利，说话能吐出单音节，和我的母亲那一代女人能很好地交流。到了适婚年龄，哥嫂巴不得早点将她嫁出去，找一个着落。尧爷虽然是个驼背，但阶级成分好，实打实的贫农，就乐意地应承了下来。到我能认识他们时，已结婚多年，生有一儿一女。二奶在世的时候，帮着他们操持家务，日子虽然紧巴巴，但也不比别人差多少，二奶后来去世了，哑巴女人操持家就要差一些了，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那个年代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隔上不隔下，不像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富的冒油，穷的为一日三餐发愁。当然，我只是就事论事，不是说现在不好。
　　 尧爷虽然年龄不大，但因为背上鼓起一个罗锅，不能做一些挑的力气活，只能在生产队打杂，譬如到稻场帮忙碾谷碾麦，譬如照看生产队的牛栏，猪栏，哪一条牛要生产，哪一头猪得了病，这都是他的工作。但按工分计，只能是七分，比一个成年妇女的分值还低一分。那时评分就像现在评职称一样，即使在同一场合都做同一事，就是有区别。七分就是七分，这是现实，尧爷也无可奈何。
　　 一个男人做的分值不如女人，在乡村是没有多少地位的，或者说是卑微的。尧爷常常要看着别人的脸色，特别是队长的脸色，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明天还有什么适宜自己的活，没有活干除了没有工分以外，最重要的是自尊心受到了打击。我们常常抱怨工作的无奈，其实一个人当他睁开眼睛不知道将要干什么事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无奈。好在他从小就这样，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讥笑和歧视，他已经习惯了，好像一切与己无关。生活，教他学会了忍耐。现在，我们常常感叹乡村的纯净，其实乡村也不纯净，各种各样的目光、各种各样的言语，甚至非常粗俗赤裸的言语都有，但尧爷还是只能忍受。他天生就比他人低一等，谁叫背上凸起一个大驼子呢？
　　
　　 三
　　 这一天是六月的一个早上，麦子刚刚收完，堆在稻场上等待脱粒。尧爷将稻场扫干净以后，正准备铺开麦子碾，保管老万走了过来，大声说：“福垚，你去看看那猪栏的母猪，怎么有些不对劲？”
　　 尧爷一直负责牲猪的管理，他虽然没有文化，但还是有些基本的常识。现在，生产队里养了八头公猪和一头母猪，公猪都是春初的时候捉回来的，大的已经有了上百斤，最小的也有六十多，母猪已经养了两年了，还没有下一窝崽，二百多斤，春上刚怀上。尧爷听老万这样说，连忙放下手中的竹扫帚，就向猪圈走去。
　　 猪圈在仓库的后面，背靠背，这两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有以前厉害，队长洪德旺对养猪情有独钟，除了允许私人可以养外，生产队也不松懈。德旺的口头禅是“喂猪有肉吃，生娃有福气（吃）”，在他的鼓动下，洪寨基本家家都养猪，把这当成一门副业。当然，后来时兴搞计划生育了，他又对村里那些生育旺盛的女人讲“要致富，少生娃，多养猪”，说的大家笑成一团。
　　 猪圈和牛圈合在一起，像个四合院，一边是猪栏，一边是牛栏，猪栏要少点，只有五间，母猪单独放在最左侧的一间。尧爷走进猪栏时，看母猪躺在地上，样子蔫蔫的，喘着粗气。他弯下腰，左手摸在猪背上，热气直透手心。猪病了，在发烧，赶快找兽医。
　　 尧爷回到稻场，对保管老万说：“万良哥，那母猪发烧了，赶快找小毛来打针”。小毛是村里的兽医，他的老子老毛是乡里有名的骟猪骟牛的行家，一把弯刀，对着那牛卵子、猪卵子两分钟就搞定，在伤口上搭一点黑黑的锅烟子，既不出血，又不感染。小毛受老子言传身教，就成了村里唯一的兽医，比那人医还香。匮乏时代，老百姓认为有些人命（如不能做，只能吃，或动弹不得的老人）还没有猪命重要。
　　 老万听尧爷这样说，马上道：“昨天还是好好的，发个卵子烧，可能是感冒了，你到地里去扯点蒿，再说。”
　　 尧爷听老万这样说，不敢多言。老万资格老，在队里有权威，队长德旺最听他的，要不守着保管这个肥缺十多年，没有哪个想到动一下，存在一定有其道理。
　　 “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虽然茵陈再不是蒿而成渣子了，尧爷还是赶那些嫩苗摘了一些，就在队里打豆腐的柴灶上煎煮起来。熬好待凉后，就灌到母猪的胃囊中，有至少一半的药汁泼在地上。做完这些，早饭早点了，他感到有些疲软，回到家，哑巴女人留在锅里的饭已经冰冷。好在不是冬天。
　　 吃过早饭后，队长德旺叫他去把荒地中的南瓜中的草清一下，尧爷看到德旺，本来想说一下母猪病的事，后来话到嘴边就咽了回去，怕老万见意。心想也可能真是感冒了，喝点青蒿汤也行。洪寨的荒地在洪寨东南，是一片山岗，先人们的坟都葬在那里，四散开来，零零点点，队里就在坟与坟之间种一点冬瓜和南瓜，也种苕和花生。尧爷佝偻着身子，一个人在坟与坟之间穿来穿去，一些长大的狗尾巴、牛筋草、刺儿菜、猪殃殃等都被他一棵一棵地拔了起来，正午的阳光照在后背上，汗出了一身，那凸起的脊椎骨更显眼。
　　 尧爷的工分挣的少点，但自由度要大点。看到太阳到了当中，就收工了。他走进自己低矮的平房，舀了一瓢冷水咕咕灌进喉咙后，正准备坐着休息下，突然想到那生病的母猪，又慌绰绰拿着帽子从家里走出来。太阳正午，田畈出工的人已经回到村口，半哑女人朝他咕噜了几句，他顾不上搭理，匆匆走到猪圈。
　　 还未到猪圈就听到一群猪在哼哼叫，那是饥饿的声音。尧爷顾不了这，就走到母猪栏。母猪还是躺在地上，口里喘着粗气，身上的体温好像退了一些。他不安的心一下子平静了好多。
　　 这个老万，他内心在想，又忘记喂猪了。老万虽说贵为生产队里的保管，但管猪管牛也是他份内的事，不过只要尧爷是在稻场帮忙，具体做的就是他了。
　　 尧爷调好猪糠后，一群小猪唧唧哼哼地抢起食来，他又滤了一碗蒿汤，对着母猪灌了起来，并单独用麸子粉调了一点猪食，放在母猪面前，母猪挣扎着站了起来，嚼了几口后又躺在地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