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进入涟源蓝田土方队的时候，还没满13岁。那是1969年的10月。此时我小学毕业辍学后在社会打工已一年有余，体力骤涨。在我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和弟弟们而到处找活干时，不经意间就闯进了这支队伍。
　　 土方队相当于现在的土石基建队。只是那时的土石基建完全靠手挖肩挑，没有任何机械。体力，是进入土方队的唯一要求。
　　 蓝田土方队的任务就是修一条约一公里左右的公路，其中最大工程是劈开一座山，公路从中间穿过。
　　 10月份秋高气爽，雨水少，正是施工的好季节。
　　 我背着行李戴着斗笠，从县城家里步行三十多里地来到利民煤矿土方队工地时，这里男女老少约五十多人早已拉开架势动工了。
　　 刚走近工地，恰是大家歇工休息时间，工地上有几人正在打闹嬉戏，笑语喧天的。一个青年忽得从我身边跑过，接着就有土块如雨般向我这边飞来，一坨土砸中了我头戴的斗笠，我忙避到一边，接着就见一个长得很俊俏的姑娘飞跑而至，显然是在追打刚才从我身旁跑过的那个男人。
　　 姑娘跑到我身边停住了，看了看我，自语道，耶，又来了个担土方的？随即便问，小孩子，你是来担土方的吗？。
　　 我此时虽然还只13岁，但个头比她矮不了多少，见她竟喊我“小孩子”，于是就不想理她，站在那没有做声。
　　 她见我不理，便对着那边坐着吸烟的一群人喊道，安司令，又来了个小孩，你来看看要不要哦。一边笑着又跑着追打那男子去了。
　　 我循着她的声音看去，见工地那边一位老人边卷着手中的喇叭烟，边起身向我看来。我便猜出他就是刚才那姑娘口中喊的安司令。应该是这里的工头吧。于是便向他走去。
　　 这是一个约六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顶皱巴的破黑帽，脖子上搭块白毛巾，干瘦，嘴扁着，似里面没几个牙齿。见我背着行李走近，便将喇叭筒送在嘴里，划根火柴点上，吧了一口，吐出满嘴青烟，然后二个手指夹着烟卷，另只手取下脖子上的毛巾，擦着脸，对我问道，是来担土方的吧。我说是的。走到他面前，将行李放下，摘下斗笠。他怀疑地看了看我，说，你多大了？我说十三。他说你这么小怎么没去读书？我说没地方读。他又问，你家里什么成份？我说是革干。读小学时填了一次表，上面有家庭成份的栏目，因我父母都是部队转业干部，所以母亲那时叫我填了革干。那怎么不让你读书？他很奇怪地问。实际上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许我读初中，尽管我小学时成绩非常优秀。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照实说，不知道。他哦了一下，又想了想说，你这么小，来这里担土吃得消吗？我说吃得消。他不相信地又问道，你干过活吗？我说已拉过一年的板车了。他说，来这里担土方不是拉板车，你先做一阵试试吧，吃不消了再回去。我说好的。
　　 就这样开始了我在土方队的劳动生涯。
　　 安司令拿出一个小本子，问我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便把写着我名字的斗笠给他看。“姚歌”他念了一下，在本子上写上了我的名字。又说，这名字取得还行，可惜你没去读书。会唱歌吗？我说不会。哦了一下，又说，你随我去那边民房，先找个睡铺落个脚吧。
　　 我背着行李，又戴上斗笠，和他一起跨过一条小河，来到河边一栋看起来应该是一栋地主的老宅院里。
　　 他从堂屋搬来一架梯子架到走道旁边的二楼一个门框上，说，你上去看里面还有空铺没有？有就睡上面吧。我爬上楼梯进入二楼的一间木板房，看到地上靠墙排着一溜地铺，最角落处尚有一个空位，于是便将被包放在那铺位上，拆开绑带，将打在一起的草席抽出来摊到了那个角落里。底下铺的全是稻草，倒也软和。又将带来的一双套鞋，一个脸盆，一只洋瓷饭碗等简单用具拿出安置好。刚想下楼，只见房门口安司令的脑袋已升了上来，问道，姚歌，有空铺没有？没有的话我再帮你去找找。我答道刚好还有一个，就睡这里吧。他已爬了上来，看看我那位置，说，这个角落不太好，太黑，你看是不是换个地方？我说算了，有个地方睡觉就行。他说要得，就睡那吧。走，我们出工去。说着就爬下楼梯。我亦跟着他爬下来，一起返回工地。他看下手表，说，超过5分钟了，立即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口哨吹了起来，一边喊，开工啦！开工啦！
　　 安司令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一把手。我们土方队的领导班子一共是三人，一个是安司令，主要管出工，安排下住宿什么的。还有一个记工员，相当于现在的会计兼出纳，还兼管着伙食吧。另一个才是一把手，叫卫连长。据说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或许真的当过连长，约三四十岁，身体粗壮，脸却酱黄，戴着一顶军帽。身上似乎有伤。他较少挑土，大多是上土或挖土等比较轻松点的劳动。但我曾见他挑过土，腰弓得低，小心地走着，显得痛苦的样子。
　　 他们三个虽是领导班子，但到了工地却和我们一样干活，也不见他们有什么特殊化，每天和我们同工同住。安司令看样子是个上了六十岁的老头，也和我们一起挑土。我有时挑着一担土走在他的后面，见他担着土弓着背，不紧不慢地走着，不时拿颈上的毛巾擦汗。我挑土时总是低着头看前方，就发现他那双小脚上的青筋很突出，象弯曲的蚯蚓。
　　 土方队的劳动最辛苦的是挑土。一个上午四小时，每担约80到100斤的担子，一趟趟来来回回不停歇，中途休息15分钟解手抽烟。尚是现在，没几人能坚持下来。其次是挖土，因为不仅是挖土，还要挖石头，得挥动几十斤重的岩镐。所以挖土的活都是男人。女人挑土和上土。上土当然最轻松，做得赢时还能撑着锄头把在那讲点笑话拌拌嘴。
　　 安司令挖不了土，就在挑和上之间轮换。而我因是新来者，又很老实，所以基本是在那挑土，不敢和那些女人们抢锄头。也不敢贸然去试挖土的钢火。不过每到我挑土时，常有上土的见是我，便特意给少上点或从上好的箢箕里又往外扒些出去。而安司令有时见我挑得久了，就将锄头塞到我手中，说，你来上。说着就从我肩上取了扁担钩起装满土的箢箕就走。
　　 因为已有了一年的劳动历练，我的身子骨其实已不是一个正常13岁的少年所比拟的，要说挑动一担近百斤的土，还是走得动的。只是大家见我小，就很自然的对我多了些关照和呵护，怕我吃不消。但我那时可能并不知道领情和感恩，精神上十分麻痹，对大家的关照一一接受，并无一句客气话。那时我们土方队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不是谦谦君子，没什么客气讲。知识分子倒是有的。
　　 比如个子比我高一大截的陈一林，是个中专生，在那时算是相当于现在一本档次的知识分子，不知怎么回事也进入了我们这个阵营。他虽说年龄比我大，个子比我高，但要论干活，却不一定是我的对手。毕竟我已拉过一年的板车，力气早已练了出来。我感觉他挑土时比我更吃力，擦汗不停，喝水不断。而我挑着一担土，胜似闲庭信步地跟在他身后，不即不离，给他一种迫近感。
　　 很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有点不太喜欢他平日里在大家面前摆清高，故意在他后面紧紧跟着且挨得较近，有逼迫他的意思。看他那窘迫样，便有点开心，倒也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不少。
　　 能让我比较喜欢跟在后面的不仅是安司令和陈中专，还有那个我刚来时叫我“小孩子”的年轻姑娘。尽管我不喜欢她叫我“小孩”，但她的俊俏和美丽还是吸引了我。
　　 那时我还少不更事，对男女之间的那些神秘东西一窍不通，但大概是看多了文革以前的那些小说，多多少少接触了些对女性的表达和描绘，朦胧间很可能对年轻女子有了一些好奇和喜爱，尽管我比她们都小。
　　 现在挑着一担土走在我前头的就是那个叫李筑英的姑娘。她和妹妹李爱英都在土方队。不过我还是认为她比妹妹更加耐看。脸盘光鲜漂亮，两条乌黑的粗辫子挂在肩头，身材也显得更为袅娜。我可以认为她是我们土方队的队花。我担着土跟在她的后面，总是在斗笠遮掩下偷偷看她在前面跨步时的扭腰摆臀，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越看便越觉得好看，挑着土担也轻松了许多。她走在我前面，一点都没觉察我在后面偷看她。当然，其他人也一点都没觉察。谁曾想一个13岁的少年竟然对大姑娘的细腰肥臀感兴趣呢。
　　 其实，对她那细腰大臀感兴趣的何止我一人。我暗中发现，有好几位年龄比我大的后生都很喜欢看她，且还想着法和她一起干活。比如黄胜林黄痞子，梁志颖，猪脑壳（名字忘了，好象姓朱），另外还有陈一林陈中专。
　　 陈中专毕竟属于土方队里的知识分子，平时多少有些瞧不起那些大老粗，甚至对头儿卫连长亦不感冒。在大家面前知识分子的架子摆得十足。但他在李筑英面前却总隐匿着讨好，总是咧嘴嘻嘻地，眼光时不时往人家身上瞟。只要李筑英去挑土，他也总要主动放下锄头，立即抄起扁担跟了上去。我知道他的目的和我一样，跟在她后面，就是为了看她那扭得生动的细腰和大臀。即便有时他落在我后面，也要急走几步超过我去跟着李筑英。我心里直觉好笑，因为李筑英根本不答理他。
　　 黄痞子顾名便知嘴痞人更痞。不仅嘴上会说很多痞话，也趁机搞些小动作去占姑娘们的便宜。那双细细眯着的色眼却很令我讨厌，尽管他从来就没有对我有过恶意，甚至还时不时地帮着我。他对李筑英有时除了口头上调戏外，还有点动手动脚，故李筑英对他就更不客气，非骂即打，只是打在他身上的拳头却是软绵绵的，惹得黄痞子更加得意，那双色眼更肆无忌惮地在队花身上乱摸，队花便红着脸拿土块往他身上砸。
　　 只有梁志颖和猪脑壳在那时被称做阴坯子，现在叫做闷骚的人。外表看起来很老实，每天闷头干活，但那眼光暗暗往队花身上溜。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年轻人有几个不爱美？不爱美才不正常。就象我这个还只有13岁的少年，大概看多了写爱情的小说，又在社会上混了一年，沾上了一些超出了我这个年龄段的鄙俗之气，不也一样吗？
　　 虽然很懵懂的喜欢李筑英，但只是视而远之，并没有接近之意，更无交往之情。
　　 但意外的是李筑英竟主动来答理我。
　　 那次我挑土倒了空担返回时，她跟上了我，问道，喂，你叫什么啊？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不到心中的队花主动关心自己，而且没有再叫我“小孩”，便失了从容，步拙语塞，只好拉下斗笠，说，名字在上面。她看清斗笠上我的名字，说，姚歌，取得好。会唱歌吗？她又笑着问。这是我来土方队第二个看我名字就联想到我会唱歌的人。前面那个就是老头安司令。现在我倒不喜欢姚歌这个名字，为什么父母偏要给我取这个单名“歌”呢？要是能唱歌便好，恰好相反，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唱歌，因为在我的生活里，是没有过歌声的。记得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谢老师，常在放学后将我留在她的风琴旁，一遍遍地要我唱《社会主义好》，直到她认为能及格了才罢休，可最后还是很无奈地放我回去。
　　 我回答李筑英说不会唱，也不喜欢唱。她又问那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给你取得名字很文雅的，是知识分子吧？我说不是的，他们都是国家干部。她说，国家干部也都是知识分子啊。又问，你怎么这么小就来担土方？我说没书读了，所以来了。她又问我多大了，家住在街上哪里，之前在哪里做事等。总之是她问我答，那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我便觉得她有点象大姐姐。我是家中老大，底下有三个弟弟，父母都是公家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但对我们兄弟几个可以说是生而不养。后来他们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再不过问我们兄弟的生活。我小学毕业后就走向社会挣钱养活自己和弟弟们，从来没有感受过父母之爱。此时的李筑英倒使我有了一些异样的亲近之感。忽然觉得偷看她的屁股很下流，此后便无意再去偷窥她，尽管她在挑土时细腰大臀依然摆得很生动。
　　 在和李筑英说着话时，我斜眼看到陈中专很嫉妒地看我，他只能跟在我旁边她后面听我们对话，却插不上嘴，李筑英对他似乎没有一点兴趣。常见他在李筑英面前讪讪地笑，那长脸便拉得更为生动。李筑英只是冷着脸不正眼看他。
　　
　　 二
　　 李筑英的妹妹李爱英不如她姐那般惹人注意。相对姐姐的活泼，她性格内向得多。也和我一样是那种老实得只听话不说话的人。
　　 李爱英容貌和身材也不如她姐，也许是发育还没成熟。显得单单瘦瘦，同样是两条粗辫也不如姐姐那般光亮。但我觉得她心挺细，每每我去担她上的土，她似早已算好我去挑她的，总是先就上得少了些，待我去挑时，也不再拨些出来，省得旁人多心多嘴。
　　 虽然她们是两姊妹，但当姐姐在工地和一帮年轻人拌嘴嘻笑打闹时，妹妹总是默默地在一旁做着她的事，从不参与。眼睛却也时不时地和我交流。因为我也和她一样，不去关心大家在工地上的开心活动。许是我们年龄小，没资格参与或对他们的开心内容没有兴趣吧。
　　 我知道李爱英喜欢和我接近。也可能她是女人中年龄最小的，和其他大人们本没有多少话语。但和我更没有多少话语，只是她可能感觉和我就算没有太多的话，应该有着共同的心性，因为看起来我的年龄比她小。平时也就她那眼光和我对视的多。所以我们慢慢在不知不觉中接而近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