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用来逃离和回忆的。
　　 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会有很多人骂我，但事实告诉我们古今中外莫不是如此，很少有例外。
　　 曾有一个老作家在自己的遗作中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说过，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万水千山、天涯海角，最终流亡到中国故乡之地。他把故乡作为流亡之地的起点和终点，应该很有特殊的意义吧。
　　 我也曾经假想和尝试过逃离故乡，如在夜色沉沉的晚上，独自开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熟悉的风景在夜色的酝酿下变得新奇陌生起来，此时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感觉好像真是逃离了故乡似的。当然这样的经历多为自己设定的，会少了一些冒险的感觉。
　　 让我最感到具有怀念意义的还是和舞钢市作家协会的几位文友从平顶山返回故乡的那次。天降冬雨，空中生雾，高速不能成行，在选择一般公路返程时，几经周折也没有找到自己熟悉的那条公路，于是只好跟着导航开车。
　　 这真是一场近乎完全陌生的旅行，带着略带紧张和兴奋的心情在公路上穿行，村庄美丽的名字在车灯的照射下像是一道道温暖的弧线投射到我们的心底，如柳林村、尚武营村、茶叶宋村、朝阳村、东柳庄村等。我开的那辆车子就像是一叶孤舟飘动在由黑夜汇成的大海之中破浪前行，颇有些冒险的精神，也似乎感觉真的是逃离了故乡。
　　 个人的经历又算得了什么？那就翻开历史看看吧，华夏五千的悠悠长河，又有哪朝哪代的皇帝把国都建在了自己的故乡，当然有一个“沐猴而冠、衣锦还乡”的西楚项羽似乎考虑到了故乡这个因素。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但每一次的历史性飞跃，都是从逃离故乡开始的。
　　 中国古代文人写下了很多思念故乡的文章、诗篇，但不论是李白、杜甫、《古诗十九首》还是引领建安风骨的七子四言诗，抑或是谱写一段魏晋风度的嵇康、阮籍，甚至是《诗三百》，都很少有描写在家乡怎们样的文章，如果有，只不过是用来怀念和记忆吧。说到文人，就不能不提鲁迅先生，他写了一篇《故乡》的小说，他是何其的高明，告诉我们国人对故乡一贯的态度就是：离去——归来——再离去。
　　 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是逃离而不是离去呢，那是因为每一次的离去都是那样的仓皇狼狈，都是那样的心酸无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时，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屈原先生离开故都郢城时，不也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吗？鲁迅先生不也是在夜幕深沉的晚上，听着船下流动的水声悄然离去吗？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不也告诉我们革命要从家庭开始，要从诀别故乡为起点的矛盾、无奈和悲伤吗？
　　 诚然，每一次抉择都会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更何况是离开自己的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着“南腔”说着“北调”的话呢。还记得有人说过对故乡的认同是由地方方言的交流而引起的共鸣。
　　 中国也有数次以政府名义而进行的人口大迁徙，这些活动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和中华文化包容共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底层人也有为讨生计而主动迁徙的，前段时间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特别是《走西口》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四十年，也是深刻改革中国人观念的四十年，“打工潮”的兴起，让中国成千上万个村庄成了老人和孩子留守的空壳村庄。每年春节父母和孩子的分离又何尝不是逃离？
　　 乡村振兴建设成了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荣获文学硕士、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众多学位的冯俊峰在《乡村振兴与中国乡村治理》一书中指出：“乡村善治是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不论是周代的乡遂制、秦汉的乡亭制、唐代乡里制，宋代以后定型的保甲制，莫不是如此，但最终都没有解决好。
　　 中国开启近代化后的清末民初，以晏阳初“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方案而形成的定县实验，梁漱溟“救活旧农村”的乡村建设方案而形成的邹平模式等知识分子的探索，也有以阎锡山等人倡导的山西村治方案在当时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伟大的新时代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这是逃离在外的人们莫大的福音。不如归去吧，在建设故乡的美好叙事中大显身手。
　　 希望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可以不再逃离故乡，或者是站在高高的云端去回忆和幻想自己故乡的淳朴美丽，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