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可以分为三种：身体上的、精神心理上的、思想信仰上的。
　　 身体上的苦难指长时间的饥饿、劳累、疾病、受伤，甚至致残、致死。
　　 精神心理上的苦难指那些能引起人强烈的自卑、耻辱和悲观厌世情绪的状况。比如学习成绩排名倒数的学生，一直找不到老婆的光棍；工作多年没有什么成绩，多年不得升迁，志向或目标的挫折和失败；家庭成员有痴傻或精神病的；抽烟、酗酒、吸毒等上了瘾想戒除而戒除不了的。
　　 原有的思想信仰（甚至只是某一种价值观念）发生强烈的动摇，而新的思想信仰还没有稳固地建立，价值评价和行为无所适从，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这也是一种苦难。当然，如果思想信仰的变化是渐变的，非根本性的，则构不成苦难。
　　 这三种苦难是紧密联系的，前一种往往会引起后一种，所以有的苦难兼有其中两种或三种的特点。
　　 无疑，有的苦难是一种不幸，比如致残、致死，比如吸毒。
　　 可以这样说，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除了痴呆或智障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甚至更准确地说，好多人正在经历苦难。
　　 什么人可以救苦救难呢？是菩萨？还是上帝？如果他们能的话，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神。神怎样救苦救难呢？
　　 按照一般的观念，苦难可以让人坚强。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还如，“也许因为青年时代，在对世界的感知还混混沌沌的时候，我就毫无准备地抵达了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得过了剧烈的水痘，对类似的疾病就有了抗体，从那以后，一般的颓丧就无法击倒我了”（转引自《毕淑敏感悟心灵》）。
　　 应当感谢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环境，让我们有这样的一般观念。问题是，一般观念不可能指出它本身实现的条件和局限。而没有明确的实现条件和局限，这个观念几乎就不能指导人的行为。“苦难让人坚强”这个观念要真正实现，必定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且它必定是有所局限的。即从逻辑上说，“苦难让人坚强”也只是个必要条件的判断，而非充分条件判断。总之，人们似乎忘了：苦难更可以让人变得庸俗、卑劣。如《骆驼祥子》中让其女儿去卖淫的那个老头，如《悲惨世界》中那些“作恶的穷人”，还如俗话：人穷志短。同样是苦难，为何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其关键又何在呢？
　　 如果没有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思想情感和坚强得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就无法度过苦难；或者说，苦难只能是在投机取巧或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中度过，或者说，苦难就会让人变得庸俗、卑劣。不过，这样的思想情感不能是“拔高”的。
　　 如果没有正义的思想情感，做汉奸也可以说是为生计所迫。如果没有合宜或正当的思想情感，那默默辛苦的工作必定充满了投机取巧和违章违纪。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思想情感，亲人的长期疾病、瘫痪等，我们必定是要逃避的。如果没有高贵的思想情感，那么，你周围的人在吃喝嫖赌，你也肯定干净不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身边既有“朱”又有“黑”，你还是会“黑”，因为“黑”的吸引力比“朱”的大。他们的价值观念将猛然俘虏了你，你先是自卑，继而就是虚荣。
　　 那一个个难熬的夜班，那面对一列列通过不了的火车而长时间的站立！那西风凛冽、寒气袭人的严冬！膝盖的那种冷与疼，有时下夜班睡一觉之后还是不能祛除！而周围所接触的人，不是粗鲁无文、庸俗不堪，就是准流氓无赖。当我忍受这样的苦难时，心里想的，不是“谁让咱没本事来！”不是“钱难挣，屎难吃！”也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是：这是我为所得必须付出的劳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是“拔高”的。
　　 “拔高”的思想情感，即过于高远的志向，在遭受苦难时，往往会使人急躁且“冒进”。如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在长期不得志的情况下，就“冒进”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因而被抓，被流放。
　　 “拔高”的思想情感，即过于高远的志向，在遭受苦难时，往往会使人愤世嫉俗，忧郁成疾，甚至变态发狂。《徐文长传》中所载徐渭即是如此。“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意不偶。”“晚年愤益甚，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到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苏轼对这个问题看得透彻。他在《贾谊论》中说：“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总之，“拔高”的思想情感，即过于高远的志向，在遭受苦难时，往往会如苏轼所言，使人不知“爱其身”，不会“自用”。
　　 一把刀或剑，光有刃不行，这个刃还要有硬度！象这样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思想情感就是刀刃，而信念，就是刀刃的硬度。如果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思想情感变不成信念，一个人也是无法度过苦难的，或者说，他还是会变得庸俗、卑劣；因为在苦难中，功利的诱惑会将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往反面吸引到不恰当的程度。没有苦难时，功利就可能诱惑我们，但未经信念加强的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思想情感就可以抵御功利的诱惑，或者说将功利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有了苦难，功利就更可能诱惑我们，未经信念加强的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思想情感就不能抵御功利的诱惑了，或者说会将功利置于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可以这样说，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思想情感，经过信念的加强，经过苦难的检验，就是伟大。历史上有些高官的变节，就是在接近伟大时，又迈向了庸俗、卑劣。
　　 如李斯的“仓中悟”，也可算正当。但他在沙丘事变时的表现就只能算是卑劣了，且埋下了祸根。而他遭遇的“苦难”，只不过是赵高给他“分析”出来的。由于他的思想情感中没有什么信念，只想保住现有的高官厚禄，所以，当苦难来临时，“仓中悟”的正当，就变成了被小人挟制的卑劣。
　　 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思想情感及信念可以看作是“苦难让人坚强”这个观念的实现条件，而“拔高”是局限，即妨碍观念实现的情况。吸毒也是一种局限，它不可能让人坚强。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苦难对我们“淘漉”的结果，不是狂沙就是金。当我们年老或离世时，攥在手里的，不是一把沙就是一把金。如果攥在你手里的不是金，不能埋怨命运或苦难，而要检视你的思想情感的伦理性质，是否符合“正义的、合宜或正当的、道德的，甚至高贵的”，且是否“拔高”，是否经过信念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