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正是映山红开遍的季节，前往安徽岳西县接受传统教育。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地，一诞生就带有红色基因。战争年代岳西有近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占当时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大别山映山红生态文化大观园”怒放的杜鹃，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它以凌厉的方式直击我甘愿麻木的神经，复活了记忆，诱发了我关于生死的话题。
　　 大观园，位于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境内，距六潜高速出口仅2公里，离县城4公里，是一个以“映山红”花卉为主题的特色园区。
　　 在我的家乡，杜鹃花并不鲜见，但如此集中连片，实属难得。往常一小丛、一小丛也多是红色，这里却有大红、粉红、紫色、黄色、白色，五彩缤纷，又造型各异，令人目不暇接。
　　 摇曳多姿的杜鹃，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与此相关的往事流溢而出，原本潜伏于心的陈年旧事，一经触发竟然桩桩件件都鲜活如初。
　　 与杜鹃相关的记忆，最初源于现代京剧《杜鹃山》，柯湘曾经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女性。她从井冈山到湘赣边界的杜鹃山领导武装斗争，作为党代表改组雷刚领导的自卫军，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救出雷刚母子，清除了叛徒，壮大了革命武装。故事发生地正值杜鹃花开，满山遍野映山红。以此借喻革命已成燎原之势，蓬蓬勃勃。
　　 样板戏诞生于1966年，伴着我一路成长。由于样板戏都拍成了电影，所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当初有“八大样板戏”，分别是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杜鹃山》，还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后来又有“十七大样板戏”之说。或许是到了文革后期，或许是因为样板戏太多分散了注意力，后9部接触较少，戏名也不甚了了。
　　 我从小随舅舅生活，在乡镇完成了按理应该是九年，但实际只七年半的义务教育。那个年代，读书大多是不必刻苦的。除了想方设法找些乡村野趣外，看电影成了最吸引我的文化生活。
　　 记忆中，看电影是一件隆重的事。在我少不更事的年月，十里八乡都有我追逐电影的足迹。
　　 七十年代初期，在汪二公社放电影的是位赖姓小伙，因早年舅舅下放的张家湾，是他的出生地，后来他又是舅舅的学生，关系自然不一般。只要是新片子，他一般都会提前告知。提前得到消息，是很可以炫耀一番的，那种自得妙不可言，至今记忆犹新。它可以让我在小伙伴中具有优越感，可以在小伙伴急切羡慕的心境中提高地位。有时我会卖关子，为的是让他们前呼后拥我好一阵子。
　　 幼年的秘密太多是廉价的，尤其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水果糖、一块蛋黄酥、一支冰棍都有可能撬开我的嘴，坚持总在物质诱惑下摇摆不定。如今想来，其实分享的喜悦更激动人心。我的秘密公开后，我和小伙伴们通常都会叽叽喳喳议论一番，并相约躲过正午毒辣的阳光搬上凳子，早早地去晒谷场占据最佳位子。
　　 最好的位置紧靠放映机，不近不远又处在正中，还可以跟放映员赖叔叔拉呱几句，让同伴刮目相看。有时电影深入基层，到公社所在地以外的大队放映，我则早早吃过晚饭呼朋唤友，走上几里，甚至十几里去“追剧”。大队的放映场更加狭小，我们又从外地赶来，想有好位子是不现实的。我们在人缝中挤来挤去，有时会招致大人的呵斥和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的谩骂，争吵几句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实在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我们会爬上晒场围墙、放映场周边山头，居高临下。如果场面足够开阔，我们也会选择银幕反面席地而坐。虽然银幕形象看来有些别扭，对电影中的人吃饭做事都用左手，很不习惯，但我们觉得新奇，依样比划着，开怀大笑。
　　 “八大样板戏”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我接受的，并因辗转多地多遍观看而烂熟于心。
　　 除了样板戏外，那个时期的电影我大多耳熟能详。《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永不消逝的电波》如数家珍，尤其吸引我的，是少年主角的《红孩子》《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
　　 少年英雄潘冬子，聪明机智，协助宋爷爷、吴叔叔出奇制胜，经过战斗的洗礼，最终成长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他的经历曾令许多孩子倾羡不已，是我们那代人，少年时期的英雄梦。
　　 《闪闪的红星》开始播映，我还处于懵懂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时光，正是崇尚英雄的年龄，潘冬子的出现契合了我的愿望。看完电影，我特别渴望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红缨枪，舅舅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不得不亲自动手。为制作枪头，舅舅找来一块大小适合的木头，用毛笔在木头上划出棱形，再依线条用柴刀砍斫、刮削，每一刀都一丝不苟。我守在旁边，眼光随柴刀起落，心情也随之起落。终于木枪头有了它应有的模样，舅舅为使其精致美观，又怕粗糙的木头弄伤我的手，于是就找来砂纸，一点一点细细打磨。记得当时制作红樱枪穗，颇费了一番周折，给好不容易找到麻线染色，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不得已舅舅把改作业用的红墨水当作染料，红墨水易上色也易褪色，为避免枪头、枪杆染花，染色后的麻线要一根一根晾干，然后取出其中的一两根，将剩余的捆在上面固定形成大小合适、疏密有度的一圈，卡进枪头与枪杆接口的凹糟里，才算是大功告成。舅舅做的红缨枪，周正、光滑，在我眼里与潘冬子那把相比，毫不逊色。我爱不释手，耀武扬威了好一阵子。年岁日长，那把红缨枪最终不知流落何处，只记得我对它爱护了好长一阵子，为避免打湿绝不在下雨天使用，也绝不转借他人使用。
　　 有了红缨枪，伙伴间的游戏大多模仿《闪闪的红星》进行，有潘冬子，有春伢子，当然也有胡汉三。有一回我饰演冬子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当春天来临，映山红开遍山坡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我们把片头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主题曲《映山红》唱得走腔走调，但歌词烂熟于心，我们和冬子一样总是热切期盼春天的来临。
　　 至于《闪闪的红星》到底看了多少遍，我已记不太真切了。正当我被映山红开遍山坡的画面，搅扰得日思夜想时，有一天，舅舅给我带回一大把鲜艳欲滴的红杜鹃。当时，我扑进他的怀里，用手环绕着他的脖颈，狠狠地在他脸上亲了几口，他顿时满意的一只手将我抱起，另一只手将花举至我胸前，我红扑扑的脸在杜鹃的映衬下更加娇艳粉嫩。
　　 经过舅舅推波助澜，杜鹃花就那样在我心里扎根，并葳蕤成长。
　　 1977年，毛岸青、邵华在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了《我们爱韶山红杜鹃》，并随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因为有之前关于杜鹃花的记忆铺垫，我格外衷情这篇以杜鹃花寄托哀思的散文。以一个十多岁少年的情怀感知，红杜鹃被作者比作星星之火、朝霞、烈士的鲜血的深情厚爱。
　　 《我们爱韶山红杜鹃》，写出了亲人永别的缠绵深情，写出了执着追求的坚定信念，写出了继承先辈遗志和未竟事业的不屈精神。实际上杜鹃花是一个载体，作为一种象征被賦予了特殊的意义。我也因此获得了全新认识。
　　 接下来备战高考的日子，我消减了闲情逸致，被迫专注于书本好好学习。在铅山一中补习的日子里，我住在学校分给舅舅的那间房子里。那间房子原本是间办公室，年久失修，破旧的地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传来老鼠上窜下跳的脚步声。整栋办公楼依山而建，即便是晴天，也阴森森的，有些怕人。每到春天，向后山眺望，偶尔看到一两簇盛开的杜鹃，一下子压抑的内心顿时敞亮起来，仿佛前程也随之明朗起来。
　　 有一年，陪同我同学两姐妹去祭奠她故去十年的母亲。冒雨抬着自制的花圈，走了十多里田间小道和山间小路。那天特别冷，凄风苦雨又打湿了衣服和鞋子。走到墓前，妹妹拿出早就拟好的祭文，刚开腔就念不下去了，哽咽着一字一句，终于泣不成声，突然，扑咚一声，她跪了下去，趴在泥地里大哭起来。当时，我站在旁边强压感情，在她悲伤的哭声里也禁不住落泪来。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生与死的距离，无从丈量，因为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根本就无路可通。
　　 渐渐地雨停了，原本焉不拉叽的映山红一下子直挺挺地站起来，经过雨水的清洗愈加娇艳。我惊叹它的顽强，惊悚它的血色意味，与之前对它的感觉大相径庭。
　　 舅舅是在一个4月的血色黄昏遭遇车祸，突然故去的，到2019年4月已经30周年了。30年过去，对舅舅的死，我并未完全释然，也还有一些恩怨没有放下。许多年我一直希望屏蔽与舅舅死亡相关的信息，不敢探究一个鲜活的生命是怎样在瞬间消亡的，以致于我记不清4月22日，还是23日是他的祭日。又因为清明，每年4月，在我匆忙的日子里处处充满哀伤，共同生活的美好总会在潜意识里复活，游走于心间梦中，欲罢不能！
　　 舅舅是位中学语文老师，曾在穷困潦倒的日子，把自己简陋的居室戏称为“三味书屋”。至今我还记得他阅读典藉时摇头晃脑的样子，还记得他重吸慢吐轻烟氤氲若有所思的样子，还记得他突有所悟奋笔疾书的样子……如果他活着，一定可以在相对宽裕的日子里享受生活，可以和我交流读书心得、切磋书法技艺，可以在含饴弄孙的幸福中成为诙谐幽默、通达乐观的飘飘长者，一个精瘦、白发、长髯、长衫，仙风道骨的飘飘长者！
　　 舅舅的坟地在一处山边田头，紧偎他外婆的坟墓，那是舅舅孩提时最疼爱他的长辈。不曾想一语成谶，舅舅的一句戏语圈定了他的最终归宿。
　　 舅舅的坟头也有一棵杜鹃，他安葬的时候开得正灿烂，每年的清明都有它迎风摇曳的身影，今年突然不见了。我想，杜鹃花也有灵性，或许它知道经年累月砥砺成长，我不再喜欢热闹和招摇，它则以隐匿的方式提醒我放下，宽谅别人，也解放自己！
　　 冥冥之中，杜鹃花给我启示，见与不见，它都在那里，静静地抽枝吐蕾、开放凋零……即便短暂，亦是一次生命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