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仪可以说是七十年代那一拔年青人中的佼佼者，她二十岁的时候就以一部名为《酷死你》的长篇小说崭露文坛，这本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增印了一百万册，这在近年不景气的出版界和整个图书界都是少有的，不可思议。其实，她的成功也并没有什么曲折艰辛的奋斗故事，作为年轻的一代，司马仪可不是那种善于用吃苦头这种方式砸开成功之门的人，恰恰相反她知道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优势，充分开发自身和周边的有利资源，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她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
　　 说起来，司马仪这个外表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女孩子，内心却蕴藏着一股灼热的激情，她与人说话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是听别人说，自己则温文尔雅地望着你，像一名温顺听话的小学生，一旦她说起话来，就是那种斯斯文文的样子，谈吐小心而有条不紊。
　　 二ＯＯ三年春节后，我跟她相约到湘西凤凰县去采风，乘火车到岳阳，然后换乘朋友事先订好的一艘运货的船经洞庭湖溯沅江而上（我们是为了了解沿江的风情，特意走水路的）。
　　 船行半路的时候，为头的船工突然称自己感冒了，将船靠在岸边不肯再走。我走出船舱向船工询问情况，问他要不要上岸找医院看病。船工只是低着头，默不吱声，看不出他是患病的样子，其他几名船工则在各自的位置上望着这边笑。我又说我身上带有治感冒的药，我去拿来给你服用。船工立刻拒绝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这感冒已经很重，一般的药是没用的，你们还是上岸吧，免得传染了你们。司马仪站在我后面，没有说话。当时天色将晚，船上一共有四个船工另加我们这两个搭船的女人，此刻被困在上不挨天下不着地的荒郊野外，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与那个船工谈了一会没有进展，他非要我们上岸不可。这时司马仪悄悄拉着我走到一旁，她说这个船工根本没有什么感冒，他大概是认为我们乘他的船太便宜了，有意卡我们多给些船费吧。我恍然大悟，看来这几个船工确实是嫌我们的钱给少了。于是我提出再多给一点。当我要走过去与船工交涉的时候，司马仪又拉住我的手，轻声说我去跟他们谈。说着她大步走到那个船工跟前，一脸真诚地微笑。她轻言细语地说，我们一眼就看出你并没有患感冒，你可能是觉得我们的路费太少了吧。虽然当初我们谈好的是那么多，现在你却认为吃亏了，所以改变主意要我们上岸，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你们要我们上哪去乘车呢？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多交一些路费，但不能太多，一百元怎么样？船工的脸红了一下，他睁眼看了她一会，同意了。于是司马仪从身上掏出一张红色的大钞递给船工，随即船又起锚前行。到了目的地，我拿出五十块钱给司马仪，她瞪着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望着我，连声说算了算了，这路费我出了。可是后来吃饭和住宿她却依然坚持ＡＡ制。出来的时候听别人说司马仪不好接近，经过这次采风，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热情很认真的人。
　　 回来后我们都投入到各自的创作中，没有再联系。时隔半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司马仪在北京签名售书的消息——她的一部描写湘西苗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飘然出世了。我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来读，才看几页就被她那浓郁的抒情笔触和生动的苗乡风情所打动，那天我连晚饭也没顾得做，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充满现代气息的小说，只是那里面一些露骨的性爱描写让我有些目眩，司马仪不亏是个美女作家，她的文字就是充满了一股飘逸的女人气味。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听说司马仪卷进了一场争论。有人著文批评她故意用个人的“隐私”招来读者，纯粹是为了挑逗读者的感观，以售自己低劣的文字，是一种违背了作家良心的不负责的做法云云。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司马仪没有反驳，她一直沉默着，以至于我们这些朋友都替她捏了一把汗。倒是有一点令我吃惊，司马仪在舆论上保持着沉默，而她的所有著作都出现了空前的热售局面。但是细细想来，她是在以柔韧平和的手法，不露声色地利用了舆论界，把自己的名声越炒越大。这也许就是司马仪这个美女作家出奇制胜的有效技巧吧，她这种办法，别人是怎么也做不出来的，虽然比她还要年轻漂亮的女作家大有人在。
　　 我又想起了那次与司马仪的湘西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