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与她“四个口袋”的家属
　　
　　 六七年的春天，那场运动又上了一个台阶，军队进驻了几乎所有领域，我们这个中学在市中心，当然不会被遗忘了。当兵的端着枪，校门口一站，有模有样的。我们几个早就没课上的学生进校门时总喜欢调侃那个当兵的：“你这枪就是烧火棍，子弹的没有。”
　　 我们就是逗他，引他张嘴，探探虚实，你没有子弹了，我们的胆子就大了。
　　 当兵的笑笑，眼睛专注于对面，对面有个卖酒酿元宵的摊子，小老板一揭盖子，桂花香的酒酿味就飘出来，当兵的喉结就咕嘟一下，有时是两下。
　　 学校里有个当兵的不是兵，他的绿军装有四个口袋，那时四个口袋就是军官，模模糊糊代表着军衔，官儿多大就不知道了。只要他在家就会出来，是来买酒酿元宵的，大家知道他不吃，是给他老婆吃的，他老婆是我们学校的政治课老师，二零五班的班主任陈月梅，所以他得算作咱们第八中学的教师家属，专属陈月梅老师。
　　 陈老师卅岁左右，农村里的妞，读书仅读到了初中，也不知是什么样的后台，把她空降到了八中，于是初中生就教起了初中生。有人说她是田埂边的一朵花，有点像陈喜的媳妇春妮，春妮笑起来迷人，可以打倒整个好八连，陈老师能打倒多少人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她笑，印象里她就是上政治课的严肃样儿。
　　 “家属”端着一碗元宵进学校大门，来到当兵的面前。我们几个人看着，杨子松说：“这狗日的站岗小兵怎么不敬礼啊？”我说：“吃不到元宵，生气呗！”英要武说：“他们没关系，他又不是驻军，他是大湾机场的，礼拜尾坐火车回来，没火车就走回来。”
　　 走回来？三十里地啊，看来爱情的力量不可低估，常常可以冲锋陷阵的。
　　 文革时革命群众分成了两派，这夫妻二人都是D派，提到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那四个人立即浑身发抖，热泪盈眶，恨不得下暴雨，在他们看来，好像我们这一派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陈老师有个嗜好，列宁装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个小本子，一支钢笔别在上荷包上，很有文化的样子，喜欢钻人堆，哪里有人辩论了她就往里挤，也不忌讳别人的侧目，听到谁说什么了，她马上记下来。学校里的精英老师，出身有点问题的都躲着她，她不在乎，照样和人家打着招呼，家里做饭缺点油盐什么的，也照样去人家借。
　　
　　 都是大粪惹的祸
　　
　　 学校的厕所很有时代特色，独立于教学楼外，男厕这边就有十三个蹲坑。下课铃响了，大家争先恐后上厕所，晚了那十三个蹲坑肯定是满满的，你就得痛苦地等。
　　 我们这些学生把它叫做“人肥厂”，后来又知道这个人肥厂和陈老师有着特殊的关系。
　　 农民找不到化肥，于是就把鼻子伸到城里的人肥厂。有关系的找关系，没关系的就大打出手，经常为了一个厕所争打得头破血流。
　　 陈老师的老家就在郊区不远的千坡山村，那时叫生产队，队里来人找到她，提着新鲜蔬菜四时瓜果央求她帮忙，她一口答应，她和校支部书记关系不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厕所的边上搭了一间棚子，生产队遣了个人来看管这人肥厂，是个中年女人。白天她照顾本队的来人挑粪，晚上不敢睡死，提防着有别人来偷粪。
　　 那个时候干什么都得顺着风，叫紧跟形势，说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于是学校晚上就增派人员值班，学生当中拉了几个人顶数，我不幸被抽中了，学校说半夜管饭，两块烧饼。
　　 那天夜里我吃完烧饼，困意就上来了，这旮旯就我一个，我看看四处静悄悄的，哪有什么阶级敌人，便去教室里拖了一张椅子，半坐着打瞌睡。正迷糊着，听见有人叫唤：“有人偷粪啦！”我一睁眼睡意全消，全身的筋都胀起来，叫唤的人是我们的又一位政治课老师邹什海，他喜欢在学校开大会时指挥我们唱歌，胡乱地打着拍子。此时他双手比划着指明贼人的方向，又像指挥我们大合唱了。远处两个人影挑着粪筐往大门方向跑，邹老师一马当先奋起直追。
　　 毕竟这两个人挑着的是两筐粪，气喘吁吁的，还没到大门便停了下来。邹老师走向前准备说话，这两个人一挥粪勺，不偏不倚，一团屎便打在邹老师脸上，邹老师蹲在地上，我们几个没一个上去搀扶一下他，看着两人扬长而去。
　　 这时看厕所的中年妇女来了，“人呢？逮住没有？偷了我四筐粪呐！”
　　 围绕着这个厕所总是有故事，教师们的宿舍就在它后头，生产队每次来人掏粪都拿着粪勺在坑里搅来搅去的，那味道熏得老师们叫苦不迭。
　　 后来又发生了丢东西的事情。教我们历史的王天云老师说挑粪的人偷了她的钢精锅，告到支书那里。支书急忙唤来陈月梅老师，“人是你招来的，怎么脱得了干系？”站在支书办公室里的还有那个毕恭毕敬的中年女人。
　　 陈月梅老师当然不认账，说：“这些都是我们依靠的贫下中农，是很淳朴的乡下人，我们怎么可以歧视他们、诬陷他们？”说着说着竟然抽泣起来，继而一跺脚，“书记啊，这是报复啊！”
　　 书记不说话了，这招很灵，牵涉到政治立场立竿见影。贫下中农和陈月梅老师都是无辜的了，三人都转过头来，把眼睛瞪着，意味深长地看着王天云，王老师气得脸红脸白的，差点没晕过去。
　　 老师里面也有有心的，教动物课的尹德方，他心思细，他领着我们解剖蚯蚓，那时的小小年纪才知道一条小蚯蚓居然那么复杂，肚子里什么都有。
　　 这一天课上了一半，厕所那边有味道飘过来，大家知道千坡山来人掏粪了。尹老师就去关窗户，突然不动了，眼睛神定的一样看着厕所那个方向，他说了一声：“大家坐好别动！”便径直出了教室，又把头伸回来说：“陈国欣、杨子松你们出来，跟着我！”我们俩特高兴，狗颠一样地随着。
　　 到了厕所的后面，那位农民已经把粪池的盖合上了，准备挑着两桶大粪走人，尹老师上前从后面摁住了他的扁担。
　　 “你等等，别走！”
　　 “嘻嘻，是老师啊！”
　　 “把粪倒回去！”
　　 “我不是偷粪的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个粪勺在粪桶里死命搅和，熏得人睁不开眼。这时邹什海老师不知何时到来，他一把夺过了那粪勺。
　　 尹老师说：“陈国欣、杨子松去把粪倒回去！”
　　 这个人的脸色变白了，絮絮叨叨一句话：“我家三代贫雇农哟！三代贫雇农哟！”
　　 陈月梅老师的脸挂不住了，支部书记黑沉沉的脸也不看一眼陈老师。王天云老师嘴角上挂着微笑，眼眶里都是泪。
　　 我和杨子松又有了新任务，跟着陈老师把这个人送回她老家千坡山生产队。这要两个多小时的狗颠，我们俩个头大，不知道此行是保护还是警卫，我想是见证人吧。
　　 这位农民兄弟真是有神力，我们跟着都是浑身的汗，他悠哉悠哉十里路不换肩，轻轻松松到了千坡山，传来了狗叫声，他像狗一样的高兴，到家了，他正常了。
　　 陈老师叫我们站在村子当间，她是回家省亲，亲亲热热和老的少的打招呼，接受亲戚姑老表的羡慕眼光，陈老师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留下我们俩伫在那里，木讷讷的。
　　 有几条狗冲我们跑过来，明显的不怀好意，杨子松说：“没事的，别跑！”我怕狗，一条条都是呲牙咧嘴的，我的腿直发抖。
　　 我一溜烟地跑了，杨子松瞧着狗多势众心虚了，他才走两步就摔倒了，几条狗蜂拥而上，对着他的小腿肚子就嘎巴一口，血顺着狗牙朝外流。
　　 他是被板车拉到医院的，缝了二十多针，打了两次狂犬疫苗。
　　 陈月梅老师提心吊胆了好多天，校委会里的人义愤填膺要处分她，上面空降来了电话，几个人合并脑袋挤在一个听筒上听，听完都蔫了，她仍然是政治课老师。
　　
　　 狗肉不那么容易吃到的
　　
　　 自从学校停了课以后，我们这帮学生白天搞搞派性斗争，晚上我们就窝在一起吹牛，想想坏点子，琢磨上哪儿找乐子。三零三班的小麻子崔可发，小个子，蔫着头，蹲在墙角，像是谁撂在地上买菜的篮子。还有那个足球踢的不错的他的同班，叫什么名我忘了，只记得他的外号叫蛋包，站在小麻子边上，好像一脚要把他踢开。还有英要武和我。
　　 杨子松被挤在门框边上，看着我们嗑瓜子，等到出点子的时候，蛋包抓了一把给他。
　　 杨子松是个方人，脸是方的，胳膊以下大腿以上也是方的，他的脚板是平的，弓不起来，所以走路没弹性，跑不快。班主任应老师领我们去火龙岗劳动，他打赤脚啦，大家看他走在泥巴上吧唧吧唧的，晚上睡在土屋里挠痒，才知道他是平脚板。
　　 到乡里打狗，这个主意是杨子松出的，他说他会扒狗皮，刀要快，他一边说着一边摸摸腿上的伤疤。
　　 几个人基本一拍即合，只有小麻子崔可发哼唧哼唧的，但想到狗肉的香味，便冒了口水，说行。
　　 我们准备自行车，英要武说：“陈国欣早就会骑车，技术好，你带着杨子松。”他把高帽子给我戴上，我只好闭嘴，看看身体吨位挺重的平脚板，他对着我嘿嘿。小麻子和英要武一部车，蛋包自己一部。我们带了两根棍子，一根带着绳索的套狗杆子，杨子松坐在我屁股后面举着那根狗杆子。
　　 那天晚上硕大滚圆的月亮刚升起来，我们就从撒满了月光的地里穿了过去，像剪纸贴上了皮影。
　　 好像是到了大湾，深夜了，这个时机最好。
　　 小麻子突然喊了起来：“看见了，有狗！”几个人齐刷刷停下，放倒了自行车，脑袋像被线扯着一样地扭过去。两条狗，一黑一白，正在亲热着。
　　 我激动地握紧了棍子要上，杨子松拦住我：“等等呐！”他压低嗓门咬着牙，英要武说：“听他的，他有经验。”
　　 于是大家就等，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两条狗，又看看杨子松，看着那公狗趴了上去。
　　 蛋包说：“上了，上了！”我看看棍子，有点耐不住，杨子松说：“别急，等它连上。”
　　 蛋包又说话了，“连上了，连上了！”杨子松说：“急个屁呀！”
　　 蛋包说：“完啦，下来啦！”
　　 杨子松：“上！”他端着套狗杆子不慌不忙朝前走去，满脸笑嘻嘻的。
　　 杨子松说：“陈国欣那黑的是公的，打公的！”我喊道：“叫你骚！”一棍子照头下去，那狗惨叫着
　　 英要武又是一棍子，狗的惨叫更瘆人了，杨子松说：“陈国欣你手太善，棍子给我。”他拿起棍子只一下，狗就不动了，我准备拎狗呢，这母狗用屁股拖着没气的公狗，朝亮着灯的大草屋跑去。
　　 杨子松报仇心切，提着棍子穷追着，看看要追上了，那草屋的门哐当一下子敞了个大开，里面呼啦啦出来十几个人，不好了，生产队里开大会呢。英要武说了声：“快跑！”小麻子崔可发跑在最前边，我紧随其后，英要武、蛋包步子像鼓点一样敲在后边，只是可怜了杨子松，谁让他一马当先的呢，大平脚板又没弹性，跑得慢，跑了几步就被冲上来的二哥摁倒在地了。
　　 “是你打的啊！”
　　 英要武说：“回去救他！”
　　 小麻子说：“他们人多打不过啊！”
　　 我的心寒寒的，举着棍子回头，冲着二哥做雄狮状，浑身上下一麻一麻的。
　　 英要武冲着蛋包一声吼：“把枪掏出来！”蛋包哧溜一下，那黑呼呼的手枪握在他的手上。
　　 “有枪啊！蛋包你有枪啊！好狗日的你！”
　　 那个时候城里人两派武斗都有枪，热热闹闹地打，
　　 “大哥，大哥，别开枪，狗你拿走！饶命！饶命！”他们喊我们大哥了，他们怕死。
　　 杨子松爬起来甩了二哥一耳光，蛋包说：“狗……狗……”英要武一瞪眼，蛋包不嗤声了。几个人这回就是失望透顶的黄鼠狼，钻到公路边，跨上自行车，马上就风驰电掣一般，小麻子说：“我们出来是干嘛的，为什么不要狗呢？”英要武没好气，“还要狗？等等让二哥看出枪是假的，我们就跟那狗一样了。”
　　 杨子松说他的背疼，喉咙干得要冒火，这个时候路过飞机场大门口，一位当兵的端枪站岗。我们嘻皮笑脸向那当兵的讨水喝，那当兵的不给，还把枪栓拉了一下。
　　 大家垂头丧气，一路上杨子松叽里咕噜骂人，不知是骂二哥还是骂刚才那当兵的。我噗嗤一笑，杨子松说：“笑个屁呀，老子浑身疼，哎哟！”
　　 一晃眼，两三个礼拜过去了，杨子松腰上背上的膏药也拿了去，几个人又在一起吹牛，想想再去哪儿使坏。
　　
　　 连上了，连上了
　　
　　 我们中学的大门是很少全敞开的，尤其是被几个乡里来的二哥偷粪袭击以后更是终日紧闭，在二哥的特殊武器面前紧捂着。进了大门就是一座矮矮的花台，花台的周遭一圈的碎砖，文革了，它被冷落，没人理它，几根枯枝，三两落红，簇簇杂草，一阵风起卷走了残叶，露出了黑土和一块块尖尖的石头。
　　 周末晚上，几个人就在这花台前胡吹，那个站岗的士兵也快快活活地加入我们。身后也就是大门内的一侧，是座老房子，斑驳的墙，顶上的小片青瓦，像道士的长袍和头上戴歪了的方帽。墙上靠地面有个窗户，窗户后的房间有一半在地下，陈月梅老师就住在里面。今晚窗户亮着，她的那位“四个口袋”回来了，是从湾里机场赶回来的。
　　 蛋包又说了：“上了，上了。”
　　 杨子松说：“早呢。”
　　 蛋包急了：“连上了！连上了！灯都灭呐！”
　　 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记得一块花台上的尖砖从英要武手中飞出去，不偏不倚准准确确地砸破了陈月梅老师的窗户，灯顿时灭了。不一会儿噗嗤一下又亮了。
　　 蛋包说话了，“完了，下来啦！”
　　 我们几个像没事人一样，嘻嘻哈哈继续谈笑风生。
　　 “四个口袋”怒气云霄地横扫出来，他的步履像沙场冲锋，他的双眼像有一股真火，他握紧的双拳嘎吱嘎吱响。
　　 “你们是学生吗？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吗？谁干的？”
　　 大家都摇头，陈月梅老师紧跟在后面来了，她直冲着我说：“陈国欣，你是革命干部子弟，你爸爸也当过兵，你说是谁干的？”我摇了摇头，毫无表情地看着她。
　　 没人正眼看他们，四个口袋和陈月梅老师被撂在一边，大门外的路灯透过高高的泡桐树叶照在他们的身上脸上，树叶儿一晃动，他们的脸色也就跟着一明一暗、一白一黑。
　　 我们几个故意瞎喊，一会“啊”，一会“哟”，一会“真的呀”，“四个口袋”想打又不敢，我看到陈月梅老师在抹眼泪。
　　 又是几个礼拜过去了，学校大门口依然是当兵的握着枪，笔直地站在那里。
　　 陈月梅老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参与围殴、打击迫害张松坚校长、应亦长老师、胡希夫老师等老师。她的恶行、“二哥”的愚昧、我们的荒唐，这是一段人性被运动扭曲的历史，没人有权力叫我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