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母亲的复仇》，片长将近两个半小时。在同类题材中，让人感到一种有意的拖沓。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它其中诸多堆砌的情节，当然，如果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剧情的安排，的确存在许多的“无意义”。但是当你把这部电影当作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事件（本片也确实是因真实案件改编的），你的观看体验就会好很多，简而言之，就是你看一次谋杀和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区别，对于喜爱这类题材的观众来说，更多地带给人情节满足和心理快感的，当然是后者。
　　 除此之外，这部片子还有一个巨大的亮点，也就是结尾的情节安排。这样的情况比较罕见，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剧有着一个石破天惊的开头，中间也不错，结果烂尾了；而这个剧前面的剧情一般，基本是为了满足观众准备就绪的欲望，但结尾的升华就直接赋予了这部影片一个文学意味。就是这个结尾让这部影片不再耽于讲述复仇的故事，让我们的理解角度也不再仅局限于法律或母爱，而是直接触及到了人性的层面。
　　 先说说故事的结尾。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母亲开枪射杀了强奸女儿的罪犯。但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二点：
　　 第一，这是在无力的法律下不得已而展现的人性力量。按照影片宣传语的说法就是，“法律触碰不到的地方还有母亲”。凶手们被当庭释放让母亲对法律失去了期望，转而寄希望于自我的力量，来代替法律行使权力，促使母亲做出这一举动的内在推动力有两点，一是母性，二是对正义的追求。
　　 第二，母亲射杀凶手的枪，是警察给的。我们知道，当警察遇到罪犯时首先想的肯定是将其绳之以法，走法律程序，依法判罪。影片中的这名警察在看到身为母亲的戴维琪拿起枪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希望她放下枪，但转念一想就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他把母亲手上的枪（母亲手上拿着的是凶手的枪）换成了自己的枪。意思就是，你杀了他吧，我愿意和你一起犯这个人性造就的错误，于是人性的力量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下超越了理智，占了上风。
　　 这一刻的超越在整部影片中的地位为什么我会如此看中？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按照之前的情节模式安排这一幕会怎样？母亲可能就听了警察的话，根本不会开枪了。这在前面的情节中是有依据的。回想之前的复仇，母亲简直像制订了计划一样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她给人的感觉甚至不像是一个复仇者，而像是一个作案者。但为什么她最后开枪了？我想解释至少有两点，首先是“最后一个”，这是复仇的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结束了，母亲复仇的使命就结束了；其次是这一次母亲与嫌疑人的位置颠倒了，以往是嫌疑人在明，母亲在暗，而这次嫌疑人在暗，母亲在明，这一变化使母亲的愤怒达到顶峰。当然，这两点解释都是基于人性而言的。让人感动的事，编剧在这之中加入了自己的情感。父亲中了嫌疑人的枪反倒没死，这件事作为劝母亲放下枪的理由从警察嘴里说出来显得很多余，因为这件事丝毫不会减少母亲的复仇决心，那么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一个——编剧觉得这一家人够可怜了，不愿再让悲剧发生了。
　　
　　 二
　　 从这一角度我想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流苏一直被范柳原牵着鼻子走，在上海、在香港都是如此，范柳原一直处在这段感情的主动方。范柳原和白流苏的交手每一次都是他赢，吊足了白流苏的胃口，但是最后一次，战争来了，范柳原决定立即求婚，才真正地去爱白流苏，而这正是白流苏一开始的目的。《一个母亲的复仇》中的斗争双方给人的感觉与《倾城之恋》很像，就是在前面一直处在下风的，最后一刻反败为胜。同样的模式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也有体现。
　　 更深一层，这部影片让我联想到了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简直就是《河边的错误》在现实中的上演。同样，在这部小说里，点睛之笔依然在快结尾时的那一次射杀，但这个射杀不是程序般的警察射杀犯人。第一，这次射击是在法律之外的行为；第二，射击者马哲的身份是公安局刑警队长；第三，被射击者是一个杀了许多人的杀人犯，但他是个疯子。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法律拿一个精神病人毫无办法。这个疯子做了些什么事呢？首先是杀死了幺四婆婆，这是个孤寡老人，而且正是她收留的疯子；然后又接二连三杀死了一个男人，一个男孩；这些在他是可控的，也就是直接行为，不可控的是，工程师许亮在这一事件中被无端当成了重要嫌疑人。虽然办案人员没有任何证据，但他们的自以为是一再认为：疯子没有杀人动机。于是精神崩溃的许亮在迷幻中看到了河边一个被害者的人头，他脆弱的心理承受不了这种宿命般的捉弄，糊里糊涂自杀了。这可以算作疯子的一次间接杀人。总而言之，正是疯子的这一身份和办案人员的自以为是，在河边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最后就有了这一出——被疯子愚弄了两年多的警官马哲恼怒至极，亲手射杀了疯子。
　　 人性对理智的超越在这个小说中体现得并不十分饱满，或者说不是主要的，马哲的射杀不像那位母亲，他在扣下扳机的那一刻神智十分清楚（虽然人性的力量也使他射杀了疯子），比如他想到射杀这个精神病之后他要去坐牢，甚至他还愿意在这之后直接去自首，非常冷静；而母亲不一样，她的复仇非常克制，直到最后开枪的那一刻，人性的光辉显示出了它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这才体现出了与马哲的不同。
　　 除这之外，我想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故事中共有的荒诞因素。《河边的错误》里，不正常的人（疯子）是正常的，他的行为完全符合一个疯子的身份，而正常的人反而是不正常的。比如办案人员认为“疯子没有杀人动机”而把他排除在嫌疑人之外；比如见证人许亮的精神失常，他越想证实自己，越是受到嫌疑，几次的杀人凶杀都是他首先撞上或幻觉到的。这些荒诞因素使小说具有了反讽的意味，超越了写实的层面而展现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类生存情境。而在《一个母亲的复仇》中，警察的给枪，母亲开枪，当一个人的人性成为他行为的主导因素时，又何尝不具有着荒诞、反讽的意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