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晌午，知了落脚的老刺槐，成了一个最大号的音箱。不独老刺槐，榆树、枣树、桃树，都藏了数不清的知了。尖锐而略带颤抖的声音在树杈与树杈之间，树冠与房屋之间，房屋与草棚之间聚合，撞击，回环，卷成一个裹挟着某种神秘力量的涡旋，要把一户人家连根拔起，托举到高高的空中，大鸟一般飞走。
　　 关于那天的知了声，在我长达三十四年的记忆中，总是有两个判断相互博弈：“真实”亦或“幻象”。它们各执一词，针尖对麦芒，彼此谁也不能说服谁。积累日厚的控辩词，盘根错节，爬满每一根神经线，严重到时常干扰我的正常思维、坐卧起居。但医生说，这种对于某一情景的记忆强迫不是疾病，医学无法干预。
　　 娘坐在老刺槐下的大蒲墩上，用竹筷子算卦。算卦之前，她先往堂屋的灯龛上烧了一炷香，在伟人像前磕了三个头。据说，娘小的时候是不迷信烧香磕头的。她开始做这样的事，起因是我三岁那次药王庙会上走失。看样子，娘的筷子掣签并不顺利，她请姥姥配合着，反复了三四次。“哎，动了，开始动了，朝着东南方向动呢。”“嗯，是动了，真在动。”她们俩窃窃私语，声音有点打颤儿，但还是被我的耳朵捕捉。我从里屋出来找水喝，刚好瞄到她们的胳膊在动，身子也跟着微微地倾斜、颤动。
　　 我始终也不知道她们的算卦方法属于何门何派，却清晰地记下了声音颤抖着说的那句话，“朝着东南方向动呢。”筷子朝着东南方向动，到底是一种什么卦象，以至于让娘和姥姥那般激动。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原因指使着她们合谋制造了那样一个卦象？这个疑问，在我粗读关于阴阳的文章之后，已经不再是疑问。东南，方向上合巽卦，人物可指代长女。巽卦，说明想求的事情会顺利。
　　 娘的香不能白上，头不能白磕。她必须得到一个巽卦。她真的得到了。可我不买这个账。高考之后，我心情烦乱，娘也一天两三回扯开嗓子训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她越如此我越烦。屋子里闷热，空气要爆裂的样子。
　　 分数还没公布，我预估了358分，上一年本科线是350分。一般情况下，每年的录取线不会有太大的起落。真落得这个预估的分数，即令上不成大学也铁定能上大专，再不济也能上中专。总之，过完暑假，我笃定要走，要离开这个家。对，离开家。我不知道“离开家”将意味着什么，但脑海里这三个字，让我的烦乱中掺杂着兴奋。我笃定是要走的，不用相信那些卜卦。
　　 那是1983年，新的高考已经进行过六届。村里有几十名青年男女通过考试，迁了非农业户口，到城市读书。前两三届学生毕业后，由国家分配了工作，成了公家人。有个叫小英的女孩，是独生女，分到沧州教书，在那里结了婚。她的父母春冬两闲到城里跟着闺女待上几个月，再回村里，气色红润，皮肤白细，走在街上与人聊天，膛音洪亮，中气充足。
　　 我隐约从小英们的前程中确定了自己的前程。我的父母，自然也期待着我的那份前程。进一步说，他们还从小英一家的前程中隐约想见了一个家庭的前程，包括他们自己的前程。与我娘一样，多少家长悄悄在手心里攒着劲，要给孩子推一把，托一把，好让他们顺利跳过一个神奇的闸口，一夜之问化为蛟龙飞凤，离开家园，改变命运，改换门庭。
　　 在未卜的前程面前，我在跟娘怄气，娘也跟我怄气。她时而说着心口不一的话。“闺女大了，翅膀硬了，早晚得飞。”“出去了就别回来了，外头多好，没人管，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些话，如同掉到地上摔碎的碗茬，顿挫中是锐利的锋芒，刺人心窝子。稍有空闲，她却一点点为我到外头念书做准备，拆洗被子，买新褥单子，做鞋，缝裤子，甚至还缝了两条红内裤、一条红腰带。老刺槐树上蝉声开始稀疏的时候，学校要开学了。搭人家的便车去保定，可以省下三块多钱的路费。半夜，全家人陪我在公路边等车。黑暗中，开着大灯的卡车在我们身边嘎然停下，灯光晃得人不得不闭上眼睛。说话，装行李，上车。突然的嘈杂，让歇在公路边老槐树上的知了有些惊慌，“唧——了——”“唧——了——”振翅而逃。
　　
　　 二
　　 通常，蝉声聒噪的夏天，我们家的老刺槐是很忙碌的。上午的树荫，供姥姥和她的老姐妹纺线，拐线，绗被缝，拆布条，搂纸牌，哄孩子。中午，一群闺女媳妇拽来草席，搬来凳子、蒲墩，纳鞋底、织毛活、绣兜肚、扯闲篇。到了后晌，树底下支一张矮方桌，放学回来的孩子趴着写作业。黑下，娘把一条艾草和香蒿编的草辫子倒挂在老刺槐旁边的墙上，辫梢点燃，火头明灭。烟气丝丝缕缕跟着风的牵引飘散，草香微辛，呛得人不由咳嗽。人的体味招引来一团一团蚊子，又被烟气逼迫得四散。左邻右舍男女老少则闻着草香凑过来，有的手里还端着半碗饴铬条儿。老刺槐底下的消夏会，一直要到下半夜露水濡湿草席。
　　 村子里有年纪的槐树很是有几棵，有国槐，但多数是像我们家这样的老刺槐。最老的刺槐，超过了一百岁，也有的说超过二百岁。超过百岁的树，人们就不再计算它的年纪，也真是没办法再计算。栽树的人去了，甚至栽树人的儿子、孙子都去了，谁还能计算树的年龄呢。说起来，只一句“老爷爷的老爷爷栽的”“老辈子传下来的”也就完了。至于七八十岁、四五十岁、二三十岁的刺槐，却不算多。刺槐喜欢串根，好繁育，又耐活，成材快，木质也刚硬，五六龄的树，就能掂对着做铁锨把、镰刀把、磨面坊牲口棚的椽子，树长到二十年，盖正房做檩条保准没问题，三十岁往上的树，打纺车、推车、平板车、生产队的胶轮大车。有几户人家，能等到一棵树活过七老八十？还在那里闲着不用？大刺槐少，小树却栽得满沟满坡，至于院落里，也总得栽上一两棵刺槐树。一到春天，槐花层层叠叠，把村庄藏得深深的。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村庄应该叫槐树庄，而不是双楼郭家庄。因为，村子里明明白白都是一排排鱼骨刺一般排列的黄白泥土房，根本没有楼，更甭提双楼。姥姥说，双楼当然有过，我们院子西北角的空地儿，就是其中一座楼地基的边缘。楼前有并把儿五棵老刺槐，是楼主五儿子小时候栽的。村里所有的刺槐，都是双楼下老刺槐的子孙。我们家的这棵，当然也是。我出生时，我家的刺槐已经有三十多岁。这在一个三岁孩子的眼里，已经足够老了，所以我喊它老槐树。
　　 老刺槐一世是棵顶英俊的树，长身玉立，连个明显的疤痕都找不见，如云的树冠荫蔽少半个院子。家里盖不起新房，也就不再打它的主意做檩做椽。有个骑水管自行车串着村子买树的外乡人，在我们家门外转了好几天，找人说合想把它买走。姥姥辞说，我家不卖树，这棵槐树，我还得留着打纺车、打小推车。她也真是计划打一辆新的纺车、小推车呢，家里没有，用起来总是东借西借的，人家麻烦，我们自己也麻烦了。纺车、小推车，都是一户人家少不了的重要家什，某种程度上还象征着殷实与否。姥姥嘴里嚷嚷着要砍了老槐树打家什，却没有行动。除去最严寒的冬季，她总是坐着自家编的麦秸蒲团，在树下纺线或拾掇活计、哄孩子。我十七岁离家上学，老刺槐一世己过知天命之年，依然安稳如初。那年，同村考上大学的还有两三个。一时间，孩子考上大学的人家，成了村里人谈话的中心。这些人家，也都栽着槐树。但人们却这样描述：边家胡同的二小子考上了，东南街老黑家的三小子考上了，还有一个，是大槐树底下老郭家的大姑娘。或许正像姥姥说的，村里栽的槐树，都是双楼下老刺槐的子孙，所以，只有双楼郭家的后裔，才有资格以槐为记。
　　
　　 三
　　 那年春天，我准备结婚了，妹妹要高考，弟弟也即将升入初中。老刺槐二世的花开得繁密出奇，一对养蜂夫妇，从几百里地之外拉着蜂箱赶来，在村边的白河河湾里扎了营，据说就是冲着我家的一树好花。同样的槐花，能否出产上等蜂蜜，只有那些有经验的养蜂人才知道。
　　 大约是我读大学的第二年，我们家举家搬到白河之阳的另一个村庄，泊庄。这是父亲所在的村庄。爷爷早给伯父和父亲分了家，房子是妹妹出生后才盖的，里头是肘坯，外边青砖罩面。善于持家的姥姥，老早就让娘把老刺槐一世“串”的一棵小树苗栽到婆家。小树苗长成大树，又“串”出一棵小树，刚好在我家分得的西窗下，生的地方好，没挪窝儿就长成了一棵高高大大的树。
　　 老刺槐二世其实不老，它比我妹妹岁数还小，比我弟弟也大不了几岁。自从河对岸的老宅连同老刺槐一世一起被卖掉，它就被我叫做老刺槐二世。像我们家这样，从一个村庄迁到另一个村庄，在那个时候的冀中平原，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人们在一个村子里住下来，便祖祖辈辈待下去，每家每户知根知底，形貌、脾气、人性，至少能往上捌四五辈儿。我们是从姥姥家门上朝奶奶家门上搬。父亲已经从青海调回本县工作，我们姐弟三个都慢慢长大了，爷爷给我们分的房子还闲着，我们却挤在1958年发大水之后村里帮着盖的两问土坯房里。搬家，再正常不过。如若不搬，才会惹人闲话。人可以轻易挪动，屋子里的物件，也可以分毫不留，但我们却搬不走老刺槐一世。被随同房子一起卖掉的老刺槐，再也不属于我们。所幸，我们已经拥有老刺槐二世。
　　 属于我们家族的刺槐树有很多棵，被我编入世系的却只有两棵。就像我们村庄每一户人家都栽刺槐，而只有我们双楼下的后裔，被称为大槐树底下郭家。老刺槐二世岁数不大，却是一棵颇见过世面的树。
　　 新房盖起不久，我舅爷夫妇从甘肃回老家省亲，看看他一母同胞的老姐姐，我奶奶。回家的舅爷住在新砖房里，奶奶给他蒸槐花面团、烙槐花鸡蛋饼。第二年夏天，槐花凋谢新叶如玉，奶奶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离开人世。不久，爷爷主持两个儿子分家，天热，爷爷请管事的人们在槐荫下坐着写分单。树影摇曳，凉风浸浸，俩老先生惊奇：没留神过，这房盖起来才几年工夫，就起了这么大一棵槐树。
　　 大喜大悲，经见的多了，一个人内心就变得纹理粗大，耐压耐受。一棵树，见证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是不是也会比另外的树早慧、多思、耐活。
　　 父亲下了狠劲地经营我们的新家。只要有空闲，他便推起小推车到村外找土，推回家垫院子。新房子的房基，原本就是父亲回家探亲时慢慢垫的。他每年探亲从青海几千里地赶回家。一回到家乡，马上由一名出色的会计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庄稼人，一天几十趟去白河边的闲散地里挖泥土。似乎只有垫房基，才是父亲探亲的真正意义。冥冥中注定，由父亲亲手垫房基盖起的新房，以抓阄的方式最终落到了父亲的名下。父亲要把低洼的院子垫起来，在堂屋两侧各栽一棵树，爷爷要他左手栽石榴树，右手栽香椿树，靠南头儿让小路，拉个院墙开东南门，门里开水道儿，水道儿东栽一棵马奶子枣树。爷爷说，槐树来福，椿树益寿，石榴和马奶子枣，都是子孙树。父亲经营院子，娘却在花更多的心思“经营”孩子。小英们的现在就是娘给我规划的未来。在我考取大学后，她的心更大了，一门三个大学生的愿望悄然在心底萌生。她变得愈加迷信，初一十五烧香，甚至把我考上大学归功于原来的老刺槐一世。她相信拥有老刺槐一世正宗血脉的刺槐二世，同样会给我的妹妹弟弟带来好运。
　　
　　 四
　　 也是一个蝉鸣的季节。
　　 城市里知了很少，叫起来声音低沉喑哑，路上的汽车、练歌房里的音响、工地上的电锯、居民楼里的电视，只要其中一个发声体在工作，就把它的嗓门给覆盖净尽。
　　 就算听到知了叫唤，娘也不会在意。她的心思全在一件大事上搁着：她儿子、我弟弟上午即将举行婚礼。头天下午，我陪着娘在小区附近的理发馆收拾头发。她选黑色染膏，染过的头发乌亮乌亮的，比二十一年前送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年轻。穿起簇新的衣服，配一双平底咖啡色鹿皮鞋，娘在天光刚刚爬上窗格之前就打扮好，在卧室、客厅、厨房之间来回溜达。只等吉时一到，楼下的婚车车队就会载着弟弟和迎亲的人群去迎娶美丽的新娘。娘要当婆婆了。
　　 弟弟的新房，临时设在我家一间十平方米的卧室，而不是老家的青砖房里。1989年父亲过世，1995年姥姥过世。老家的三间青砖房只剩下娘一个人。娘说，她一点也不孤单，家里还有老槐树二世。姥姥和父亲，也走得不远。他们挂记着家，时不时借着娘的某一个梦，回到家里，屋里院里溜达着，看看槐树，又看看石榴、椿树、枣树，甚至跟娘聊一聊老大、老二和老三。他们都说，可着一个村庄，就数娘英明，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娘盼着弟弟把工作也找在省城，再娶个知冷知热的媳妇，这样，她最小最疼爱的孩子，就真正在石家庄落了脚、扎了根。
　　 娘唯一没有计划到的是，因为三个孩子，她最终也成了一个城市移民。独有老刺槐二世，守着那三间青砖老房，分毫不能挪移。应该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从1977年到2017年的40年间，到底有多少孩子考出农村落户城市；又有多少父母，因为孩子移居城市而成为游走城乡之间的候鸟；甚至像娘一样彻底迁徙。面对高考那个庞大的命运闸口，娘一定没有预设到自己老年之后会迁居城市的卦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