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拥有的第二件大的农具是一部水车。
　　 如果单单从体量上来说，这部水车并不算大。它很短，大概只有两米长，也不是用脚踩的那种，比那种要轻便灵活得多，它是用手摇的，因此构造很简单，只一个车筒，一串车板，一个小小的可以升降的木头架子，以及两根摇手柄。车水的时候，把架子插到水里，按水位的深浅调整横档的高低，然后把车筒的尾部搁在架子的横档上，令车板能够吃到水。而车筒的头部则搭在近人的泥坝上，人站在离车头两尺的位置，将两根摇手柄套在转轴上，双手一前一后错落相向地摇动起来，水就哗哗地上来了。
　　 要是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象这种全靠人力使唤的器物具实在太落后了，看着它几乎会令人产生一种“穿越”的感觉。可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却也已经算得上是比较先进的农业机具了，这正是它称得上大农具的原由。
　　 在当时，一个生产队大都只有一台水泵，是用柴油机带动的，生产队里每次抽水都必须安排很“专业”的人手才能把水抽上来，一般的人是使不动这个会冒烟的家伙的。农田承包后，原先的生产队都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三，生产队的名称也改成村民小组了，每个约莫组十户人家左右，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小组就正好是十户。生产队里的那台柴油抽水机用抓阄的方式被另外一个小组抓去了，剩下的两个组就没有柴油机，只有脚踏的水车。好在后来的事实证明水车比柴没机更实用，也更方便，因为柴油太难办了，况且一般的人家也没有用摇手柄发动柴油机的能力。象我们家当时的那种情况，就算有人送一台这样的抽水机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用，非得请师傅才行，因为柴没机是真正的机械化设备，即使到现在也不算落后。
　　 水车可就不一样了，它所包含的技术没有抽水机那么复杂，对于使用者的要求也普遍较低。问题是每个组里水车也只有一部，盛夏的大旱天里需要抽水保苗的时候，得一家一家轮流用。可是田里禾苗是经不住这样的等待的，如果一味等着用水车的话，只怕禾苗早就枯死了。于是农人们只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就是用料勺和脸盆，捊！当时，正值胡耀邦同志上台当了中央的总书记，于是刚刚被包产到户的农人们就在劳作之余用当地土话自编了一首民谣，大致的意思是：中央上台胡耀邦，料勺脸盆当水泵，粮食多到吃不光，社员群众都说好！
　　 从这首歌谣里看得出来，农人们尽管用料勺和脸盆捊水捊得很辛苦，但他们的心里是高兴的，安乐的，是怀着满腔的希望的，并且都很感激胡总书记。
　　 分田到户开头一段时间里，我们家给稻田灌水也是用的料勺和脸盆。接秆稻下田的季节正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尽管那时候我还只有十二、三岁的年纪，但“料勺脸盆当水泵”这种很具有一点《诗经》意味的原始性劳动，我也着实地经历过几回。
　　 有一次，当然也是在暑假里，母亲因为有别的农事要忙，就叫我帮她给一块刚种下禾苗不久的水稻田捊水。我家的那块田离取水的池塘有二十多米路，之间虽有一条小水沟，但池塘的水面不够高，水流不出来。我用料勺把水从池塘里捊到小水沟里，水就沽沽地流进稻田里去了。我每每从一数到一百就得停下来休息，并趁机往田头跑一趟，去看看水漫到什么程度了。从池塘里接连不断地往上捊水真是件很累人的辛苦活。可是每次观望都很让人着急，因为水流得实在太慢了，天又那么的闷热，刺眼的阳光晒在身上焦辣辣的，全身上下早已被油汗洇透了我恨不得跳进池塘里去洗个澡。
　　 差不多捊了有两个钟头，眼看着太阳都快落山了，当我再去田头看的时候，那水总算漫遍了四个角，并且可以淹没脚背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老台门里六奶奶的外孙飞飞背着一块小方板从村口那边走过来。飞飞比我大三四岁，住在县城里的，放假的时候常常会到外婆家来做客。他虽然也还在读书，却已经是个很赶时髦的人了，每次到乡下来，总喜欢做一些出风头的事情。有一种叫做“吉他”的乐器，我就是在他那里第一次见识到的。一开始我不知道那东西叫“吉他”，以为是琵琶，因此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跟飞飞在一起的，因为他总有许多新鲜古怪的玩意儿，有好多都是我所没有见识过的，而这一天他又做了一件让我大开眼界的稀奇事。
　　 当飞飞走到我捊水的地方，与我打招呼时，我问他背着的是什么。飞飞说那是画夹子，画图画用的，他说他要到田野里去“写生”。我约略知道写生就是画图画，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个写法，所以很想跟去看一看。正好田里的水已能漫过脚背，觉得已经足够了，即使两天以后又被晒干了，大不了到时候再来捊，于是把手里料勺胡乱一扔，就跟在飞飞屁股后头一起去了。
　　 两个人往田野里走了有一里多路，到了一个开阔的地方，飞飞停了下来，很老练似地往四下里看了一圈，最后对着西边被晒得有些泛白的青山和将要落下去的日头，说是要画落日。他坐在那里画，我就站在那里看，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一段不很短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忙完了手头上的事情，就到捊水的地方来看我。她一到池塘边上就大惊失色了，因为不光看不到我的人，最要命的是那把料勺已被一晃一晃的水浮到池塘中央去了。母亲以为我准是淹下去了，当场就哭着喊着唤起我的名字来，那样子简直就要发疯了。好在正巧有一个刚刚从田野里收工回家的村人看到了，赶紧告给她说：“你儿子啊，在太平桥头看人画图画呢。”
　　 儿子有了着落，母亲于是收住了哭喊，随手就从池塘边的桑树上折下一根手指般粗细的枝条，一边走，一边扯着桑枝上的叶子，怒气冲冲地前往太平桥头来寻我。由于我和飞飞两个人都很专注，所以，当我发现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到了跟前了。我一看母亲的脸色和她手上的桑树枝条，知道这下非要挨打不可了。我虽然心里吓得不轻，逃却是不敢逃的。都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我即使当时逃脱了，可早晚总要回到家里去，现在越是逃得快，一会就打得越厉害，因此只有眼巴巴地等着桑枝落下来。母亲果真不由分说地用那枝条在我小腿上狠狠地抽了两下，同时有些情绪失控般地凄声怨骂道：“你这个冤孽！你这个冤孽！”
　　 好在，画画的那位老兄倒是个挺仗义的人，见到这个凄壮的场面，赶紧扔了画板拦住我母亲，替我分辩道：“哎呀，舅妈，不要打，不要打，是我叫他来的。”
　　 扯光了叶子的光杆儿桑枝果然厉害得很，挨过两下后，我那光溜溜的小腿上立时就起了两条很粗很粗的乌青杠子，疼得极烧心，比那三伏天的太阳真焦辣得多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游泳了，母亲似乎完全不必担心我被淹下去。然而，天底下这一类被称之为“母亲”的女人，大概天生都有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发觉她的孩子有了不可预料的危险时，任凭她平时有着如何的聪慧和理智，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上，却都被急火攻心的糊涂淹埋没得一干二净，除出担心和焦急之外，什么分析能力都没有了，至少在危急刚刚发觉的那一刻，她们是没有丝毫思维能力的。
　　 后来，母亲觉得老是靠料勺和脸盆捊水终究不是个长远之计，得想个别的办法才好，于是就跟我外公去说了。外公当然是有办法的，他们家向来就有两件私有的大农具，一件是稻桶，另外一件是一部丈八的水车。只可惜这部水车只有车筒和车板，却没有车架和踏脚，车架和踏脚到哪里去了呢？不知道！
　　 按理，农田承包以后，这两件东西应该可以重新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了。但是，外公他们村里的“农业现代化”确实比我们村里建设得要好得多，他们村里早就有了农用电和电灌站了，打稻用的都是电动机，连脚踏打稻机都派不了用场。而灌水则是村里统一安排，由电灌站把水直接送到各家各户的田头，要用水的人家只需把缺口一打开，不多时，田里的水就满了。而我们村，不要说在那个时候，就要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接通农用电，电灌站就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了。
　　 应了我母亲的要求，外公把那部丈八的水车当中截断了，凭着自己多才多艺的双手，把它改装成了一部手摇式的小水车，而后用他自己的那辆手拉车，照例步行五十多里路，把水车送到了我们家里。从此以后，我们家就不必再把料勺和脸盆当成水泵，而走上了“半机械化的农业之路”，至少在灌水这个领域上，在村里属于比较领先的了。
　　 这部水车用起来极为方便，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领。现在想起来，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像脚踏的水车那样，在车水的同时，还能发出那种既十分单调、却又非常婉转悠扬、能传得很远很远的“咿咿呀呀”的歌声。它只有车板拍打水面的那种很短促的、如小鸭子接连不断地跳入水里去似的那种“扑扑扑扑”的低沉的击水声。
　　 不过，正应了“穷有穷的烦恼，富有富的烦恼”这句老话，自从有了这部小水车以后，我们家的烦恼也就跟着来了，那就是借的人太多。
　　 务农人家难得遇上真正风调雨顺的好年头的，每一年的旱情几乎是常态，因此，不管是早稻季节还是晚稻季节，在稻秧下田之初到三耘结束的那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上门来借水车的日子几乎是不存在的。有好些日子水车根本不进家门，而在村子里轮流转。当有人到我们家里来借时，就只能告诉他水车在谁手里，那人于是就直接找谁要去了。而有些时候更是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水车到底传到了谁家手里。好在村子里有这种水车的人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此要找寻回来倒也并不费事，况且父亲在水车的一侧用墨笔写了“风调雨顺”四个字以外，还在另一侧上写了他的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