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两个亲外婆，年少的我和伙伴们在一次玩耍时随口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就有聪明的孩子反对，说不可能，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两个就是两个，我是个懂事很晚的一个人儿，上初中的时候还不辨亲戚关系，即使知道了还是很模糊，比如舅与母亲的关系，一直也认为有两个亲外婆是正常的事情，本来就是那样，他们只有一个才是不正常呢。
　　 一个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叫做“谢岗”，另一个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叫做“周小庄”，在西面，为了辨别清楚，我管家是谢岗的外婆叫“谢岗外婆”，家是周小庄的叫做“西乡外婆”。两个外婆的年龄都不差上下，都是慈祥和蔼的老人，她们对我都是一样的亲近，从没有感觉出她们哪一个对我有明显的疏远冷淡。孩子们的自制力太差，做错事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孩子们能做出很多危险的事情，但自己却不知道那种危险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伤害，比如在柴禾窝里玩火，在离家几里地、而且很深的围堰里洗澡，上在很高很高的树枝头上，把炮竹放在玻璃瓶子里放，把农药、老鼠药当做美味享用，所以孩子们都是讨大人嫌的，但两个外婆从没有对我板着面孔严厉地训斥或者不轻不重地、做做样子地吓唬我，每当我正疯玩得兴起，她们总是在一旁不厌其烦地一再叮嘱：“孩子，小心点！”不知道两个外婆相互认识不认识，但在我的记忆里她们是从来没有走动过的，也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相对来说，她们在我的印象里，谢岗外婆保留得更深更早，谢岗在我们村子的东面，是邻村，至多有二里地，只隔了一条小河沟；“近”给走动造就客观上的便利，而周小庄离我家有十五里路，路也不顺，“远”让走动主要在逢年过节，平时很少。那时的农忙季节，大人们经常在夜里还要下地干活儿，那是我们还小，睡熟了就是自己被偷走也不知道，哪里还能照看门户？这时候谢岗的外婆就来了，住到我们家里。老人们不知道是因为操心还是本来就不睡觉，几岁的我在深夜醒来的时候屋里的煤油灯总是在亮着，谢岗外婆不是在收拾这就是在收拾那，此时家里也总是难得的干净，什么东西都是摆放得有条有理。我有个现在说起来都脸红的毛病，我尿床一直尿到初中，在学校里我不敢晒被子，其实尿床的时候自己也总是知道的，每次有了尿意总是慌里慌张地找地方，寻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或是厕所里掏出来鸡鸡就尿，一尿完马上就醒了，糟了，这才知道是在做梦，是尿到了床上；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尿床，但只要谢岗外婆在我们家里，我尿床的次数相对少了很多，谢岗外婆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喊我，千呼万唤，我才迷迷瞪瞪地醒来，闭着眼睛在外婆的引领下尿了尿。谢岗外婆很少住在我们家里，也很少吃饭，一个七十多的老太太，虽然身体硬朗矍铄，但大家还是为她担心，但这种担心对于她来说是多余的，她往往是在晚上吃罢晚饭来到我们家里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回去了，昼伏夜出，是她在我们家里的行动习惯。后来听母亲说，很多时候她并没有让谢岗外婆来，是她自己要来的，我家里的情况，似乎她比我们家里所有成员更了解，需要她的时候她会准时地出现。
　　 长大了，知道了家庭更多的往事。
　　 我们家在很多艰难的关口，都是在谢岗外婆家度过的。
　　 我们家是地主成分，原有的房屋都被分掉，父亲是一个乡村教师，常年在外漂泊，我的爷奶在父亲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实际是一个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人，父亲的家其实就是谢岗外婆的家，母亲嫁给父亲的前些年，原本就没有在我们自己的村庄里生活，一直住在谢岗的外婆家。相对我和其他姊妹们来说，大哥对于谢岗外婆家的感情远远比我们深厚的多，我大哥就是在外婆家出生的，也是在那里成长的，由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到光着屁股的孩提时代，再到无忧无虑的少年，大哥许许多多的美好记忆都是关于谢岗外婆家的记忆，人生之初许许多多的快乐时光都是关于谢岗外婆家的时光。大哥的名字和我们姊妹几个有明显的不同，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也是按照着舅家老表们的字牌起的，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外婆家大家庭的一份子了，他和舅家的老表们已经融入了一种亲弟兄们的情谊，这和他们后来维系着一种旷世持久的来往有着必然的联系。上个世纪六零年是一个自然灾害加上特定的历史时期，母亲和我的一个姐姐在家生活，我姐姐已经七岁了，但还是被饿死掉了，当时大哥还在谢岗外婆家，在大家遭受着同样灾难的情况下，虽然大哥也被饥饿折磨得面黄肌瘦，但还是还是躲过一劫。母亲也已经面目全非、几乎认不出来，事实上母亲在家再呆上两天，她的生命也就会停留在六零年，黄土地里再添加上一个坟头，因为母亲接连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加上失去女儿的悲痛，她已经头晕目眩，只想昏沉沉地睡去，这时候幸好谢岗外婆赶来了，来了一看情况只说了一句：闺女，咱们回家！文革时期，我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到周口西华县劳改场改造去了，生活的担子全部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我的母亲——一个个头瘦小单薄的村妇，抚养着几个孩子，里里外外全靠她一把手，体力上的劳苦，精神上的歧视，一个女人和一个家庭生存的窘迫境况不言而喻，好在有外婆家的帮助，当父亲回来时，还是一个好端端的家，完整的家；要知道，那时像父亲这样情况的，多少的家庭都是家破人亡或者是妻子离散。
　　 我没有见过我的谢岗外公，但父亲母亲经常提起有关外公的事情，当时我并不以为然，现在的我觉得谢岗外公简直就是一个奇人，一般人只能望之项背，虽然谢岗外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世俗之人。秋收农忙时，外公晚上在场里看庄稼，毫无疑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盗贼的；但有一次真的来了盗贼，他醒着，那盗贼正迎着他的对面，他乘着朦胧的月光看到了那人的真面目，遇到了这种情况，郑板桥老前辈留下了吟诗驱贼的千古佳话，谢岗外公不会吟诗，但也没有佯装地弄出任何声响来以示提醒，他竟然轻轻地翻过身去背对着盗贼，那盗贼是一个他所熟悉的人，他发现之后怕盗贼发现他，怕那贼难堪，结果是那盗贼偷走了几捆子的谷子。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干了一件一生都难以启齿的事情，他在子女的面前从没有说过，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那年卖了一头驴，那头驴是家里唯一值钱的家当，是母亲辛辛苦苦喂养的，卖的钱用来是买房子的，说的好好地，第二天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房子，是一个家庭的必要的硬件，存在生活的基础，当天晚上他却神使鬼差地去赌博了，输掉了半个驴的钱，买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成了泡影，父亲不敢说，他哪敢说啊。不久之后谢岗外公来了，父亲本以为要被狠狠地数落一顿，但谢岗外公什么也没说，似乎他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问他还缺多少钱才能把房子买下，父亲嗫嚅着回答了，没想到谢岗外公是有备而来的，把缺额补上了。自此以后，我家才算有自己的房子，才算有了真正的家，在这个家里，有了二哥，有了姐，最后有了我。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家里生活着，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多年之后我才确定无疑，我的谢岗外婆并不是我的亲外婆，亲外婆是西乡外婆，西乡外婆才是母亲的亲生母亲，谢岗外婆和我母亲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父亲一生娶了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就是谢岗外婆的亲生女儿，听村里的老年人们说她很长得很漂亮，也很知书达理，但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就患上了当时叫做“老鼠疮”的疾病，这种疾病现在应该叫做“淋巴结核”，在那年代这样的疾病是不治之症，谢岗外婆唯一的女儿死掉了，她没有生育，被埋在村里的东岗地下头，孤零零的一个坟头，坟头很小。我家的责任田离那个坟头很近，常常路过，但在我结婚之后、有了儿子之后还不知道那是谁的，知道了每在上坟的时候也被疏忽掉，事实上在脑海里就不曾存在，我从没有自己一个人去给它烧过一张纸，磕过一个头做过一个揖，不曾想过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寥寞的、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坟头在我的生命中至关重要，是一个家族和另一个家族相通的必要纽带，当然，这都是谢岗外婆的女儿所不知道的，不知道身后关于两个家族许许多多的事情。
　　 后来父亲又娶了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妻子才是我的亲生母亲。
　　
　　 二
　　 我姊妹四人，两个哥，一个姐，我。
　　 我父亲是一个散漫惯的人，一生都在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他的人生真谛，说精神财富远比物质财富更重要，这一点没错，可能是人们公认的一个真理，但我一直怀疑他是在遮掩家庭的窘迫，推卸自身责任的自我安慰、寻找心理上的平衡，他一生一世所获得最大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就是由谢岗外公资助购买的的房子，房子属于“老房子”，老房子就是土坯瓦房，低矮窄促、破旧昏暗，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老房子，父母二人一辈子就在老房子生活，直至终老。虽然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的物质都相当匮乏，但村里已经开始了第一茬的变化，土坯房子被青砖蓝瓦房所代替，娶媳妇有三间青砖蓝瓦是首要条件。
　　 没有房子，家庭成分又不好，我大哥的个头又矮，多重因素，我大哥的婚事成为一个难题，事实上，像我大哥一样境况的那代人，他们很多都打了光棍，或者结婚很晚，有的娶了四川女人，他们是无辜者。谢岗的小舅在县城，在当地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文革前在县里组织部任职，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在银行系统当领导。小舅把大哥安排了临时工，在一个单位食堂里做饭——伙夫，临时工在现在看来连屁都不是，但在那个年代，似乎也是香饽饽的。应该就是冲着大哥是一个“有工作”的人，这才有人肯给大哥提亲事，才有姑娘嫁给了他。大哥的婚事有点骗婚的味道，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后来大嫂总是这样骂我大哥：“驴屎疙瘩外面光”，赶到现在，这样的婚姻恐怕是靠不住的。
　　 大哥可能是遭受了他所成长的时代太多的歧视，似乎这个社会愧欠他的太多，造就了他成为一个典型的愤青，有了一点的委屈便要发泄，隔一段时间不弄出一点动静来就好像他就不存在了，动不动就是告状上访，他站在政府的大院当中破口大骂是人们经常提起的谈资。那时候政治环境远不如现在，民告官往往是没有把官告倒，自己却被弄倒了，弄倒了还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是谁弄的，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这样真实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我的大哥一直安然无恙；不是没有人不想弄他，对他心慈手软，早恨之入骨，中国官儿的职业和特长实际是研究社会关系的，他们就是睡着觉也非常清楚旮旮旯旯里、隐蔽或者不隐蔽、大大小小的关系中的来龙去脉，听说几次都是在要对大哥采取措施时，他们看到了大哥背后的小舅，但我知道，真的没有了小舅，大哥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性格使然。但境况绝对也不是这个样子。
　　 二哥整个一生似乎都没有摆脱掉小舅的庇护，但他也是让小舅最痛心的一个人。
　　 二哥上中学的时候就在跟着小舅，当时小舅的家庭并不富裕，全家人仍都还在谢岗乡下。二哥高中毕业后，小舅安排他到银行做了储蓄员，但二哥错了两次帐，每次都是伍佰元，那时候他们的工资每月才三十元，三十元也就是高工资的，无奈，小舅又安排他到一个厂子里做会计，但二哥并不领会小舅的苦心，他还抱怨小舅给他安排的都是临时工，是的，作为那一带人，他们的思想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利为所欲为，因为这小舅得罪了不少和他有着真正血缘关系的亲戚，就是临时工，小舅也没有答应他们。也就是在这期间，二哥也结婚了，并不麻烦，虽然家境并没有改观。后来二哥孑然一身去了新疆，但有幸的是他并没有做盲流，没能切身体会到当年盲流者那种非人的遭遇，因为他带着小舅的亲笔信，小舅的舅家老表在新疆兵团工作，那封信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些客套话语和嘱托，而是一种信誉和力量，因为小舅的舅家老表当年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也受到了外婆家的救济，外婆家对他们的好他们一直也在默默地铭记着。
　　 我姐是天底下最笨的一个人，学习成绩总是一塌糊涂，家务也做不好，她瘦小单薄，口笨嘴拙，在她身上发现不出有任何的优点或平常之处；可能是只有她一个女孩，父母有点偏爱，一直担心姐将来的生活，不知道将来的农活能她折磨成什么样子。老天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姐却是天底下命运最好的一个人，幸运还是因为小舅的缘故，小舅也把姐安排在一个厂子里做工。实质上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跳板，我姐才嫁在了县城，完成了由一个村姑到“城里人”的世俗过程。“三年学成秀才，十年学不来买卖”，没有人说我姐是做生意的料，但起初我姐在街上练摊，到现在做服装生意，生意不能用红火来形容，但维持养家糊口绰绰有余。城里人的姐夫并不敢歧视相貌近乎丑陋、如此平庸的姐，姐从来不做家务，一直都是姐夫做的，现在我外甥子已经二十多岁了，他还在做。
　　 每想起年轻时的所作所为，真的是极其幼稚、荒唐可笑，比如上学这等大事，九零年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当时宣传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是“双向选择”，意思就是不包分配，不包分配上大学干嘛啊，白白地浪费青春，这就是“读书无用论”的开始，我放弃了复读，义无反顾，决然悲壮。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没有复读的同班同学不足十人，参加复读的，在第二年，第三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总之非常惭愧，没能从这一条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根本之路上走出去。父亲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却也第一次激起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职责担当，他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解决我的人生前途，因为他没有勇气向小舅求助，两个哥哥和姐的事情已经紧紧地堵上他的口，我们的不争气让他的颜面扫地，他无法张口。父亲向单位申请了理由，这种理由有点倚老卖老、无赖耍孬的味道：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未没向单位提过什么非份要求，像我这样的老同志，有的让其子女接了班，我没有，有的同志的境况比我强得多，但单位都给予了照顾，我没有。父亲单位答应了，需要很多的程序，所谓的程序，事实上就是盖章的事儿，在最后的关头，缺少了一个章印儿，一拖再拖，父亲彻底没辙了——没有人事关系，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自身又没有能力，办一件事情没有那样简单。当然，随后由于小舅的介入，一切迎刃而解。此后，我便在令人羡慕的“国企”上班，有了将近十年的“工人”人生历程。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我结婚的时候属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裸婚”，只花了二百块钱就成立了一个家庭，尽管妻子从来不承认这种事实，从没有因为后来我由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农民变成一个行色匆匆、四处漂泊的农民工而说一个悔字，也没有因为家庭窘迫而说一个怨字，生活上的艰难而说过一个苦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