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有记忆时起，宝元就是一个老人了，事实上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总觉得宝元不是一般的老头儿，六十岁的老人的动作缓慢，反应迟钝，不管干什么都跟不上节拍，更何况农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大都呈现不同程度上的弯腰驼背，但宝元的身板还是笔直笔直的，走起路来异常地轻快矫健，听不到脚步声，姿态也很端正，就像是在上体育课练习正步走；孩子们曾经猜想他是不是武侠里传说的某个深藏不漏的高人，身怀绝技。
　　 眼镜在孩子们的眼里并不稀奇，老人们的老花镜，老花镜大都是胶腿儿，腿儿很长，所以老人们戴老花镜的姿态神情是那样的一致性，眼镜不是戴上的，是耷拉在脸上的，你和他说话，他抬头看你并没有通过眼镜，脖子勾着，眼睛向上翻着，嘴向下撇着。老花镜并不常戴，只是在看字或者是做针线活儿时候才戴，所以在孩子们的眼里村里是没有人戴眼镜的。宝元却一反常态，他的镜框是明晃晃的铁腿儿，也很合适，不会耷拉下来，看人的时候不需要向上翻着眼睛，也不需要习惯性地、不时地向上推，他就面对面地看着你，目光在镜片后闪烁，格外的清澈闪亮。可能是除了睡觉，只要见到他，他就戴着眼镜，眼镜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的孩子们都问他喊“爸”，他是村里当时唯一一个当“爸爸”的人，假如没有他这样的先例，我怀疑是不是村里也就不会有爸爸，一直就是伯伯，爹爹、叔叔等的延续，就是有，也不知道会要晚上多少年；确切地讲，就是他改变了代代人们传承了多少岁月的父亲称谓。乡村人称自己的女人大都是“屋里人”“婆娘”“娃儿他妈”“老婆”“妻子”都羞于出口，宝元称他的妻子是“太太”。他谈话也是有套路的，不像一般人那样头上一句脚下一句，冷不丁地腰上再插上一杠子，而是有板有眼、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和说评书的味道一模一样，其实许多走街串村的艺人未必能有他这样的水平。村里人们都爱听宝元讲故事，他也爱讲，只要愿意，他就能和你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里，听宝元讲故事真的也是一种享受。
　　 宝元夫妻第一次出现在村里情景当年的人们记忆犹新，村里人们第一次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做富有，什么叫做高贵，什么叫做漂亮，那种富有高贵漂亮让常人穷其一生也不能获得，不可思议，可能就像虫子仰望天空一样的高远辽阔，宝元的妻子穿着一件旗袍，大红色的，图案是绿色的枝叶花朵，色质鲜艳，抚摸上去就像摸着了冰块一样的凉爽光滑，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做成的，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绸缎”吧。人们大大开了眼界，在许多村妇里的眼里，她们任何的一样嫁妆、甚至是一生的所得也绝抵不过那一件旗袍。当时人们并不知道那叫做旗袍，旗袍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们都说那是大裤衩。男人们惊艳的不仅是宝元妻子的旗袍，更惊艳的是宝元妻子穿着旗袍走路的姿态，一走动，旗袍两边的缝隙就张开了，他们的目光随之张开，从裸露的脚跟一直划到大腿的根部。宝元妻子的一件旗袍，被村里人们津津乐道了好多年，成了村里的某种象征和荣耀。别说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即使现在二十一世纪——现在已经相当开放时尚潮流的今天，旗袍在乡村都市并不算太流行，不是不喜欢，而是不敢，更多的成分是自卑。
　　 迄今为止，宝元是村里唯一一个会唱京剧的一个人。京剧虽被尊为国剧，但在地方上一点也吃不开，家乡人随便一个人都能哼上一段地方戏，若要找到一个会唱京剧的大概是大海捞针，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宝元的京腔第一次在村里响起来，整个村庄都以为怪异。为了检验他的水平，从来不听京剧的人们曾经都仔细地听了收音机里的京剧，和他做了比较，比较之后人们这才信服，宝元的京戏是原汁原味的，字正腔圆的。宝元说他曾经是经常登台演出的，看来并不是自我吹嘘标榜。宝元的京戏曾是也是村里的一大亮点，常常就在某一个早晨，某一个夜晚，在田间，在路上，在菜园子里，在麦场里，或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某一时间里就能听到他或激昂或低沉的唱腔。只要听到京调的啊呀之声，毋庸怀疑，就是他了，根据声音，就能判断他在什么地方，找他不需要一点点的麻烦周折。
　　 宝元的京腔在村里响彻了几十春秋。
　　 人们不懂京戏，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什么，但熟视无睹，任他独自唱下去。长时间地在浸泡，潜默移化总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起初的特别别扭，慢慢习惯了也就适应了，虽然还是无法走进他的京戏里，但也听出了其中韵味儿，不可名状的韵味儿，不可名状的韵味竟也如家乡戏一样抚慰舒贴，有的甚至来也能摇头晃脑地唱和几句“哩个咙、哩个咙”的。孩子们爱模仿，模仿的能力也特别强，常常也稚气十足啊啊几声，虽不成曲调，但却有几分的京腔味道。宝元想唱的时候张口就来，平时里也并不是天天都在唱，似乎无规律习惯可寻，无法区分他的精神状态，是欢快？还是痛苦？村里总有一些细心的人们，他们揣摩到了宝元唱戏的某种内在的东西，当他唱京戏的时候，他就必有心事，那种心事让他无法抉择，那种心事足可以让他绝望，也足可以让他重生，京腔在村里数次连绵不绝，宝元也数次绝望，数次重生。
　　 “宝元”，听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俗气得不能再俗气的名字了，不要笑这是人穷志短，这是人生存的起码本能，是从贫穷上滋生出来的一种实实在在、自然而然的愿望和梦想。对于家庭而言，贫穷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家庭的不健全，宝元家庭不仅贫穷，而且不健全，宝元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十几岁他的父亲又因病去世了，宝元兄弟两个，还有一个弟弟。兄弟二人无依无靠。他们兄弟什么时间离开的村子，离开村子究竟都去干了些什么，村里人们一无所知，宝元成长的过程一下子缩短了许多，由穿着开裆裤子，鼻子流好长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军官；宝元离开了村子一直在流浪，是在流浪的过程中长大的，每每提起流浪的事情，宝元总是眼圈发红，哽噎地说不出话来。宝元十六岁参加了国民军，他的京戏就是在部队里的文艺团里学来的，曾是文艺团里的骨干。凭着自己的才智被被提了干，他这样的军官回到村里不是光宗耀祖的，是避难来的，带着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们。
　　 那些日子，人们感觉到京腔里似乎藏着叹息和认命。
　　 回到村里宝元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过他的这种设想很快成了泡影，回到村里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太平，他继续受到清查，批斗。他改变了许多，再也不称他的妻子是太太了，他的太太也真的不能算是太太了，不久之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妇了。他妻子也再也不穿她的旗袍了，他们本身的身份需要他们时时反省，韬光养晦，旗袍带给他们的也不是荣光高贵，而是一种耻辱和罪恶的深重，高调的旗袍给他们带来更为严厉的清算。宝元不愿再和人们交谈，也很少给人们讲他引人入胜的故事，人们看到他的，不是被改造学习的场面，就是孤独寥寞的背影。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是宝元的京腔，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唱着京戏，不定时在村庄里响起，可能是他的这一点并没有受到批判，也可能京戏已经在他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不由自主地要流露出来，无法控制。
　　 那些日子，人们感觉到京腔似乎在诉说着宝元的无奈的抗争和茫然。
　　 有一段时间京腔突然消失了，消失了好长时间，人们这才知道宝元消失了。有人回忆说在宝元消失的前几天，宝元一连唱了几天几夜的京戏，似乎一直在唱，那几天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听到，即使在深夜里起来上茅厕，宝元是在唱了几天几夜的京戏之后才消失的，那几天的京戏听起来无法区分宝元的精神状态，但有一点肯定的是，不论是激昂的还是低沉的，比平时都显著高了或者是弱了许多，激昂低沉相互交错，调子似乎也很急促，少了平时的一些韵味儿。再后来，声音似乎有些沙哑，沙哑里也夹杂着咳嗽声。消失后的宝元没有了音讯，似乎是人间蒸发掉了。
　　 两年之后人们终于知道了宝元的下落，当京腔在村里消失的时候，宝元就暗暗地只身南下了。几年之后，宝元又出现在村子里，只是不再唱戏，因为他连唱戏的劲头都没有了，和他说话，他只是点点头。回到村里时人们已经不认识他了，他全身上下的皮肤都是蜡黄的，也非常的薄，几近透明，就像是吐丝之前的蚕，皮肤里面包裹的也不再是肌肉，而是骨头，全身上下突出来的全是枝枝杈杈的骨头。宝元眼窝深陷，就像一副想象中的木乃伊。他拄着拐杖，走路明显看到他在发喘，还不能走的太长，走不多远就要坐下来歇息半天。夏天老热的天，他还要穿着棉袄，村里人们当时都以为宝元恐怕是活不了多久了；就是因为宝元在服刑期间患了病，病情越来越严重，宝元提前获得了释放。宝元后来他说当时他心里其实很明白，他也想自己也真的活不了多久了，他知道自己被释放的原因。
　　 宝元回来之后并没有看病，可能是没有钱看病，更可能是万念俱灰，是等着死的，但没有想到的是，宝元脸色慢慢地有了血色，甩掉了棉袄，最后又甩掉了拐杖，宝元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有当有一天沉寂了几年的京腔再次在村里响起，人们知道，宝元又活了过来。
　　 人们似乎听得出来，宝元的京腔里掩盖不住深深的寥寞和无望的凄凉。
　　 宝元第二次回到村里与第一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是带着太太和孩子，第二次是紧闭的房门，两间草房一间已经坍塌。宝元走的时候是不辞而别的，他不敢告诉妻子，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妻子还在等他。当宝元入狱的消息传来，他的妻子大哭了一场，大哭之后就离开了村庄改嫁了。后来她的妻子告诉他，她的改嫁并不是因为生计，虽然他们有着几个儿女，她想摆脱掉因为他带给孩子们的那种无辜，她已经无所谓。
　　 宝元的京腔又在村里响了了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似乎就没有停止过，那是深秋，寒风渐起，在寒风中忽高忽低，含糊不清的。几天之后突然又消失了好长时间，知道内情的人们知道，宝元去寻找他的妻子去了。那男人对他的妻子很好，对他的几个孩子也很好，视同己出，他妻子和改嫁后的男人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已经有了孩子，他的妻子已经属于一个新的家庭了；他的妻子抱着那个孩子痛哭了一场，又给那个男人跪了下去，磕了一个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宝元又回到了村里，还是一家人，只是宝元的孩子们都快成大人了。
　　 宝元又恢复了往日平常的样子，走路轻快矫健，讲故事就像在讲评书，至于京戏，人们觉得应该是更有几分的细腻和婉转了。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几年里，宝元唱京戏的规律是响了一段时间，然后消失一段时间，如此间隔反复。村里人们都知道，京戏消失的时候是宝元出了门，响起的时候是宝元回到了村里，他在为自己平反的事情奔走，平反的路上是艰难漫长的，这样下来持续几年。
　　 起初村里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宝元锲而不舍地把他的档案投到国家信访，恰好有人知道宝元曾经所属的部队，那个部队的番号和当时领导的名字，和宝元所述的都很符合，没有想到的是，将近七十的宝元又有了新的人生转机，他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真实，他得到了平反，并给小儿子安排了工作。
　　 再来听宝元的京腔，显著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有味道和质感，凝重而又轻快，浑厚而又飘逸，铿锵的时候分外震撼，绵长的时候更加搅动心扉；恬淡的乡野里，因而增添了几分欣欣然的情愫，亲身聆听过的村人们记得，悠悠的岁月记得。
　　 无论是谁都不能摆脱时间的魔掌，宝元也在一天天地老去，耳目心智渐渐失聪，终于变得和一般的老人没什么两样，去世的前几年，又得了年老痴呆症，他什么都忘掉了，但唯一忘不掉的就是京戏，唱起来和当年一样的有板有眼，字正腔圆，神情也猛然闪亮起来，一下子也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宝元是在2014年夏天去世的，即将百岁老人，是村里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活得岁数最大的一个人。
　　 宝元走了也带走了他的京戏，自此村里再无京戏，宝元的京戏在村里成了绝唱。
　　 其实至今，我仍无法走入宝元的京剧，无法读懂他京剧里的情感，无法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京戏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但我懵懂觉得，宝元的京戏一直是一种神奇的音律，似乎是某种诡秘的按钮，这种按钮能够开启人类蒙昧的密码。
　　 至少，宝元就是一个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