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当了官，别人看他的眼光，有羡慕，有嫉妒，但没有鄙夷；我始终未能当官，别人看我的眼光，没有羡慕，没有嫉妒，只有鄙夷。以世态炎凉不足以描画世风人情，用虚荣面子却足以刻画世道人心。
　　 前两年，分别在街上和公园，遇见十几二十年前打击过我的两个官。他们都主动地问候我，都显示出一种殷切之意。这种“殷切”使我感受到：他们已认识到当年对我的打击是不对的。
　　 我对他们冷淡。但我并不记恨他们。我并不像我的一个同事，他说起另外的一个官：“……要是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造他的反！——好好地收拾这狗娘养的！”
　　 我对他们是宽恕的，虽然他们对我的打击体现的是他们滥用权力的报复心。而我始终未能当官的原因，有一大半并不在这两个普通低级官僚对我的打击，而在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倔犟”导致自取其“祸”。这个“倔犟”无非是对不肯钻营、不肯跑官的坚持。因为，如果我肯于钻营、肯于跑官，其后也许能像某些人一样“逆转”命运。
　　 我未能当官的原因，更在于我已经不愿意当官了。我之所以遭到第一个官僚的打击，是因为我跟他“拍桌子”，违抗他的命令。我之所以跟他“拍桌子”违抗他的命令，是因为我的一个校友，一个业务能力远不如我的人去了机关当了官，而我却不能；虽然并不是这个官僚使这个人去了机关当了官，但我仍然用跟他“拍桌子”违抗他命令的方式来发泄，义愤也罢私愤也罢。这个人之所以能去了机关当了官，是因为他老婆在机关。他老婆在机关——这个不明不白、不公不正的理由！从“拍桌子”受打击以后，除了有过一次受人蛊惑的、不成功的参加“干部竞聘”，我就基本不愿意当官了，更不愿意钻营或者跑官了，我宁愿倔犟到底了。
　　 被第一个官僚打击之后，我开始探寻、思考政治哲学，研究一般哲学和伦理学。我在思考：为什么会有“不明不白、不公不正的理由”？为什么官僚能够滥用权力，能够实施打击报复？我明白：记恨两个打击过我的官僚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官僚，恐怕至今也根本不明白“政治伦理”为何物，不明白价值观的“价值”为何物。有价值的事情是匡正或者说启蒙世道人心。世道人心就是观念意识。有什么样的观念意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在一般人的观念意识里，我被打击报复是我的问题，这只是上下级之间的纠纷，不涉及政治伦理价值；或者虽然涉及，但没必要改变什么。而只有政治哲学、哲学或伦理学才具备匡正或启蒙世道人心的“功能”。启蒙世道人心的事情做到家了，“打击”一类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无论是在我身上，还是在其他人身上。
　　 而倔犟是一种珍贵的性格品质和道德品质。倔犟是对价值观念、道德品质、道德理想的坚持。没有倔犟，无论是个人的内心世界，还是一个社会，都将是蝇营狗苟的世界。
　　 除了功利或实际利益，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虚荣或面子，而是道德理想或价值追求。保证温饱的生活水平，即功利或实际利益，是虚荣或面子、道德理想或价值追求，这两者都不能抛开的前提。而获得成功或做出某种成就，最终不是为了满足虚荣或面子，就是为了实现道德理想或价值追求。所以，在满足功利或实际利益的前提下，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虚荣或面子，另一种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想或价值追求。倔犟，就是“另一种人”的品质，是“另一种人”的特征。
　　 当然，有人会说我的“倔犟”是犯傻，是无能，是不能适应现实的迂腐。有当官的“资本”，却不积极寻找门路去当官，这不是犯傻吗？明明是自己窝囊，不去寻找门路，或者没有能力建立“关系”（现在改说“人脉”），却以“道德”自居，这不是无能吗？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无论何种类型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避免中国古代所谓的“干谒”；“干谒”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现实。作为个人，不会“干谒”就是不适应现实，就是迂腐。这些说法，在价值观的意义上，都是一种自由选择，且是通行或流行的选择；但我宁愿做与这些说法相反的选择。
　　 所以我宁愿倔犟到底！——到我退休，到我死。虽然我的“倔犟”导致我没有“面子”——与我的那些当官的同学或校友或曾经的同事相比，我是“活得不如人”；但我宁愿如此而不愿昧了良心——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
　　 人生需要倔犟，需要坚守某些东西，需要至死不渝地追求某些东西。即便老了时像那位“老人”一样：收获的只是巨大的鱼的骨架，而鱼的肉却被其他人猎取了。
　　 人生需要倔犟，需要坚守某些东西，需要至死不渝地不做某些事情。就像纪录片中的那头驴一样，它看到桥底下悬崖的危险，就不肯过桥，硬是被两个人前面拉、后面推，甚至都快抬起来地弄了过去。
　　 “倔驴”这个词形象地说明了驴的突出的性格特征——倔犟！人类中的倔强者试图告诉人类：不顾道德去满足欲望终将跌落悬崖！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想说：愿得匡正价值观，大庇天下倔犟俱欢颜！
　　 近来我常常因感到“活得不如人”而郁闷，故作此文以自励，所谓不忘初心也——那些纯洁的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