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那个不大的村子里，有两口供村人吃水的井。村里人为区别它们的年龄，分别叫老井和小井。老井在村西头，小井在村东头。老井深十八丈，小井深八丈。
　　 过去村里不要说出过什么大人物，就连中人物、小人物甚至称得上人物的人也没有出过，祖辈先人都是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平民百姓，自然没有什么令人啧啧称羡的丰功伟绩和传奇故事，甚至连一张普通的家谱也没有。村里人能记得住的也就只有祖父一辈，连曾祖父姓甚名谁有何作为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所以，村里关于井的“古事”问谁都是一问三不知。偏偏我小时候又是个爱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主儿，所以常惹得大人讨厌。嫌我是个“好说”的小妮子。也偏偏我的家乡有条不成文的村俗，“不言不语”才是女孩的美德，“话滴拉”和“接嘴溜子”是没有教养的表现。为多嘴没少挨娘的训教和村人的耻笑，也曾想做一个街坊邻居眼里的好女孩，怎奈不可救药，只好任其发展。逢人就问，见书就查，加上自己瞎猜，这样，村庄的来历，先人的足迹，老井和小井的故事便有了个大概的轮廓。
　　 村庄的名字叫林县庄。在安阳的地盘上有个林县庄，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和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听父亲说祖辈先人都是林县人。但究竟是哪庄哪镇无据可查。那么，先人们缘何离井背乡迁徙于此呢？原来从林县到安阳只有我们村边的一条小路可走。林县的官员、百姓要到安阳来，不要说步行，骑马一天也走不到。因此买下一块地皮，派来张、宋、王三户人家到此落脚，形式像现在的办事处或接待站。这样，走了一天人困马乏的林县人可以在这里吃饭、住宿、喂马，第二天再继续赶路。据林县县志介绍——林县庄，城东北100里，离西县交界70里，面积5顷，交粮银21两9钱4分4厘，交漕米4担8斗1升2合3勺。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的家乡仍归林县管辖。
　　 可以想象，林县人受官府的指派到此谋生，是自愿还是被迫姑且不论，但那种初来乍到的贫寒和凄凉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放下行装，搭起草庵，然后三家一商量，打井！因为人要生存，首先是水。
　　 山里人自以为出了太行就能挖个坑儿就见水，孰不知我们那里虽不是山区但也不是平原，属半山区半平原的丘陵地区，而且水脉相当深。想象得出那三姓人家是怎样以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挖这口井的。老子死了儿子挖，儿子死了孙子挖，子子孙孙一辈接一辈，一茬接一茬挖井不止。又是怎样以一种红旗渠的精神，“只要有一碗糊涂面条，就比那吃肉喝酒的气势还要壮”的气魄和毅力，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和拼搏，终于挖成了那口十八丈深的水井。
　　 到我记事时，那井边的青石条上已磨出3道足有2寸深的凹痕。往下一望，黑咕隆咚深不见底。放开嗓子“啊”一声，回音浑厚而圆润，甚是好听。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井下哗哗的水声。听老一辈人说那井很神，过去有个媳妇因不堪忍受公婆和丈夫的打骂，夜里跳进井里寻死，怎奈咋也沉不下去，只好在水面上坐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才喊人，捞上来衣服也没有湿一点点。人们都说是井神爷爷托住了她，所以逢年过节井台上香火不断。
　　 幼年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家族活动便是“上绳”。所谓“上绳”就是绞水。要到那十八丈深的井里打一桶水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是要整个家族齐心协力才能办得到的。也只有“上绳”的时候，整个家族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那井绳不是用普通的麻而是用牛皮拧成的，又粗又硬盘起来不要说妇女小孩背不动，连那些五尺高的大男人也够呛。绳两头系两条铁链子，铁链子两头再系两只水桶。那辘轳也是特大号的，长大后走南闯北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辘轳，仅辘轳把儿就有一米多长。当一桶水灌满时，井后边的青石台上坐一女人拽绳。那女人一边拼命拽另一头系着空桶的绳，两个男人一边拼命往上绞，再有两个男人往回担。所以，一个家族没有五个棒劳力就别想吃上老井的水。
　　 打水难是难，但那水的甘冽和清纯却是无水可比的。无论春夏秋冬，从地里回来舀一马勺，咕咕咚咚地灌下去绝对不会闹胃病和拉肚子。“上绳”时一桶清水绞上来，男人们一个个蹶起屁股嘴对着水牛一样豪饮一番，那酣畅淋漓的痛快劲儿绝不亚于城里人喝了一肚子茅台。女人们从家拿个粗瓷大花碗，舀一碗这个抿着嘴喝一气儿，那个喝一气儿，欢笑声溢满了井台。
　　 我之所以对老井如此钟情和赞美，不仅因为我是喝老井的水长大的，还和老井有着“生死之交”。听娘说当年她孕育我的时候，怀胎八个月了还挺着个大肚子去拽绳，不知是她用力过猛，还是我急于想和老井亲吻，当天夜里我便提前一个月到这个世界上报了到。由于不足月，瘦得猫似的，爹的大鞋里边就能睡觉。
　　 十岁时，又瘦又小的我便开始加入家族“上绳”的行列。那一次娘串亲戚不在家，爹便把我拉了进去。由于个子小担水挑不起水桶，绞水够不着辘轳把儿，爹就让我拽绳。第一次坐到井后的青石台上，既有一种长大了的自豪，同时又吓得浑身发软。不敢往井下看，不敢往前探身使劲儿。可越怕越出事儿。当爹把一只空桶甩到我面前让我拽时，尽管他一只胳膊绞，一只手使劲往前推辘轳上的井绳，但我那点劲儿仍不足以和那几十斤重的水桶和那条大绳较量，一不留神，已下了一截的空桶突然“嗖”地一下又窜了上来，我瘦小的身体一下子被带了起来脚也悬了空，把绞水的爹和叔吓得面如土色，“抓紧井绳！”爹鬼一样嚎叫。还是一位姓宋的伯伯一个箭步冲过去拽住井绳把我抱下来，我才拣回了一条小命。
　　 “上绳”对村里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更有那些孤寡老人，独门小户，上不起绳便在别的人家“上绳”时凑到跟前，说好多好话，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才能讨到一担水。
　　 后来，村里人又在东头打了一眼井，深只有八丈，人们叫它小井，好像是老井的儿子或孙子似的。因为村东头有一个大水坑，每到夏季雨水充足时能蓄满满一坑水，供村人洗衣浇菜什么的。小井就打在坑边，井水是坑里的水渗过去的，打水虽不费劲，但那水又淡又涩，劳动力少的人家都吃小井的水。
　　 1960年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饥饿之年，更是个罕见的大旱之年。“清明时节雨纷纷”，没有落雨人们盼谷雨，谷雨时只阴了一会儿天太阳便赶跑了云彩。望着火辣辣的日头人们纷纷传说有了旱魔。到农历五月十三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按说什么妖魔鬼怪都吃不住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十有八九要下雨，可天空仍是万里无云，龟裂的土地上不仅不长庄稼连野菜都不长。饿疯了的人们便蝗虫似的涌向五里以外的漳河边，去扒人家的树头菜，偷剥人家的榆树皮甚至哄抢人家的菜园子，当然更多的是挖野菜。
　　 那一次张玉成夫妇和人们一块去了漳河边挖野菜，把八岁的独生儿子金喜留在家里玩，金喜玩着玩着便出了家门，正遇上一对老夫妻去小井打水打不上来，因为水坑里没水小井已干枯多日了。于是，老两口以半个菜窝窝为报酬用麻绳系着小金喜的腰，把他卸到小井里再一勺勺地往桶里合水，谁知卸到井半腰麻绳断了，金喜可没有那跳井媳妇的好运气，也许井神爷太忙只管老井不管小井，便被活活地摔死了。
　　 大约午后一点多钟，挖野菜的人们又饥又渴，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河水便聚在树荫下休息，等日头的毒劲败下去再去挖。玉成不知怎么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见一老者走到他面前说：“还不快回，你儿子出事儿了！”他猛一睁眼原来是南柯一梦。当时只觉得头皮发炸，菜也不挖了，拽起妻子就往回赶。一进村见家里围着好多人，再一看儿子满身是血早已命断气绝，那老两口跪在地上只磕响头，把头都磕破了。
　　 两口子抱着独生儿子哭得天昏地暗，可老两口既赔不了他儿子的命，也赔不了他们钱。金喜只好睡了老头的棺材，穿了老婆儿的寿衣。金喜娘仍不满意，抱着儿子哭得死去活来不让入殓。最后，老太太又拿出一条珍藏了五十多年的嫁时的粉红色丝绸腰带给金喜系上，玉成才搂住妻子让人把死尸抬走。出殡时，七十多岁的老夫妻披麻戴孝，但老盆未摔破，便和玉成两口子一样哭昏在地，那情那景，令全村人刻骨铭心。如今事儿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如果今天让我站在道德法庭上，仍判不定他们两家究竟谁做得更过分。
　　 就在金喜死后的第三年，我也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谋生。离开了老井和小井。今年清明我回家祭祖，在弟弟的新宅里见自来水已经接通。那种全家男女老少齐“上绳”的情景早已一去不复返了。问及那条令我发怵的井绳，他们说扔了，那东西死沉霸道的又占地方。我后悔自己没早告诉他们把井绳留着，前段时间省民协约我写个电视专题脚本，内容是农村早已被淘汰的东西，像纺花车、织布机、石磙、石碾什么的。说是拯救民族文化。当时说没有素材就没动笔。现在想起来，那十八丈长的直径足有3厘米粗的牛皮井绳，那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缠绕的，不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吗？但它却永远消失了。就像世界上永远不再的恐龙一样不会再有那样的井绳了。
　　 当我走近老井时，老井早已被人们废弃。井口上盖着几块水泥预制板。井楼早已倒塌，井台上长满荒草。周围那些曾充满了欢声笑语和酸甜苦辣的一座座农家小院早已是断壁残垣，人们都抢着到村外那些又平又沃的土地上建新房去了，村里只留下一些老人和无能之辈。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好像人们不是废弃了一口老井，而是冷落了一位哺育了全村上百代人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老人。
　　 我又走近小井，却怎么也无法辨出它当年的方位，因为井和坑早已被填平，上面盖起了一座座漂亮的农宅。我不知道，金喜的灵魂被压在哪一家的席梦思还是大彩电还是电冰箱下边。过去那么多为水而生、为水而拼、为水而死的先人们的灵魂，是否喝到了自来水管里哗哗的流水。但我却觉得，无论我现在喝的是自来水还是纯净水，是矿泉水还是功能水甚至杏仁露、柠檬汁、可口可乐、健力宝，都比不上故乡那老井的水令我心爽气壮、豪情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