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村，要拆迁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好事啊！坐等发财！”
　　 可这是农村——既不靠城市又不靠交通主干道的农村，穷乡僻壤的死胡同。除了水，除了黄泥土，什么也没有。这里的土地没有商业价值，不能开发商品房，只能种点口粮，粮食又不值钱。
　　 这里，是淮河泛滥的冲击滩，河水踏平的一小块平原，曾经是茅草遍野，一片荒芜。六十年代末的大跃进，人们从四面八方搬迁过来，成了这块荒地的主人，垦荒种地，安家立命。环境改变了，荒滩变成了村庄，不变的是这些主人仍然是农民，从荒地里刨食。
　　 这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说拆就要拆了，农民们舍不得，那能怎么办呢？
　　 农民们很感慨，这花了一辈子心血盖的房子，怎么那么的不结实呢？被那铁家伙铲车轻轻这么一拨撸——“哗啦！”就倒了，跟纸糊的一样，砖是砖，瓦是瓦，不过都是残的，就如同打碎了一只腌咸菜坛子；又好比是一颗蛀牙，中间是空的，被医生的铁钳子轻轻地一磕——“咔”地一声，坍塌了，留下一滩红色。
　　 村庄已经徒有其名，也没几个人。你别看屋子四平八稳地立在那儿，一排排，整齐划一，可你走近了再看，其实早就七漏八淌。没人住，没人修缮，落瓦漏雨，围墙倒塌，几乎家家闭门户户上锁，锁上长满了锈，没有人气了，只有耗子和野猫乱蹿。夏天，院子的场地上、墙头、屋顶爬满了狗尾草、马齿苋，这里成了它们的天下。蝉在树上空空地鸣叫，叫哑了嗓子也无人应答。
　　 拆迁了，那些散落在天南地北的人们，都一个一个陆续回来，拿个几万十几万块钱就走了。有的人家一直守着土地耕种的，嫌钱赔的少，不想走，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停水断电，一下子又回到六七十年代。
　　 “拆迁”两个字，是连着的，是一个词，但对于村庄来说，拆归拆，迁归迁，是两个单字。“拆”，有人上门丈量，按质论价——宅基地，草房，瓦房，平房，价格不同，区别对待，算得很仔细。
　　 可“迁”呢？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总不能住在露天地。
　　 于是，有的人自己添点钱，到镇上买了房子；有的人钱不够，自己又没有太多积蓄，只能到镇上租房子住，也有钱不够又舍不得花钱租的人，就在田间地头搭个小庵子，将就吧。对于吃惯了苦的人，已经忘记了苦的滋味，麻木了。
　　 至于村庄拆迁了干什么用？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一说，被外地人承包了，不知干啥;一说，是公家要挖蓄水池，不知养啥？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反正只有“拆迁”是板上钉钉，确切无误的了。
　　 拆迁，也不单单是我们村的事，所有的村庄都要拆。赵圩，几年前就拆了，至今还有一户不愿意走的，孤单单戳在拆荒了的村子里，像做孤坟。赵圩拆的早，比我们村还要惨，一户最多一两万块钱，等于“净身出户”。
　　 本来这个镇已经拼到外镇，街上的房子开始掉价了。可周围村庄一拆迁，又开始水抬船高地涨了，跟淮河里每年一度的洪水一样，比洪水涨得要快。
　　 反正，到最后，我们村也算是顺利完成了“拆迁”。
　　
　　 二
　　
　　 镇上住满了七乡八村的拆迁户。如今的村庄只是存在于身份证上的地址。现在的街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村的人杂居到了一起。
　　 曾经可能一辈子都聚不到一起的庄稼人，欢聚一堂。
　　 农贸市场也是拆迁户比较集中的地方之一。原先的住户要么搬到县城去了；要么在别的城市买了房子，反正就是不在这儿呆了。所以，原先的房子空了——卖了。
　　 即使是镇上，大多数人家里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
　　 我们村拆迁后，父亲也住在农贸市场。
　　 我几年没回来了，今年回来过春节，看看父母。
　　 一天，父亲说:“老齐要搬走了！”
　　
　　 三
　　
　　 老齐，过了年八十六，老伴八十四了。老两口住在我父亲对门，隔一条水泥路。
　　 老齐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他跟大儿子住一起，但是自己过——自己做饭，洗衣。大儿子一家住二楼三楼，他老俩口住一楼。
　　 寒冬腊月，自来水冻住了，老齐就自己到对面一口水井拎水，八十五岁的老人家了，腿脚不好，很近的距离，他一步一步挪过去，打起一塑料桶水拎着，又一步一步地挪回来，像是走了很远的路。他老伴，腰已经弯了，像木犁一样，不过腿脚还算灵活，比他好多了，但一桶水她拎不动哎，没办法。
　　 过年了，大儿子叫上楼去吃饭，他说不去，怎么去呢？腿抬不起来，上不了楼梯。老孤俩就随随便便对付着，过个年。
　　 老齐自己是有老房子的，在乡下也拆迁了，得了几万块钱，都被小儿子拿去了。老大很不乐意，去找他理论，认为这个钱你不能一个人独吞，我也应该有份。可老二死攥着钱不撒手，硬是不给，老大也没办法，也不能硬抢啊，抢也抢不到。
　　 老齐在这儿住了有一年了，我父亲经常去他家坐坐，闲聊，拉拉家常。冬天太阳好时，几个老人聚在一起晒太阳，有时什么话也不说，仿佛又在说着什么，只是没人听得懂。
　　 年后，老齐大儿子说:“我爷，你在我家也住了一年了，也该到老二家去过一年了，然后再回来。”
　　 孙子也撵他走。
　　 老齐一言不发，很不乐意，他不想走，周围的老邻居都已经混熟悉了，茶余饭后就坐坐，有时也打打牌，消磨消磨时光，日子过得也挺安逸，舒心的。二儿子家住得偏僻，周围没几个人，而且二儿媳妇人不好，坏，跟他处不来，根本不拿他们当上人，所以，他跟我父亲说，他不想去，不如自己老孤俩自己烧自己吃，自在，自由，不用看人脸色。
　　 他跟大儿子吵。
　　 大儿子一句话，堵住了他的嘴——你的拆迁款全被老二拿去了，我一毛未得，我还让你在我家住了一年，已经够意思了！
　　 老齐无言以对。已经找过几次乡司法了，处理至今也没个结果。按理来说，也不能怪大儿子。
　　 老齐在父亲面前唉声叹气地说:“哪曾想啊，哪曾想，我老齐养儿育女，苦了一辈子，今天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成了一个皮球......”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晚上，老齐闷闷不乐，大半夜摸了一根绳出来，被老伴发现了，一把夺了过去，哭着说:
　　 “你想上吊死噢，把我一个人丢下来怎么办啊！”
　　 ——老大的话音未着地，第二天一大早，二儿子的小汽车就开来了，崭新的像是刚买不久。
　　 听说老齐要搬走了，门口围了很多邻居，也是劝说，也是送行吧。
　　 父亲也去了。
　　 老齐极不情愿，又哭了，两行老泪挂在了干憋皱褶的脸上。他弓着背，僵在门口，嘴里嗫嚅着，不肯走，被两个儿子前拽后推，塞进了汽车，拉走了。
　　 “老齐走了！”
　　 父亲有点唏嘘地跟母亲说“得明年这功夫才能回来。”父亲仿佛有点儿失落。
　　
　　 四
　　
　　 屋后的三爷和三婶也搬到街上了，是暂住别人的房子。
　　 年前，我去拆迁后的村庄看看，路上遇到了她，她骑着电动三轮车，车上装了些黄豆梗，说，烧火用。冷风掀起她白多黑少的短头发，像稻草堆一样。
　　 三婶，有一儿一女，都成家了。女儿大专毕业，嫁在本县另一个镇上，有点远。
　　 儿子大学毕业，在苏州一家外企上班，月薪很可观。三婶每每提到儿子，就一脸的自豪感，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苦没白吃，罪也没白受，总算熬出头了。
　　 儿子在苏州买了房。媳妇是苏州当地人，家境优越。前年又添了个孙子，三婶高兴得合不拢嘴。
　　 她跟儿子说，想孙子了，想去看看，抱抱大孙子。于是，精心收拾了一番，从没出过远门的三婶，去了趟苏州，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可结果让她大失所望，孙子是见着了，可没抱着。
　　 一次，她看到孙子一个人在那儿玩，就起身走过去，伸手想抱一抱，可亲家母赶忙跑过来，抢了过去——
　　 “哦哟！俄来俄来，侬弗要动，伊认生格呀！”
　　 打小我就知道，三婶虽然没读过书，但却是个非常识趣的人，知进退识大体，一听说话就知道，人家那是瞧不起她，嫌她粗手毛脚的，不让碰孩子呢——没两天，她就回来了，也没跟儿子说原因，怕给儿子添麻烦。
　　 从此，三婶再也不提抱孙子的事了。
　　 村庄拆迁，儿子说:“我出十万，你们到县城买房子住吧。”
　　 可三爷打听过，县城的房子得五十万呢。而且家里还有几亩地，也舍不得丢给别人种。给别人种，一亩地才一百块钱，够干什么的？自己还能动。
　　 ——乖乖！五十万！这钱差得可不是一点两点。
　　 三爷跟我说:“我去县城干什么呢？一个熟人也没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去当哑巴吗？还不如就在我这个穷地方，团转都是前庄后邻的，有个去处，相互也有个照应。”
　　 说话的时候，三爷的目光望向了门口的空地上，钉在了那儿，一动不动，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乎有一层雾，笼罩着他沟壑纵横的额头。
　　 三爷身体不好，很多年了，心脏有支架。
　　 三婶也有病，都是强撑着的，一天三十多块钱药，天天吃不停。
　　 从小到大，我就没见到三婶闲过，她有做不完的事。家里，里里外外，喂猪养鸡，田间地头，春播夏收秋藏，都是三婶一个人，为了一双儿女，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辛劳，为了孩子读书，欠了多年的外债，也还了多年。三婶就像个男人一样地干活，操持着一家人的日子。
　　 如今，虽然老了，但还是闲不下来，仿佛是宿命一般。
　　 年后，我骑电动车经过三婶门口，三婶正在用“火烧心”烧开水。“火烧心”是一种类似于茶壶的铁器，上面有一个小烟囱，从底下中间放柴放黄豆梗都行，点着了，边上一圈是空的，用于盛水，水开了，从壶嘴里往开水瓶里灌，烧出来的水很难喝，但很多老人为了省钱，三块钱一桶的纯净水都不舍得买。三婶被呛得不停地咳嗽。三爷倦缩在门口，也在咳嗽。
　　 三月的一个傍晚，我买了点东西去看望三爷和三婶。他们住的地方是一个亲戚废弃不用的老房子，后面主屋和院子已经拆了，长满了狗尾草，留下前屋放农具和一些杂物用的，他们没地方住，就跟亲戚商量住了进去。人家也不收房租，正好，就当给人家看东西了。自己也有不少东西没地方放，就在拆迁后的废墟边上临时搭了间草棚子，她隔两天就要过去看看。其实也没什么值钱东西。
　　 三婶说：“上午，两个人到团结河用渔网给别人拉螺丝去了。刚才从街上回来没多大功夫，洗衣机的电线被老鼠咬断了，拉到街上去修。这个也不是自己买的，是亲戚搬家时不要的，送给我们用了。”
　　 “唉！都快七十的人了还那么累干什么？身体又不好，可别因小失大！”我心疼地责怪他们。
　　 “你三爷每天要吃几十块钱药，不忙点钱怎么办呢？”三婶显得很无奈。
　　 “不是有农村医保吗？”我问。
　　 “有啊！那个就不提了。报？能报几个钱啊？头疼脑热的，根本不用报！......”
　　 “是的，拆迁款有十三万，哪敢用呢！还得买房子，根本不够。这个地方只是临时的，人家的地方也不能长期住，亲戚也不管啊”。
　　 “那你们到底打算到哪买呢？”
　　 “实在老了不能动了，打算去马坝女儿家那边，两个儿女总归要靠一个。龙飞叫我们去苏州住，也难弄，老丈人丈母娘同他们都住在一起，烧不熟煮不烂的，怎么弄撒，别去添麻烦了，唉，与他们城里文化人不好相处，生头瓦块的，我们都是大老粗。”三爷说。
　　 “再过段时间我就要去小云那边了，你三婶要去打工，帮人家插秧，我心脏不好，一个人在家不行。上次夜里发病，要不是你三婶要灵连夜雇车送南京，早抖手了，县医院已经不敢收了。”
　　 三婶非常俭省，连缝衣服的线都不舍得买，还用那种古老的手工捻线法，用自家地里产的棉花。我也是好多年没有见到手工捻线了，那还是我小时候看到母亲、奶奶用手工捻的线衲鞋底，缝制衣服，后来家里买了缝纫机，就再也没见过了。
　　 听母亲说，他们鱼啊肉啊都不吃，说医生不让吃，有高血压，你知道真的假的，反正省哦，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反正没有前路了，儿女都成家了，儿子收入又可以，女儿家也不穷，又不是付不起，你省出毛病来，到时儿女要花大价钱给你治！省得钱还不够买颗丸子的，划不来！赔本买卖。
　　 父亲每每提到三爷三婶两个人，总是感慨万千地说:“唉！累死累活累一辈子，有什么用呢？白替人家养个儿子。”
　　 每听到父亲说这话，母亲就会翻他一眼，说:“你就贫话多！整天唠叨八眼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六
　　
　　 父亲今年七十九，头发全白了，不过身体还很硬朗。
　　 母亲七十八了，浑身疼，腰明显弓了，走路也是挪的，像老齐一样，也需要拐杖。前几年连续做过两次大手术，花了十几万，现在每天都要打针，固骨的，一针一百七十多，得打一年。这些贵的药，都无法报销。
　　 一打针，母亲就说，打的是黄金哦，那里是药哦！
　　 他们来镇上有四年了，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之前住在村上，老房子有点漏雨，家里潮湿，父亲关节经常会痛，大哥就在镇上租了房子，让他们搬过来，大哥在镇小学教书，这样也方便照顾，况且母亲身体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