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生日小，那年小学开学的时候，我还不满七周岁；为了跨进小学校门，颇是费了一番周折。先是自诩老革命的奶奶带我去了学校，然后，被公事公办的请了回来，她前解放区妇女主任的身份并没什么用。后来，在西岭上打石头的父亲去了趟学校，然后，我就获得了入学的机会。记得当时老师说得是：“先让他进来跟班读着，如果成绩不好，就再等一年吧。”然后，在教室里给我安放了一个马扎，至于正式学生的那种桌椅，自然是没有的。坐在马扎上的我，并没有感到歧视，反而很兴奋了。大约，类似于中国进入G8会场的那一刻，虽然不是正式会员，但观察员总也是一个身份。当然，我没那么重要，老师上课也从不提问我。
　　 后来，我问过父亲，问他当初是怎么让学校破格收留我的。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约是高中了，已经开始对规则、权利之类的事情有了些兴趣。父亲告诉我，他忘记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但是我也没有寻根究底的兴趣，就跟绝大多数获益者不会去死磕自己获得的好处里有多少不公平的成分一样。等到毕业后参加工作，越来越感觉到当初父亲的英明，早读一年书，早毕业一年，在目前的社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如果我能早毕业五年，那么，我家现在或许不会只有一套房子。我因此而更加感激父亲，虽然，其实那感激的素材里也并不缺这一件事情。
　　 印象中，不足年龄而入学的同学不只我一个，虽然，坐马扎的只有我一个。这个消息却不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而是来自母亲的嘟囔。看我每天拎着高大马扎去上学，母亲很是心疼，虽然，那马扎只是看起来高大，其实并不重。之所以要有一个高大的马扎，是因为我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而同学们身高多数又比我高。不过，就跟村里的多数男人一样，父亲在家里还是很有地位的，所以，母亲的嘟囔也就只是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从来没有把这些话转告给父亲，从小到大，我和母亲之间有很多的小秘密。但跟父亲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公开的，也没办法不公开，一吵架嗓门就大了，也就没了秘密。
　　 马扎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之所以写这么多，是因为它比较与众不同一点儿，而其他的小学生活细节，大家都差不多。人嘛，总是希望把自己说得与众不同一点儿；虽然，多数时候是通过一种貌似贬义的方式，比如，“我这个人很怪的，很难被理解”。这种特征在高中和大学阶段达到顶峰，然后逐渐滑落，等到老年了，还认为自己很与众不同的，就很少了。历经沧桑冷暖，伤害过一些人，也被一些人伤害过，说过无数谎言，也听过无数谎言之后，得到的结论通常是——人嘛，就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呢？不知道，或许，只是故弄玄虚的一句话吧。
　　 我们村子很大，小学也就很大，一共五个年级，五间教室，再加上教师办公室和三间教师家属平房，一个大院子。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人数都有四十几个。现在孩子少了，我们村兼并了临村的小学，合并之后，一个班上大约也才只有30个学生。那时候，因为都是一个村的，家里多少都沾亲带故的有点关系，气氛也就很融洽。打架的事情虽然学校里一年也会有个三五次，但多数是在下课后单独解决。如果遇到一年大约只有一次的在校园内打架，大家就都会跑上去围观喝彩。校园里的架打不长，因为老师会干预，喊到办公室教训一通，回家一般还要被揍一顿。这个，就不如下课后单挑过瘾。
　　 现在想起来，小学周边的风景很漂亮，只是，当时却也不觉得。校门对面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面依照节气种着麦子和玉米。麦子地适合晚上玩警匪游戏，也适合作为单挑的擂台。玉米地里的秸杆很甜，偶尔我们也会去拔来吃。当然，都是农民的孩子，玩归玩，对庄稼的糟蹋总还是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倒不是怕被家里人打，或许，只是出于骨子里对庄稼的感情吧。在土地上种植、收获、流汗，看着庄稼丰收的感觉，很美好。不只是现在这么认为，当时也这么觉得。只是，那种美好对于现在的生活而言，却太奢侈了，追求不起。毕竟，美好的不只这一种感觉，而其他的美好却与之相悖。
　　 小学校长姓韩，奇怪的是，我不但能记住他的姓，还能记得他的名字。多数老师和同学的姓名我早已忘记，小学的、中学的，甚至大学的。韩校长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公办老师，是上面派下来的，也是学校家属区房子的第一个住户。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早餐自己糊弄着吃，中午和晚上则轮流在学生家里吃饭。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该是村里交游很广阔的人。不过，对这个唯一的公派老师，村里人并不是很尊重，或许，这跟他轮流吃饭有关。招待校长，那规格是相当高的。高规格久了，心里难免会有怨言。后来，好像他还和有些家长发生了身体冲突。再后来，他老婆来了，到我们学校教我们美术和自然，顺便给他烧饭；或者，是给他烧饭顺便教我们美术和自然。
　　 她其实什么也不懂的，就是瞎教。美术没有考试，她也就不管了，拿几本画册，随便我们怎么画；所以，美术我很喜欢，在本子上画赵云，单枪匹马跟另一个将军单挑。枪只有一个杆子，枪头画二十几个，用来表示赵云枪法如神。这个创意是从电视里学来了，80年代是香港武侠电视剧的黄金阶段，满屏幕都是这种五毛钱特效。自然课因为要考试，她又不会教，就要求我们抄写课本，嘿嘿，你们能猜到抄写多少遍吗？100遍！为了抄书，父亲买来厚厚一摞白纸，裁剪装订好，我正反两面都抄，手都累疼了。那时候，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爱的人。但恶有善报，期末考试的时候，我们班的自然课成绩在全镇名列第一，平均分99，后面还有个点几。我就奇怪了，你都抄一百遍了，题又都是课本上死记硬背的东西，怎么还考不了满分呢？于是，那个考98分的女孩子被集体鄙视，她不止一次哭着给大家解释说她不是傻子，只是不小心写错了字。
　　 对了，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后，我就告别了马扎，因为我考了班上前几名。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位子，因为个子小，还是第一排的位子，跟村主任闺女同桌。那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不过，也没高兴几天。因为，我好像有点多动症，坐最后还好，到了前排就受罪了。当然，我其实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多动症，没去医院查过。之所以如今怀疑当时自己有，一方面的确有这方面的迹象，另一方面，自然还是为了找出一点自己跟别人的与众不同。既然我人很瘦小，自然也就不会打架。那时候学校里打架的风俗是不主动欺负打不过自己的，只要他别挑衅。所以，当年那个纯粹的校园江湖，多数打架发生在一个重量级上，我这个羽量级选手，没人瞧得上。
　　 小学时代是我最开心的人生历程之一。因为那时候我成绩不错，班上三四名，只比两个女孩子差，偶尔还能考个第一。更高兴的是，那时候我个人和我爸妈都认为，这已经是很厉害的成绩了，不需要再提高了，男孩子怎么可能考得过女孩子？其次，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放松，很散漫，很自由，夜生活相当丰富。回家吃过晚饭，我和小伙伴们就呼哨着消隐于夜幕，然后在某个草垛边上进行各种刺激的游戏，比如捉迷藏时把谁偷袭按倒打屁股。家里人对我们管理并不严格，很粗放，基本上也不担心我们出什么意外。偶尔磕磕碰碰，最多是被母亲说两句而已，然后，继续出去游荡。唯一的禁忌是，破点皮可以，但绝对不能弄破衣服。
　　 每到期末，我都能拿回好几张奖状，除了“三好学生”的奖状外，其他奖状我都多次拿到过。“三好学生”的荣誉我很重视，但只拿过一次，那次老师决定按照成绩来颁发。其他时候，都是班上同学投票的。每个人可以写十个不同的人名，班上四十个同学，我一般只能得到十来票，其中当然包含我投给自己的一票。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投票给我，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但我相信，那时候大家的心里是没多少私心的。除了投自己那一票外，其他的票都是很真诚地在投，哦，其实投自己那票也满真诚的。后来，到县城百货大楼买新衣服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卖奖状奖杯的柜台，学校发那种奖状每张才几毛钱。不知道为什么，以后再拿到奖状后，没以前那么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