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最近刚刚读完了完整版的《四世同堂》，老舍的影子时常在我眼前出现。对于一个已经逝去半个多世纪的老作家，而且并没有任何的交集与过往，我自己也很奇怪。
　　 钱钟书先生说过，读书是不需要纠缠作家的，如同吃鸡蛋，鸡蛋好吃就行了，别惦记着下蛋的那只母鸡。道理是这么回事，可直观上的感觉，几乎没有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当中没有作者的影子。姑且不论郁达夫关于“好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论断是否武断，太多的例子比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巴金之于《家春秋》，包括钱钟书自己之于《围城》作者于其中都是影影绰绰的，所以，钱先生的那句话更像是一个轻松的幽默而已。
　　 《四世同堂》的主人公是祁瑞轩，我当然不认为他就是老舍的自我写照，但是两个人物之间的确有牵连。相同的教育背景，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相同的成长背景，都是根正苗红的北京人；相同的境遇，都遭逢国难。而最让我感触的是两者近似的性格，就是遭遇变故之际，一个知识分子通常显现的正直与孱弱，善良与苦闷，捍卫良知却果敢不足，长于思考却无力改变。
　　 祁瑞轩深陷沦陷的北平，他知道应该要离开，应该是战斗，也不止一次地劝人出去，资助别人出去，可是自己为了维护祖父四世同堂的圆满，以及对于家人的牵绊无法离开，传统的价值观是他绕不过去的坎儿。可是真正待在那个牢笼之内，他又从来没有过什么快乐，他唯一能做的不过是没有当汉奸，目睹侵略着残暴与大量无辜人等包括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去，痛彻心扉而无能为力。
　　 日本侵华的时候，老舍正在济南教书，那篇《济南的冬天》也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国难面前，他倒比祁瑞轩果断一些，他抛妻别子，只身前往武汉，在国统区做起了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然，老舍的从容离开也有一些先天的优势，比如他的夫人胡絜青是个新式女子，自己能教书画画，是有能力养活孤儿寡母的。而正是因为他的相对的后顾之忧要少一些，加之他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在后方工作风生水起，成为当时的联合会实际上的负责人，也是文化界一时闪亮的人物。
　　 老舍应该是很“好玩”的一个人。生来儒雅，旗人的传统使得他总是很少生气，对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很懂生活趣味，养花种草很内行，像江湖黑话，卖艺杂耍，生旦净末、说学逗唱等他都不外行，此外，他自身经历也有一定的传奇性，幼年丧父（父亲是抵抗八国联军过城门打死的，母亲带他逃难的时候，为避免被发现，藏着一只箱子下面，好在箱子是空的，险些被压死），青年教书，做过小学校长，还有过域外教书的经历，可谓见多识广，特别是他信手拈来的幽默，更会让人捧腹大笑，像他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
　　 建国后，有一次为了体验生活，和工人打成一片，他跑到了工人的车间，开口就说，我至今以为车间就是车的两个轮子之间，没想到是个这么大的房子。工人就像听相声似的，怎能不乐和？还有一次文化界代表团访问日本，由于他是党外人士，很多接见和谈话他都是不能参与的。可是，他和那些日本人聊起了武术、八卦等等，把那些人听得如开天眼，成了最受欢迎的出访者。
　　 最令人唏嘘的还是一次游泳。同行的怂恿他下水，他笑眯眯地说，我要是下水，先是上不来，不一会儿，就会慢慢地浮上来，又白又胖的。他不会游泳，别人也就没有坚持。谁都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语竟然一语成谶，他次，地点是在太平湖，那是他自己主动下去的。
　　 中国现当代有三次沉湖影响很大，都是在北京，一是王国维在五十岁那年自投昆明湖；二是梁济先生（梁漱溟父亲）在六十岁之际自沉“净业湖”（积水潭附近），第三就是老舍先生归于太平湖了。如果说梁济和王国维两位前辈学人是因为对心目当中关于文化以及出路的彻底失望而自残，（王国维的遗言，“五十年以来，只欠一死”，梁济的遗言“国性不存，我生何用”），那么老舍为什么也会选择走同一条道路，或所谓“自绝于人民”呢？
　　 死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自杀是需要绝大勇气的，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原因。我们探寻的角度无非先是看表象，后是追寻内里的缘故。表象上来看，大同小异，文革开始，作家收到抄家、被武斗，老舍好端端地开着会被揪走，连续被武斗数次，遍体鳞伤，激愤之下，老作家可能有过还手，但显然只能招致更为剧烈的毒打。终于等一切结束之后，老人家独自回到家，和孙女说了一句：跟爷爷说再见吧，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我们可以说老舍之死是为了不堪受辱，维护尊严。类似的情况也不少，比如傅雷夫妇、翦伯赞夫妇；有更多的人通过沉默和隐忍挺过去了，后期或选择忏悔或选择沉默，大可理解，也可以说是为了坚持到最后，这同样是一种勇敢，都值得我们敬重；还有极少数如马寅初般，则是选择了死磕：虽千万人，吾往矣！很有一种燕赵慷慨之气，当属凤毛麟角之列，而这是不能苛求的。
　　 问题是老舍并非是个孱弱之人，至少一开始不是，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为他选择了婚姻，他没有遵从，他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式婚姻，他做到了；国难当前，尽管有妻子儿女的牵绊，他不比祁瑞轩优柔寡断，舍小家为大家，他也做到了；即便是在后期的话剧创作当中，针对他的作品，其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是来自高层直到周恩来总理，他也并没有全部盲从，保留着属于老舍风格的作品，甚至当红卫兵用鞭子抽打的时候，他亦并非逆来顺受。这是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一个至少轻易不会弯腰的人，通常我们说的：死都不怕，还怕活吗？顺着这个思路，他尽管没有马寅初那般刚硬，但也不应该因为十几个粗暴莽撞的红卫兵而自动放弃生命。
　　 一个知识分子，最怕沦为绝望。当年王国维投湖的时候，死因众说纷纭，因为与溥仪有过过从，很多人断定他是为大清殉国，陈寅恪给出了结论，绝不是狭义的殉清，而是因为对于新文化的隔膜，一种文化的消亡使得那种文化的追随者无所适从；梁济的投湖也被误认为殉清，就更可笑了，因为他死的时候，清朝已经灭亡好几年了。作为一个对新旧知识都有相当涉猎的人，他并非排斥新事物，甚至也曾翘首期待的民国的体制会给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带来改变，可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只有军阀混战，只有生灵的涂炭和人心的散乱，他问已经在北大教书的梁漱溟，世界会好吗？隔日投湖，这是对国家前途的迷失。老舍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自信的同时也是广受喜爱的作家，最怕的应该是自己的创作陷入困境，自己被时代被火热的生活抛弃，当已成事实时，他距离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进入六十年代，老舍写得非常之少，最后两年好像只写了几篇散文，还有一些鼓词和快板之类，自己谋划很早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终未成稿，一部分是身体原因，最主要的是他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几乎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下去，没有一部作品不在讨论之列，修改之中。种种迹象表明，他已然成为一个跟不上时代，缺乏政治性的老作家，和北京人艺另外一个杰出导演焦菊隐一样，他已经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潮流所不屑化以至于淘汰，而且，作为一个备份，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尽管他当时在文化界的地位相当之高，人脉依然很广。
　　 很多喜欢沈从文先生的人也觉得可惜，怎么沈先生建国后之后就没好小说呢？其实，他写过，而且正儿八经地写过，结果小说写得既和时代不搭边，也没有半点属于沈从文的特质，不是不写，是写过了使命也就结束了，疏远文学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脚步跟不上。老舍起初没有这个顾虑，一来，他不比沈从文的内向与腼腆，他天生会与人打交道，朋友遍天下，上可通达最高层，下和一般老百姓称兄道弟，他回国都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二来，他始终觉得自己本是贫苦人出生，只是机缘巧合才读的书，他和工人阶级、农民在成分是相差不多的，你们斗地主、斗资本家怎么可能会轮到我头上？另外，他是发自肺腑地热爱着新生活，他要始终拥抱新生活，主动讴歌新生活。于是，建国之初，他的创作犹如井喷一般，见到北京的臭水沟改造，他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龙须沟》；“三反五反”的时候他写了《春华秋实》，还有著名的《茶馆》以及一直在写的《正红旗下》，此外还有不间断的一些小品诸如快板书、鼓词、随笔散文等等。姑且不说老舍还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行政职务，他当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有着太多的会议和应酬，仅他所着力的话剧并不是剧本写好就万事大吉，从第一个字开始，到正式的大幕拉开，他是全程参与的，他还具体到指导演员的表演，比如太监说话得漂亮等等。其间是永无休止的修改，在他那里数易其稿只是家常便饭，他的任何一部作品其实都是无数次的创作，这样一算，他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始终在高速的旋转之中，看起来很惊险，却意外地因此而保持平衡。
　　 后期，一些学者在探讨老舍死因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观点，他本可以不那么努力。这话是有道理的，很适应，但是性格又是谁能轻易改变的呢？说这话的人也并不是从完全消极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回过头来看，那个沸腾的时代，可能还真不大适合一名优秀作家的攀登，至少不一定适合那样状态下的老舍，其实理性地来说，那十几年，老舍尽管写了那么多，真正能经受历史考验只有《茶馆》而已（当然，《正红旗下》未完），不是作家能力的枯竭，而是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龙须沟》，那边是在臭水沟改造，可是人家还没有改造完，剧本就出来了，是不是很仓促？作品出来之后，褒贬不一，有说很好的，紧密地贴合了时代，《人民日报》社建议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有说不好的，文艺性太弱，政治性太强，不赞成“人民艺术家”的称谓，最后还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发话，这是写北京市的，我北京市给他发“人民艺术家”的牌子，所以，他只能算是北京市的“人民艺术家”。一个作家，一开始就置身于时代的中心，受关注度自然很高，最后往往会被创作以外的因素所牵引，结果越来越偏离自己。
　　 最突出的是《春华秋实》的创作，配合的主题是“三反五反”，老舍是快手，第一稿很快就出来了，然后是讨论和修改阶段，先是演员修改；然后导演再改，再然后到工人群众当中去改；到机关单位去改；到民主人士当中去改；然后，在排演的的时候，迎来更大面积的改动，导演看了要改，群众代表看了要改，工人看了要改；剧院领导看了要改，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提建议；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提建议；胡乔木同志看了有指示；周总理看了也有指示……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一位参与其中的领导、同志、工友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都在竭尽所能地位歌颂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更是以非常温和的态度和广大演职人员在交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备受温暖。问题是，这样改下去，姑且不论众口难调，这还是原来的作品吗？我是真佩服老舍先生的涵养，非常谦逊，不急不躁地一共改了十七稿，批改的文字达五六十万之多，总算没让作品难产，在当时也算取得了成功——也只是当时。
　　 成功之后，要逐级写感谢信，我仔细地读了给各单位以及各领导人的感谢信，虽然情真意切，可委实不易，既要真诚，还得有区别性，不像咱们这些小部件单位，写个什么感谢信百度复制粘贴就可以的，他们当然不会，也不敢。
　　 不过稍显幸运的是写感谢信这些事老舍就不要动笔了，那是人艺的事情。
　　 对于老舍来讲，这如此之大幅度的修改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消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对于自己产生了怀疑，感觉到自己的无力和无助。他曾经和别人微微地叹着气：我跟不上了。这句话广外流传，这不是他的幽默与自谦。对于他那面目全非的剧本，当最后大家认为剧本的名字都要改的时候，他作了最后的坚持，顶住了所有的压力。我不知道那个名字究竟有多重要，只是从最基本的立场去判断，如果连名字都不是他的，那还是他的吗？
　　 或许，在那个时代，作者是谁根本不重要，落款为“集体创作”倒更符合当时的潮流。汪曾祺写《沙家浜》也是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的，这点我们这代人很能理解，但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未必能适应，老舍反复说得“跟不上”不知道是不是也包含着这层意思？
　　 作家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事情，应该不抬杠。作为讴歌新生活，礼赞新时代的主题，老舍与大众并没有最大面积的接触，即便是体验生活，也多半浮光掠影，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之当时冒进的气候，大跃进期间，人艺的目标是一年演九百多场，可谓匪夷所思，然后只能把汽车站上下车打一段快板都算上，一天好几次。老舍的经历是先接到一个主题，演员就在前面等着，想一点就排演一点，十天之内完成一个剧本。他跟得上吗？他当然跟不上。
　　 老舍清楚自己熟悉的才是自己拿手的，他忽然想起了老北京，想起了自己的《骆驼祥子》，就想动笔写一个《骆驼祥子》的续篇，假定祥子参加了革命，成了共产党的政委，然后带领部队打回来，这样既能写自己的熟悉材料，又能与时代融合。可当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别人给他作了一个推算，说年龄对不上，祥子早该老了，他怅然若失，想法搁置。